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策划的价值定位
从策划学角度看，所谓策划，是指以既定目标为起点，根据有关信息的分析，制定策略以及具体实施细节，以求目标之实现；它还包括对实施结果之评估，以备今后策划作参考等意义。策划一般由策划者、策划依据、策划手段、策划对象、策划效果评估等因素构成。
深度报道的特性，决定了它首先是一种深层次的新闻挖掘。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对某一事件或现象的记录或叙述，还必须探究这一事件的原因、结果甚至未来的趋向。这是深度报道必须进行选题策划的基本前提。除此以外，选题策划还以最佳效果为出发点，寻求符合自身价值定位的特质。在我看来，深度报道除了通常所说的新闻五要素之外，其“价值”特质还包括：
1、事实的独特性。新闻对于受众来说，存在一种“新奇律”，越是个性独特、超出人们的经验范围，其吸引“眼球”的兴趣就越是浓厚。尽管这可以在逻辑上被归类，但它不是过去事件在平面上的重复，必有其量的积累的显著性，特别是超越常规的突进性。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事件或问题可能改变某些地域、人群的处境，留下事物发展的新记录；
2、关注者范围广。即深度报道所关注的对象，通常对社会具有广泛的震撼力，或者容易提醒人们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或者容易唤醒人们的良知，或者容易激起人们的共同兴趣。它的受众不以地区衡量，而以国家乃至全球的尺度来衡量；
3、对未来的影响力。深度报道中的事件除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影响，还对现存体制、规范、秩序构成冲击，引起社会对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反思；
4、重复性宣示。所谓重复性宣示，“是指最新报道中的重要内容或部分内容是对过去报道的重复。这种重复不是疏忽所致，而是故意所为，意在明确宣示一种意图，其新闻眼不在事实的最初发生，而在已经发生的事实被延续这一时间点上，因为这个时间点的社会背景是新的。”[1]
深度报道在本质上是一种“视点新闻”，而从选题策划角度看，它的实现又有赖于“视点”的发现和“视点”的定位。前者主要表现为题材的甄别和发掘问题，后者主要是对题材的处理和思维方式问题。这里分别作出回答：
（一） “视点”的发现
即新闻源（信源）的发现和寻找。一般来说，深度报道的新闻源，可以从以下途径考虑：
第一类是影响全局的突发事件。它的每一个变化都牵动人心，是记者们的遭遇战。如伊拉克战争报道、自然和社会灾难、政变等。
第二类是历史性事件的开始或终结。它有里程碑意义，具有时代的标志性。如香港回归、修改宪法。
第三类是例行的重大会议或活动。这类会议或活动，通常依据多数原则或国际准则决定政治、经济、社会大事，程序性强。如国内的“两会”、国际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重大庆典等。
第四类是被舆论炒热的社会“焦点”。其原因和结果往往扑朔迷离，引起受众广泛注目。如政治明星的绯闻、各种“非人道”事件。
第五类是具有潜在价值的“冷点”。“冷”与“热”是相对的。一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的命运故事、一些“司空见惯”的家长里短等等，尽管不太受人关注，但如果记者潜得下去，进行观察和思考，就能从“冷点”中发现新闻“亮点”，并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
第六类是综合反映目前一系列相关事实，形成综述、系列报道、述评性报道。如以、巴冲突、西部大开发等等。
“视点”的发现，要求记者具备高度的敏感和洞察力，特别是对具有重大发掘价值的题材的鉴别力。总体上看，“视点”的最终形成，是由题材的质量、记者思想的穿透力、受众的关注度三者合力地凝聚而成。
（二） “视点”的定位
根据记者的经验，“视点”的策划和定位主要有以下一些思维方式。
一、消息延伸展开视点。深度报道的选题多数是媒体报道过的，确切说是从消息中延伸而来。在日常报道中，由于时间、体裁所限，一般的消息报道做得不深、不透，甚至只是一语带过，这就为深度报道留下二度开掘、组合的空间。
