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侧面衬托，个性鲜明。
侧面衬托，就是通过对其他人物、事件的叙述和描写，来衬托主要人物。
恩格斯曾倡导“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在一部小说中或是一部戏剧中主人公或主角就是红花，次要人物和配角就是绿叶，这是一种衬托的手法。通过次要人物的活动来衬托主人公的活动和形象，从而达到塑造人物形象的效果。也就是说，次要人物可以将原本单调的故事情节衬托得活灵活现，凸现人物品质，表达思想感情，使主要人物更加鲜明清晰。在
《我的叔叔于勒》一文中对次要人物的着墨非常少，但他们却起了很好的衬托作用。文中的“我”面对穷困潦倒的于勒，还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这说明“我”是一个有同情心、正义感的人。在这里通过对次要人物“我”的简单描写，就把菲利普夫妇冷漠无情、虚伪自私的特点充分地衬托了出来。在
《变色龙》一文中，火红色头发的巡警叶尔德林也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从端着一个“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的筛子到报告“好像出乱子了”，从给警官脱穿大衣到两次对狗的来历进行判断，既表现出他忠实而驯服，又从侧面衬托了警官的专横多变、媚上欺下、见风使舵的性格。这样，通过次要人物的衬托来表现人物性格特点，使文章更含蓄、更客观、更有力。
二、牵线搭桥，推动情节。
在一些小说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往往从次要人物的眼睛里看出来；对人物的感受、评论，往往从次要人物的嘴里说出来。通过次要人物的见闻，把故事相关的情节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推动情节发展。他们的出现主要担当特定的角色，完成一定的叙事功用。如《
孔乙己》，在酒店这样一个场景里，充分发挥小伙计“我”的作用，通过“我”的耳闻目睹和感受，从几个方面来描写孔乙己的个性和悲惨遭遇。由于“我”担当的是只管温酒这样一种清闲无聊的职务，心里很烦闷，因此就有机会观察顾客们的动静，作品通过“我”的眼睛，正面描写孔乙己在酒店里的几个生活片段，突出地塑造了他那迂腐可笑、屈辱自尊的性格。作品又通过“我”的耳朵，听人家在背地里议论，侧面写孔乙己的屡试不第、偷书挨打，概括地介绍了孔乙己的身份、遭遇、癖好，并点明他性格形成的原因。“我”确实是个关键人物，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说出至关重要的话，做出重要的事，掀起轩然大波，把事件推向高潮。
三、渲染气氛，奠定基调。
很多小说会出现群众场面，这些场面中的群众，大多是不重要的次要人物。正是这些次要人物的出现为主要人物的活动提供了具体环境，起到了渲染气氛、奠定感情色彩基调的作用。《变色龙》一文中，围观者先是起哄看热闹——“还有人叫喊：‘别放走它！’有人从商店里探出头来，脸上还带着睡意。木柴厂四周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当厨师把狗领走后，他们竟然一下子对着首饰匠赫留金哈哈大笑。他们不敢嘲笑警官的多变，而只敢嘲笑倒霉的人——这样既让他们非常开心，又无丝毫的危险性。这样一群小市民，虽然脸谱各异，性情有别，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麻木不仁、愚昧无知、荒唐无聊、奴性十足。他们既为奥楚蔑洛夫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性格提供了典型场面，也展示了19世纪80年代
俄国社会生活中一副真实的画面，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在《孔乙己》中同样对“一群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孔乙己生活在众人的哄笑中，他在人们的笑声中登场，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表演，最后在人们的笑声中走向死亡。“笑声”贯穿着全篇，这阵阵笑声中透露出一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另一方面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无聊的逗乐和取笑，只有孔乙己到店“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表面上烘托了欢乐的气氛，实际上是以乐写哀，更令人悲哀，这使孔乙己的悲剧更笼上了一层令人悲凉的意味，进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冷酷。
四、升华主题，画龙点睛。
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不只和主要人物息息相关，也和作品的主题思想血肉相连。也就是说，次要人物的设置是为塑造主要人物服务的，更是为揭示小说主题服务的。小说对次要人物的刻画貌似平淡轻松，实则蕴含着厚重的力量，既增添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又起到深化主题、画龙点睛的作用。《我的叔叔于勒》写了菲力普的两个女儿、女婿。这些次要人物的描写，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势力无孔不入，渗透到资本主义的每个毛孔里，爱情也是以金钱为转移的，爱情也渗入了铜臭。
《范进中举》对次要人的刻画更是惟妙惟肖，中举前乡邻们对范进漠不关心，中举后乡邻们拿来鸡蛋、酒、米招待报录人，又到集上寻找范进，悉心照顾他。小说通过对次要人物的刻画，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有钱有势的人极力巴结，对无钱无势的人冷漠无情，从而有力地升华了主题。
总之，小说中次要人物往往着墨不多，但其地位不可忽视，他们是作者精心安排的角色，我们在学习中也要着力对次要人物的作用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小说赏析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