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伴随纸张、书籍的出现而产生；这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行业，亟待修补、保护的图书浩如烟海古籍修复保护承担着修护、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成果的重要使命 毛笔、竹签、剪刀、敲锤、锥子、尺板 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朱振彬打开他的工具袋。在国图古籍修复组的临时工作间内，四盏摄影棚使用的柔光灯箱将原本阴暗的地下室照得如同白昼，两位古籍修复师将成团的零碎补纸搁在灯下，与原书纸张的色泽仔细比对。 修复师正在进行《天禄琳琅》的修复工作 破损较为严重的善本 已修复完成的《宋板玉篇》 国图馆藏珍贵古籍《天禄琳琅》的修复工作就这样安静地正式启动。这是国图建馆以来继《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之后，又一项大型古籍修复工程。《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国图文献修复组的19位古籍修复师计划用3到5年，修复国图馆藏的270多部、3500多册中的十分之一。 古籍修复师，一个人们眼中陌生而略显神秘的职业。在那部捧红了乌镇的偶像剧《似水年华》中，黄磊饰演的文学青年为疗愈内心创伤，跟随朱旭饰演的书院院长修补古书，并遭遇了传统与现代的尴尬碰撞。 修复古籍与疗救创伤，并非只是文艺青年一厢情愿的浪漫对照。明周嘉胄所撰《装潢志》中记载：古迹重装如病延医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而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图书保护单位就以书籍医院为名，修复人员也被称为书籍医生。 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若非拥有这样的心性，不能成为修书良工。朱振彬将这一要求总结为三心：爱心、耐心、用心，而治病救人的道理也不外乎此。 在修复师的眼中，书籍的生命就如同人的生命。人会生病、衰老，书也一样，虫蛀、鼠咬、酸化、絮化、霉变，甚至脆化如酥皮点心、碳化成一摊粉末。而修复师的工作，就是为书籍诊疗、续命，让人类的文明遗产能存在得再久一点。 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伴随纸张、书籍的出现而产生；这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行业，亟待修补、保护的图书浩如烟海。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而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全国博物馆、图书馆内部的专业古籍修复人员已从不到100人增长为现在的近700人，却仍无法填补人才缺口，修补的速度远赶不上书籍折损的速度。用国图修复专家、非遗传承人杜伟生的话说：这一行路子虽然很窄，却看不到尽头。 片纸只字，认真对待 历史上修书曾是一个繁荣的行业。自宋代印本书盛行、装帧技术发展后，修书逐渐成为一项专门的手艺。在清末民初书市最繁盛的时候，一本名贵的宋元善本与琉璃厂半条街等价。修书老师傅们津津乐道的是书店伙计为老板采来一套宋本，换来琉璃厂两间门面，就此自立门户的故事。 嗜书如命的文人雅士也多会学几手装裱、修补技术，读书藏书之外，修书也是一种乐趣。鲁迅先生就是一例典范，在鲁迅博物馆里就陈列着修书工具：简单的划线仪器，几根钢针，一团丝线，几块砂纸以及两块磨书用的石头他也曾在日记中屡次提及琉璃厂淘书、修补装订古籍的经历，他所珍藏的一万多册图书品相完好，没有一册出现污损、破散。 那时的修书人，既是工匠、又是专家，学识未必丰富却目光如炬，一眼便能辨认书籍年代、真伪；而那时的文人有着爱屋及乌的惜书之心，对修书人也分外敬重。国图第一代修复专家张士达，就曾为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等先生修过书，著名文献学大师、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尊称其为国手，每有所获，必指名张士达来修，信任备至。 1980年参加工作至今，修了30多年书，经手过成千上万册古籍，朱振彬仍能一眼看出老师张士达的手艺： 古籍修复有一个特点就是书平口正,不能变样，书平整，像刀切斧砍似的，我的老师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一眼就能辨认。 