二、新闻捆绑凝聚视点。深度报道的本意在于延伸人们对某一问题、事件的多重认知，因而围绕某个问题、事实作多点、多侧面报道，便能拓展人们的感悟和认识。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新一代深度报道要摆脱“深”而不“新”的尴尬，以记者分头“抢”新闻，然后在某一主题下构成版块式的新闻组合，是一个办法。其模式是：主要版块是受众喜爱的最新消息的集纳，构成对一个个新闻事件或现象的叙述和记录，体现新闻的本意，至于言论、访谈、相关事件链接、背景资料等都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把这个核心做深做透，形成主要版块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三、重大题材预设视点。策划本身就有主题预设的含义。对于一些预先可知的重大事件，如奥运会、三峡发电等，这些事件是有大致日程安排的，记者就可以在“视点”到来之前，提早收集材料、进行采访，形成一整套报道预案。以《北京晚报》“每日视点”为例，国庆50周年报道，“每日视点”提前9个月就动手了，一组老照片、一个《寻找开国大典历史瞬间的人》的倡议，引起北京人的热烈响应，热线电话铃声不断，热心读者亲自送来照片，一个新颖别致的创意把50周年国庆的喜悦与激动早就播撒进读者的心。读者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了，也使整个报道不断被新的事件和活动引向深入。[2]
四、再度发掘创新视点。现代传媒竞争激烈，要寻求“独家新闻”已是奢望。而新闻理论又表明，二度开掘新闻源，从而形成独家视点和思考则同样可以体现“独家新闻”。一个成熟的栏目应该建构自己独特的反映世界的视角，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新闻中的新闻。《杭州日报》推出的专事深度报道的视点新闻版曾再度挖掘嘉兴本地新闻，发表《怎么，猪也要吃兴奋剂？》，反映的是当地有一个地方40余人发生食物中毒现象，经公安部门侦察，是因为吃了米粉后中毒的。当地媒体也作了报道，但仅此而已，原因没有深究，似有难言之隐。“视点”记者了解到，原来这种米粉掺了一种叫“瘦肉精”的兴奋剂，这是不法份子添加在猪饲料里的。记者觉得这是关系到百姓菜篮子的大事，马上前往嘉兴采访，公安部门证实了这个事情，同时得知，这种饲料是萧山某厂生产的。于是记者又到萧山暗访，弄清基本事实后，又走访了有关专家，清楚了“瘦肉精”是怎么一回事，对人体有怎样的伤害。这篇围绕“瘦肉精”为中心的报道出来后，引起了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浙江媒体的新一轮热炒。
五、逆向思维生成视点。媒体跟紧“热点”，符合人的正常心理，但“跟紧”不是盲目爆炒，仍必须抱着审视、冷静、客观的心态去分析沉潜其中的意义。所以新闻界提倡“热新闻”之中 “冷思考”，才可能避免因短期行为，而失去新闻的本真。以伊拉克战争报道为例，媒介对事件的“随动”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分的热情而迷失判断的方向，以至受众在海量的信息和媒介的失真报道前无所适从，这就客观上会造成媒介公信力的下降。深度报道的本质也告诉人们，惟有从正、反两方面告知实况，并有足够的理性和智力判断事态走向，这样的“视点”才可能是深刻的，并且会引起受众的更深入的思考。
二、一个公式：选题策划的操作模式
选题策划有没有规律可遵循？显然是有的。我们承认，新闻活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选题策划也是不断投入智力的创造性过程，但我们也认为，由于新闻运作有一定的程序性，事物本身也有一定的规律，因此在某种新闻理念的支配下，倘能形成一种对策性的操作模式，必然对于提高新闻报道的效率大有裨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总结选题策划的“公式”就显得无可厚非了。
深度报道的内容和价值的定位思考，决定了它有一整套有别于常规报道的操作套路：从内容上看，一篇深度报道不仅要求一个新闻作品的新闻题材、新闻角度和新闻主题能够推陈出新，而且对新闻角度和新闻主题有细化和深化的要求；从形式上看，深度报道通常是一种版块式的新闻组合（独立文体深度报道和组合文体深度报道只是在组合的方式上有差异），它一般都围绕一个事件、问题的核心展开，关键是把这个核心做深做透，相关资料链接则是必不可少的补充。根据这两个方面，一篇深度报道的完成，关键是对这个“核心”的把握，而在前期阶段，主要就是“视点”的发现和定位问题。
不妨打个比方，媒体上的深度报道就如同许许多多埋藏在地下的黄金，记者如同掘金人，怎样才能把这些黄金挖掘出来？高效率的思维方式是：1、确定开采黄金的最佳路径（重要时段）；2、圈定埋藏黄金的最佳地域（题材范围）；3、通过最佳角度开采出含量最大的黄金（角度选择）。显然，这种思维方法具有科学和方法论意义。
随着深度报道的量的积累，一些善于思考的记者已经在理论上对选题策划作出总结。他们意识到，选题策划不仅仅是看到或找到别人没有看到或找到的事物，而是通过对一种系列方法的分级深入，完成对具有最高传播价值的新闻的挖掘。在这一过程中，新闻策划贯穿始终，其执行人既是记者、编辑，还是新闻业务部门的管理者。从这个高度认识选题策划，就从单纯的题材发现提高到体制性新闻运作的高度进行认识，并由此总结出一种结构性思维模式。
