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

Question

唐玄宗时期有什么忠臣被他囚禁过或是软禁过？
唐玄宗时期著名文武官员的详细资料？
唐玄宗时期有什么名字或是世外高人？
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囚犯，还有世外高人。。。。。打错字了，名人或是世外高人。。。。根据答案酌情加分，大哥们帮下忙

Answer 1

等相互串联，一举剪除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传位中宗。时姚崇任灵武道大总管始终是勾心斗角的。据传说，姚崇临死前，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头，立即刊刻。他比我要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姚崇诸子如姚崇所嘱办理，得到了他所撰写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

姚崇同另一些当代名人的关系也不甚协调。在贬张说为相州刺史时，—另一宰相刘幽求也被免职。刘幽求很是不服，有人告他的状，说他“有怨望语”，就是说在背后说怪话，发牢骚。玄宗下诏追查-，姚崇等人以和解的姿态劝说玄宗道：“刘幽求他们都是功臣，乍任闲职，稍微表现沮丧，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功业既大，地位又高，一旦被送进监狱，恐怕要引起很大的震动啊!”结果刘幽求被调出京城，去做睦州(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南)刺史。姚崇等人的上述一席话，表面上是保护刘幽求，实际上是证明了他确有“怨望”之罪。史书说，姚崇对刘幽求是素怀嫉妒之心，看来是有根据的。魏知古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其功劳、地位、身望与姚崇也不相上下。他原是姚崇所引荐，后来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地瞧不起他，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去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魏知古心怀不满。姚崇有两个儿子在东都做官，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亲提拔过的，就走魏知古的后门，谋取私利。魏知古到长安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报告给了玄宗。有一天，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怎样？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话中有话，就采取主动，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在听了姚崇道出真情后，很是高兴。玄宗又问姚崇，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说：“在魏知古社会地位很低时，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我的儿子蠢得很，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认为姚崇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觉得他有负于姚崇，要罢他的官。姚崇又请求玄宗说：“我的儿子胡闹，犯了法，陛下赦免他们的罪已是很万幸了，若是因为这件事而罢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而这样做，这就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然而魏知古还是左迁为工部尚书。
张九龄
张九龄(673-740)

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唐代有名的贤相。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及她们的党羽们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是唐王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

求实务实 政绩可观

姚崇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实干家。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贞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种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进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其所著《朝野佥载》中又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姚崇在围攻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而是在不久之后就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姚崇的一个部属犯了法，玄宗要惩办，姚崇想保护他过关。恰好遇到京师大赦，玄宗特意把这个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机智的姚崇发觉，玄宗此举，目的已不在这个罪犯，而是在他本人了。于是就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举宋景以自代。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见宰相宋景、苏颐，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死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服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了大约有点不以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来，问道：“我临近从京都出发时，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其实，太庙殿本是前秦苻坚时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蠹难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绍了这一实际情况，接着又说：“高山含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应摧折。这次太庙倒塌恰好与陛下东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为陛下要出行而太庙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东西两京，相距不远，关中收成不好，增加粮运，人民劳苦，故陛下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行幸，并非无事笼络人民。何况东都各部门已都作好准备，不去将失信于天下。”最后他提出：一、将神主移到太极殿；二、重新建造太庙；三、皇帝东行计划不变。玄宗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说的正合我意。”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死去。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子侄们。说他自己知止、知足，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人总是要死的，他之死乃自然的归宿。其次，他将田园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得一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他所“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所以仿效前人，将遗产预先分好，以绝后争”。第三，要薄葬，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第四，是反对宗教迷信，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要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他也要求自己的子侄们及子孙后代也走他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综观姚崇的一生，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着眼于现实，那些高居社会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在他眼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有一次，姚崇问他的僚属：“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僚属未答。姚崇自己说：“可否比得上管仲与乐毅？”僚属说：“管、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追问：“如此说来，究竟可以与谁相比呢？”僚属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对于这种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而是感到高兴，他将拿在手中的笔投下道：“救时之相，难道容易得到吗？”

好弄权术 为人权谲

作为救时宰相，姚崇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坚忍不拔，政绩可观，是很值得称道的；但在涉及到他的为人品德方面，就不那么始终如一、那么厚道了。所以史书批评他“权谲”，就是好弄权术，滑头，耍小动作的意思。

