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简称二战。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少数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7000余万人，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都很重要的，但美国的援助只是催化剂，加快了日本的兴起。更主要是自己，首先日本思想解放，敢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向他人学习，国家开放程度高。二战后，日本由于不能发展正常军备，因而有更多的钱投放在经济领域，使得经济快速发展。政治上实行开明政治。还有就是日本地理位置比较好，岛国，四面环海，多优良港口，利于发展贸易。并处于美国战略遏制中国的第一道链上，加大了美国对其的扶持。但日本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战略打压，造成日本经济不景气20多年，所以美国的扶持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因而不具有全面性。归根还是自身原因。
联邦德国犹如涅槃的凤凰，不仅很快走出困境，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进入了经济腾飞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德国再次实现统一，同时在联合起来的欧洲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德国的重新崛起，得益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但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纳粹政权的恶行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联邦德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在大部分德国城镇，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火车站和公共事业设施被毁。粮食供应紧张，燃料缺乏，饥饿和寒冷成了居民的主要威胁。以矜持著称的德国人，甚至会在田野里与野狗争夺一块发霉的马铃薯。通往农村的火车车厢外，常常扒满了前去觅食的逃票乘客。由于货币作用降低，买东西必须使用购货证，香烟成了抢手货，往往成为物物交换中的计量单位和不等值物品交换中的“找头”。不少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德国充满敌意，视其为不可救药者。
然而，联邦德国犹如涅槃的凤凰，不仅很快走出困境，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进入了经济腾飞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德国再次实现统一，同时在联合起来的欧洲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德国的重新崛起，得益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但文化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联邦德国的忏悔文化不仅逐渐消除了周边国家的敌意，也在潜移默化中教育了本国民众。由于纳粹政权长期实施文化专制主义，一直大肆宣传德方在战场上的“辉煌胜利”，不少民众深信不疑，更加难以接受当时世界舆论对全体德国人“集体过错”的说法。这时，部分德国知识分子承担起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的重任。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德国就出版了数本反思性著作。欧根·科贡的《党卫队国家》一书，条理清楚地向读者揭示了党卫队的真相；雅斯贝斯的《罪责问题》一书，提出每个德国人都有道德罪行和抽象罪行，都应该进行深刻反思；著名历史学家迈内克出版了《德国的灾难》一书，指出纳粹政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德国长期以来未能将精神与权力、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联邦德国成立后，阿登纳以政府总理的身份，于1951年9月公开发表声明，向纳粹政权的受害者道歉，并呼吁“德国人民有责任作道德和物质上的补偿”。然而，随着联邦德国走向经济繁荣，全国上下出现了集体“健忘症”，大多数德国人似乎忘记了纳粹时代的暴行。于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政府、宣传机构和教育机构开始重视 “战争记忆”，鼓励人们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广泛揭露纳粹暴政，吸取历史教训。1970年，时任总理的勃兰特向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下跪，更是把忏悔文化推到了顶点。
其二，联邦德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有效提高了本国的综合实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其他国家对 “德国崛起”的不良反应。战后德国的特殊地位，使其必须要寻找一条特殊的强国之路。突破口之一就是文化。在百废待兴的年代，恢复经济、填饱肚子无疑是当务之急，但德国人还是把重建文化放在重要位置。战后初期，各地的小剧场、歌舞厅、报告厅等就开始涌现，仅柏林一地就有2000多个，大多没有暖气，饥肠辘辘的参与者在寒冷中听报告、看演出，乐在其中。1951年，德国首次在柏林举办国际电影节，向各国伸出友好之手，同时展示本国新影片。出版方面，为应对经济困难，开始推出简装书，甚至是不用装订的折叠书。同时法兰克福取代莱比锡成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心，1946年在那里建造了国家图书馆，1949年起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图书交易会。各地图书馆大增，短期内数量就翻了一番。精品小说《浮士德博士》(托马斯·曼著)、著名杂志《明镜》周刊，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1950－1960年十年间，联邦德国新建的学校，比1945年以前85年内建造的总数还要多。
其三，联邦政府积极参与 “欧洲联合”，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榜样在先，德国人在战后两极对立的格局下追求欧洲联合，本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然而，法国人的仇视，以及作为联合第一步的“欧洲煤钢联营”，其直接目标是在战争物资的生产上捆住德国的手脚，这道坎却不是每个德国人都能轻松迈过的。然而联邦政府经受住了考验。阿登纳强调：“在当今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我决心使德法关系成为我的政策的核心。”从1968年起，欧共体开始实施共同的农业政策，组建农业共同市场。共同体农业生产者在出口农产品时，可以得到出口补贴，金额相当于共同体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由于德国的出口品主要在工业领域，因而基本上享受不到补贴，成为共同体资金的净贡献方，但为了欧洲的共同利益，它勇往直前。
其四，联邦德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坚持自己的道路特色，获得了平稳发展的制度保障。在神圣罗马帝国前期，德国处于欧洲的领先地位，德国的道路就是欧洲的楷模。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法国的启蒙运动领先了，德国从此陷入思想文化上的困境：究竟是紧跟西方，还是坚持自己的独特道路？纳粹制度的溃败，似乎证明了德意志独特道路的失败，战后初期西占区的民主化改造，也在力图消除德国的特色。然而，联邦政府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制度和经济上坚持市场原则的同时，推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由于坚持国家的适度干预，尤其是在其他国家大搞赤字财政时，德国坚持货币的稳定运行，从而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普遍受困“滞胀危机”时，德国得以遭受最小冲击。（郑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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