张士达十六岁起就在琉璃厂最著名的古籍书店之一肄雅堂做学徒，后自立门户，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作为修复人才被招进国图前身北京图书馆。 《赵城金藏》项目、大量宋元善本由于早期档案制度不健全，究竟张士达等国图第一代修复专家修复了哪些目次，现已无从考证。但其工程量之繁琐，仅《赵城金藏》3500多卷，就从1949年至1965年。 张士达修书以精细著称，片纸只字，认真对待是他反复叮嘱学生的修书法门。据他的学生回忆，仅仅是修书前的配纸环节，他都会花上一两天时间，从补纸的纸性、颜色、薄厚，直至帘纹宽窄都力求与原书一致。有些古书因为年代久远，书籍边角由直角磨成圆角，张士达也不愿像一般的修书师傅将圆角补齐，而是保留磨损后的圆角，即便破损程度严重，也按照磨损后的式样补齐。 先生常说，看一部书修得好坏，不能看是否修复一新，要看是否古风犹在。 据朱振彬介绍，现在国图古籍保护方面最为重要的整旧如旧原则，就与师傅张士达的修书理念一脉相承。 朱振彬的工作台上摆着刚刚修补好的《天禄琳琅》中的一卷，当记者感叹整部书像没修过一样时，他显得特别高兴：修补古籍，如果听到别人夸赞，像新的一样,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讽刺。最好的赞扬，就是像没修过一样。 对每位修复师来说，听到这声赞叹后毫不掩饰的欣喜之情，正是将重复、繁琐的修复工作坚持到底的原因。 修补破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我修复古籍时，身心感到非常愉悦。如果离开古籍修复这个行当，身体也就不振作了。我若能为国家多修几本好书，使古老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才是最幸福的。张士达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修书生涯。 工序简单，关键在人 年届六旬的杜伟生，头发花白，目光却犀利明亮，带着常年修书磨砺出的老练精准。1974年退伍后杜伟生被分配到国图工作，谈起当年初入行的感受，他笑言在部队干了五年基建，架设桥梁、修建厂房，都是重体力活，而来到图书馆，当时就觉得挺好，终于能坐在屋子里工作了。 当年的战友进工厂、进学校，显然修书人这样一个常年坐冷板凳的行业，不是最优选择。既不像上一代出于生存需要做修书匠，也对古籍修复的知识价值全无认识，此前从未接触过古书古画的杜伟生坦言自己的入行完全是机缘，当时那代人不会想这么多。而这么一入行，就是40年。 跟着老一辈的师傅们学了九个月手艺、又在北大花了一年时间进修文献知识，从普通书籍装订做起，杜伟生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渐渐上手，至上世纪90年代，《敦煌遗书》工程启动时，已经是修复组组长。 修复工序说来繁琐，其实就那么几道，工具也是人人可以上手。很可能穿线、揭纸，你们年轻人比我灵巧得多。杜伟生认真地说：但关键在人。 杜伟生非常推崇张士达所代表的认真与精细。 当年和张士达共事的老师傅们常常不理解，觉得慢工磨出的细活价值不大，出身书铺的他们，一路受过的训练都是出于书铺生计考量，以卖书为准，认为修复就应当求快。 这种不理解在老一辈修书人身上时有发生，荣宝斋的裱画师傅曾经到上海图书馆辅助整理书画，最后争执不下，南方师傅嫌北方师傅干活粗糙、北方师傅嫌南方师傅不够利索。杜伟生认为，这与气候、文化的南北差异密不可分。北方的干燥气候适合动作直爽利落，装裱风格大气磅礴，而南方阴雨连绵，适合精工细作，于细节处见精巧。 修书同理，看似重复着查漏补缺的工作，实则精巧非常，务必要从各种可能造成影响的方面入手分析，才能做出恰到好处的判断。 大英博物馆处理馆藏敦煌遗书，曾使用过塑封、丝网加固等方法，甚至为了上墙考虑，将原本图卷并不规整的遗书拉平装裱上墙，对遗书本身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提起这些杜伟生连连摇头。杜伟生回国后全面展开《敦煌遗书》修复工作时，不破坏古籍原貌的最少干预原则贯穿了修复全程。 古籍修复保护已不再是当年以卖书为准绳的工作，而是承担着修护、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成果的重要使命。修书40年，接触的书籍越来越珍贵，杜伟生觉得自己胆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对书籍充满敬畏之心。 杜伟生常说这份工作救的是书命，可与书籍医生的神圣感、使命感并不相称，杜伟生也常常在这份工作中遭遇到冷眼。