《重庆晚报》记者陈兵对深度报道的选题策划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总结的“公式”是：发现新闻 = 重要时段 + 题材范围 + 角度选择。
对于这样一个公式，与其说它是一个“发现”，不如说是记者在试图寻找一种更适应媒体变化的方法，目的是更深入地思考深度报道的“视点”的发现和定位问题。这里的“发现”，实际上是题材策划，不妨透视这个“公式”：
1、重要时段
可分为大时段（即促成深度报道事件发生的各种因素）和小时段（事件发生的各个阶段）根据不同性质的分类，大时段可以分为：季节性时段（因特定季节衍生新闻的时段，如节日黄金周、高考、学校寒暑假等）、政策性时段（国家或本地新出台政策引发新闻的时段，如政府官员引咎辞职规定、高考取消对考生年龄和婚姻状况限制等）、事件性时段（重大事件引发相关报道的时段，如彩虹桥垮塌引出系列热点报道）、灾难性时段（天灾人祸引出的新闻时段，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地震灾害等）、链接时段（外地、外国新闻与本地具有联动性质的新闻时段，如国外“红牛”导致瑞典人死亡事件，引出功能性饮料是否安全以及市场对此的反映等报道）、活动性时段（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式新闻时段，如申奥成功、房屋交易会等）、热线时段（新闻热线等引出的新闻时段，如热线中反映学校暑期违规补课现象突出等）、显著性人物时段（知名人物动态或平常人物反常举动引发的新闻时段，如刘晓庆偷税案件、幼儿园里的男阿姨等）。小时段是指新闻发生的具体阶段，相当于一个大系列报道中的一个个部分或系列报道中的一个个小高潮，如张君案件发生的各个时期，包括发生时期、审讯时期、审理时期、审判时期、执行死刑时期等。须注意的是，对于公式中的“重要时段”，应很好结合大小时段所表现的不同内容进行整合，如果分离开来，“发现新闻”就不具有策划功能，深度报道也就不会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对于记者报道来说，“重要时段”的概念，其意义为：1）在时间上对新闻“视点”的发现给予提醒；2）对报道的切入时间予以认定；3）缩小搜索最高价值新闻的范围。
2、题材范围
题材范围是指构成深度报道的诸多材料，包括具体的事件、人物、问题或现象等。这里的“题材范围”，还特指记者分跑的“口岸”范围或采访某一专题所涉及的领域。
记者在日常报道中，通常会形成较为固定的分跑
“口岸”。他们应该对自己所分工的范围有一个全面了解，根据这种了解的深度与广度逐步建立并完善“题材范围档案”。在具体的实施题材策划时，一般采取“点线法”逐层分列出具体的领域，如对交通问题进行深度报道，就包括：大范围的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索道、地铁等
→ 小范围的长途客车、公交汽车、出租汽车、高速公路等
→点上的各客车站、长途汽车客运公司、运管局客运处等。对于某一专题报道，因往往是突发性的切入，则通常需要在采访前做预案或迅速作题材范围的分解或分工。如以张君案件之抓获时段的题材范围为例，包括：警方——警方发布、执行抓捕任务的民警、看守所动态、警方知情者；目击——现场目击者（直接目击、间接目击）；相关对象——检察院介入动态等。记者脑子里越是储备较多的采访“线”、“点”，越可能挖掘出多方面的信息内容。
3、角度选择
角度选择，这里主要指大的角度的选择，也就是宏观上的报道思想。它依赖于记者的时事观察、知识储备，以及记者对某一领域的独特的研究或见解。简言之，角度选择直接地表现为深度报道从哪一个“点”去做的问题。
总体上说，这里的角度选择大体可以分三类：实用性角度、社会性角度和预见性角度。如交通采访，可以从与受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价格、品种、质量、服务等竞争的角度做（实用性角度），也可以从企业与生活相关的经营模式的社会性、经济性思考角度报道（社会性角度），或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交通为参照，着眼于未来交通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预瞻性角度）等。角度选择是个深层次问题，它受到媒介定位、记者认识、读者关注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这个公式，还需要综合起来理解。应该说，重要时段、题材范围、角度选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有什么样的题材，就会有什么样的角度，这是事实决定方向的问题，同时也说明对时段、题材的选择是否正确、深入，都会直接影响角度切入的准确乃至传播价值。反之，对方向（角度）、大小的切入是否恰倒好处，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对时段、题材的选择与开拓。总之，越是准确切入，就越会缩短发现新闻的路径，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到新的题材甚至是被湮没的题材。” [3]