开元元年(713年)，姚崇从同州到新丰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现任宰相张说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别人对他进行弹劾，玄宗不听。张说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点丢掉脑袋。姚崇当上宰相，张说恐慌起来，想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的后门。姚崇要抓住这件事对张说进行报复，但又不直接加以揭发。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作有病状，玄宗叫住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脚坏了。”又问：“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个忧虑，痛苦倒不是在脚上。”玄宗又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秘密乘车出其家门，恐怕要坏事啊!所以我很担心。”张说宰相当不下去了，被贬为相州(治所在今河)匕临漳县西南)刺史。在姚崇的同时代人中；张说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勾心斗角的。据传说，姚崇临死前，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服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头，立即刊刻。他比我要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姚崇诸子如姚崇所嘱办理，得到了他所撰写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

姚崇同另一些当代名人的关系也不甚协调。在贬张说为相州刺史时，—另一宰相刘幽求也被免职。刘幽求很是不服，有人告他的状，说他“有怨望语”，就是说在背后说怪话，发牢骚。玄宗下诏追查-，姚崇等人以和解的姿态劝说玄宗道：“刘幽求他们都是功臣，乍任闲职，稍微表现沮丧，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功业既大，地位又高，一旦被送进监狱，恐怕要引起很大的震动啊!”结果刘幽求被调出京城，去做睦州(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南)刺史。姚崇等人的上述一席话，表面上是保护刘幽求，实际上是证明了他确有“怨望”之罪。史书说，姚崇对刘幽求是素怀嫉妒之心，看来是有根据的。魏知古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其功劳、地位、身望与姚崇也不相上下。他原是姚崇所引荐，后来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地瞧不起他，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去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魏知古心怀不满。姚崇有两个儿子在东都做官，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亲提拔过的，就走魏知古的后门，谋取私利。魏知古到长安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报告给了玄宗。有一天，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怎样？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话中有话，就采取主动，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在听了姚崇道出真情后，很是高兴。玄宗又问姚崇，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说：“在魏知古社会地位很低时，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我的儿子蠢得很，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认为姚崇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觉得他有负于姚崇，要罢他的官。姚崇又请求玄宗说：“我的儿子胡闹，犯了法，陛下赦免他们的罪已是很万幸了，若是因为这件事而罢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而这样做，这就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然而魏知古还是左迁为工部尚书。
张九龄
张九龄(673-740)

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人，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唐代有名的贤相。他的五言古诗，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对扫除唐初所沿习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

少聪慧能文，弱冠登进士，为校书郎。又登“道侔伊吕”制科，为左拾遗。他曾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宰相张说重其文才，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723）被任为中书舍人。及张说罢相，受累外迁。十九年，玄宗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迁中书侍郎。二十一年，以中书侍郎为相。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遂兼河南稻田使。

时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谋废太子李瑛而，近来，亲近佞幸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玄宗说：“对于这种现象，我早就是切齿痛恨的。”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家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它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玄宗说；“愿意这么做。”第七，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玄宗说：“我一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不安，又怎么敢再这样干呢？”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互相笋敬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第九，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玄宗说：“我不但能够容忍臣下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忠言去做。”第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唐朝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玄宗听了，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说道：“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第二天，就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

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对姚崇的上述言论持半信半疑态度，所以只极为概括地提了几句，这未免有点过分拘谨。姚崇在武则天时，就做过相王府长史，早就认识相王的儿子李隆基，他在得到他的密召之后，将自己多年的亲身感受，略加整理，并当面陈述，是完全可能的，不应当怀疑。而且前节所说他对武则天的态度，那主要是就肯定方面而言的，其实，他对武则天并不是一概肯定，而是也有否定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及她们的党羽们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是唐王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

求实务实 政绩可观 立己子，遂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玄宗欲以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张守珪为相，以朔方（今宁夏灵武南）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九龄都反对，玄宗不悦，李林甫更进谗言，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坐“举非其人”，贬为
回答者：不换不行 - 经理 四级 8-22 13:28
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所以仿效前人，将遗产预先分好，以绝后争”。第三，要薄葬，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第四，是反对宗教迷信，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要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他也要求自己的子侄们及子孙后代也走他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综观姚崇的一生，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着眼于现实，那些高居社会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在他眼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有一次，姚崇问他的僚属：“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僚属未答。姚崇自己说：“可否比得上管仲与乐毅？”僚属说：“管、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追问：“如此说来，究竟可以与谁相比呢？”僚属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对于这种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而是感到高兴，他将拿在手中的笔投下道：“救时之相，难道容易得到吗？”