不受重视、被人视作修书匠人，甚至在全国性的行业会议上，也常有专家质疑：古籍修复师做的不过是修修补补的活，这个行业就不该有高级研究员职称。 与书的实体打交道，研究书籍的物理属性，怎么就是雕虫小技、不能称为学问呢？没有书的物理存在，书中的精神、文化成果又如何能得到延续？这也是杜伟生一直困惑的问题。 甚至曾经共事过的修书人，也曾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下海开出租。杜伟生对此表示非常理解，修书已然不是一个能够适应市场的行当：哪位书商愿意花大价钱将书修得看不出修过呢？ 书籍之道如何存续 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古籍修复班，杜伟生带了十几届。而每一个班级中，能走出一两个继续做修复的人才，已是不易。 朱振彬的估计更为具体：说是不到700位修复人才，对应五千万册古籍，保守来说有二千万册要修，700人修二千万册要一两百年，但是一两百年以后书可能又破损、老化了，而且700人里面不是所有人都能修，所以说量要上去，同时也要培养一些修复方面的高、精、尖人才。 朱振彬屡被问及修复人才最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当然首先要坐得住。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记者，会以为搞修复只需要坐得住。朱振彬略显无奈，我们招收的人才中，有学化学的、有学印刷的，也有学美术的需要各方面知识的融合。 我们现在最看重心理素质，最重要的是，不把生活中的情绪带进工作。朱振彬和杜伟生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 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必要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杜伟生曾修复过一件破碎成三百块残片的手卷，正屏息凝神拼补得头晕眼花，身边一位同事撂下一摞古籍，掀起的气流直接将残片扫至地上 这样重头来过的瞬间，对修复师来说是古籍修复工作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很多人就觉得做这个有一些传奇的经历，其实做这个工作恰恰很平凡，做古籍修复工作不允许心情有大喜大悲，这都对书不好。要求修复古籍的人要平和。心静如水、心细如发。朱振彬总结道。 虽然人员数量翻倍，但古籍修复还得要口传心授。古籍修复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必须要坐在师父旁边，靠师父传、帮、带，潜移默化得提高，不是上一个月、两个月的班就能够(达到)，那些是泛泛的东西。 朱振彬就是这样跟随师父张士达，从技艺学习到饮食起居，与张士达师父朝夕相对，学习了两年之久，他深信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力量。 自2013年起，国图首次恢复了一对一师带徒的传统。 1987年出生的崔志宾是修复组年龄最小的修复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史专业硕士毕业之后来到国图文献修复组工作，成为国图第一个有一对一师傅的年轻学徒。工作满一年的她，已经在朱老师的带领下，接触《天禄琳琅》的修复工作。 师傅在你旁边，你哪儿做得不对的，立马就告诉你。比方我锤书的时候，铛得一声，声音不对，他离得很远都能听出来，然后看你一下，示意你力气使大了。锤狠锤轻他都能听出来，有没有穿透，他能听出来。说起工作，小崔满脸兴奋。 也有人质疑我们让年轻人参与《天禄琳琅》的修复，怕他们修不好，朱振彬表示，但这非常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我们这代年轻人最大一个感触就是，去单位也好、去公司也好，工作就是感觉在不停地输出你的知识，你给对方的单位做贡献，然后拿一点工资。小崔不止一次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出自己的这一感受：我觉得我是不停地在吸收，这是我从事这份工作最大的收获。 我没觉得我贡献出了什么。在价值更为多元化的时代成长起的一批人，小崔更注重的是从工作中收获什么：我修的书肯定不是最好的，也肯定不是终结版。因为可能再过一百年，这个书肯定是要重新再修，因为它上的糨糊什么都失效了。但是你有限的生命当中你学到的就是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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