三、选题策划与媒介机制
西方传播学者休梅克、瑞斯曾提出5种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1、来自媒介工作者个人的影响；2、来自媒介日常工作惯例的影响；3、媒介组织方式对内容的影响；4、来自媒介机构之外的组织对媒介内容的影响；5、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这5种影响因素中，媒介从业人员是最微观层次的影响因素，意识形态是宏观层次的影响因素，而由媒介组织方式和日常工作惯例等构成的媒介机制则是“中观层次”的影响因素。他们组成了休梅克和瑞斯所谓的“影响因素的等级结构”。[4](p264.)
深度报道作为构成媒介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直接受制于这些因素，而且其运作规则还隐含了这种“影响因素的等级结构”。以选题策划为例，属于中观层次的媒介机制就对深度报道这种结构化新闻操作方式影响深远，这主要反映在，选题策划不仅有意识形态的观念因素、记者的认识因素在起作用，还有媒介机制（如工作惯例、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等）体现其中。因此，选题策划从来不是个体性的主观臆想和人为设计，而是一种包括着采访、写作、编辑、出版、播出等一系列过程，是一种需要协调、整合的系统工程。
我们知道，在媒介的实际运作中，选题策划是一个“谋篇布局”的大文章。特别是重大报道和突发事件的报道，离不开灵活而高效的媒介机制运作，这就成了“组织策划”问题。一般来说，由于对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报道，往往可以衡量一家媒体的实力和水准，所以任何媒介都会十分重视，通常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并且建立起快速反应和创意策划机制。以新华社为例，其国际报道的组织策划由三个层次完成：第一层次，一般日常报道的组织策划由编辑室承担；第二层次，重大报道和突发事件报道由部领导和发稿中心负责；第三层次，特别重大的或者政策把关难度较大的报道由新华社总编辑室直接确定报道方针，有的还要请示中央。对于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宏观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预见的，另一类是纯粹突发不可预见的。第一类是多数，他们一般都提前研究，制定报道计划，调集记者组成前方报道组，后方由一位部领导牵头，部发稿中心具体组织有关编辑室落实，有些重要报道计划要经过总编辑室审批。总体来看，经过研究、策划组织、落实，可预见性重大事件的战役性报道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二类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新华社坚持24小时跟踪国际动态，一旦有重大消息，一方面根据其他新闻来源组织报道，另一方面立即通知分社跟踪采访。[5]这三个层次的组织策划机制，相应地会影响“选题”的形成和质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讲选题策划，主要适用于题材比较重大、具有二度开掘潜力、可连续跟踪报道、规模大而持续时间较长的战役性、组合性报道，以及新闻事件处于潜性状态可促使其向显性状态转化的题材等。并不是所有报道活动都需要耗时耗力地策划，更不能把策划滥用于所有报道。从本质上讲，“新闻炒作”就是盗用策划之名，将那些“琐碎、细小、空泛”、新闻价值不大的题材以煽情、爆炒、渲染等方式作泛化处理，其结果是破坏新闻舆论的生态，也必然影响新闻的公信度。
参考文献:
[1] 周庆.从“实战”看重大报道的策划[J].中国记者,2000，（9）.
[2] 苏文洋.“每日视点”如何策划选题[J].中国记者,2000，（3）.
[3] 陈兵.新闻发现：一种可以用公式掌握的方法[J].新闻导刊,2001,（4）.
[4]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
[5] 王树柏.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搞好国际报道的组织策划[J].中国记者,2001,（4）.
发表于《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