好弄权术 为人权谲
少聪慧能文，弱冠登进士，为校书郎。又登“道侔伊吕”制科，为左拾遗。他曾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宰相张说重其文才，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723）被任为中书舍人。及张说罢相，受累外迁。十九年，玄宗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迁中书侍郎。二十一年，以中书侍郎为相。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遂兼河南稻田使。
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的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实乃心甘情愿。”当天，姚崇被调离朝廷，去做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刺史。后来有人认为，这正是姚崇的聪明之处。意思是说他预见到朝廷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不致陷入更深的旋涡，就如此这般地玩了个脱身之计。当然，不排斥包含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言谈和举动表明，他对武则天也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

Answer 2

唐玄宗

唐玄宗(李隆基), 生于垂拱元年(685年), 卒于宝应元年(762年), 死后被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故自唐朝后期起, 人多称其为“孝明皇帝”、“明皇”、“唐明皇”等. 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曾孙,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嫡孙, 唐睿宗李旦的三儿子.

李隆基幼时聪明伶俐, 很得祖母武则天的喜爱, 一岁半即被封为楚王. 5岁时, 武则天废唐睿宗, 自立为皇帝, 改国号大周. 9岁时, 母亲窦氏即被武则天秘密处死. 神龙元年(705年), 张柬之、桓彦范等大臣乘武则天身患重病之时, 发动政变, 迫使武则天将皇位传于唐中宗.

唐中宗即位之后, 立韦后为皇后. 韦后野心勃勃, 她总想和武则天一样, 尝尝做皇帝的滋味. 而中宗为愚暗之主, 政权渐渐掌握在韦后之手. 可韦后并没有多少才能, 她和女儿安乐公主以及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等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 朝政腐败不堪.

中宗景龙二年(708年), 李隆基出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 积极网罗人才, 为以后发动政变做准备. 不久, 罢潞州别驾, 返回京城, 他更是厚结禁军首领, 暗地里结交各种有识之士, 培养亲信党羽, 等待发动政变的时机.

景龙四年(710年), 韦后毒死中宗后, 立时年16岁的李重茂为帝, 自己则临朝称制, 掌握实权. 李隆基乘此机会, 发动政变, 处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 迫使李重茂退位, 拥立父亲李旦复位, 李隆基因功封为皇太子.

唐睿宗李旦得以复位, 妹妹太平公主也出了不少力. 由于她善弄权术, 议政处事能力甚至超过睿宗, 故而逐渐掌握朝政, 当时的7位宰相, 有4位是其心腹同党. 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的权势, 太平公主阴谋废除太子李隆基, 另立一位软弱无能、老实听话的人为太子. 她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耳目, 要他们暗中监视李隆基的行动, 随时向她汇报. 李隆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太平公主都了如指掌. 她还在睿宗李旦面前搬弄是非, 挑拨他们父子关系, 没有主见的睿宗不由得有些怀疑太子. 这时又有人上言, 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 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时, 张说指出：“这一定是有人要离间陛下与太子的关系, 如果陛下令太子监国, 则君臣分定, 谣言自然不攻自破. ”睿宗觉得此言有理, 遂于景云二年(711年)2月2日, 命太子监国, 由太子李隆基代行皇帝的某些职权.

延和元年(712年), 天空出现彗星, 太平公主指使亲信向睿宗说：“从天象的变化看, 皇太子要当天子了. ”这本来是挑拨睿宗与太子的关系, 可事与愿违, 弄假成真. 睿宗立即决定让位传德, 把皇位传给了李隆基.

李隆基即位之后, 太平公主的势力有增无减, 他们甚至准备发兵攻打皇宫, 处死玄宗. 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 玄宗立即决定抢先动手, 先发制人. 先天二年(713年)7月3日, 玄宗指挥将士先后处死太平公主的党羽, 赐公主自杀, 这样就完全除去了心腹之患. 事后, 睿宗也完全交出权力, 29岁的唐玄宗开始亲政. 12月1日, 大赦天下, 改元“开元”.

为了巩固皇权, 不再发生祸变, 唐玄宗采纳姚崇的建议, 将政变功臣贬为州郡任刺史, 诸王也令出刺外州；同时整顿禁军, 处死其首领王毛仲, 组建北门四军, 并设立由宦官高力士亲自指挥的飞龙禁军, 保证了皇帝的安全. 开元年间, 唐玄宗励精图治, 政治清明, 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 百姓安居乐业, 取得了唐朝继贞观之治之后的又一大治时期——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的取得, 与唐玄宗在以下几方面的努力密不可分.

裁汰冗官, 整顿吏治. 针对当时官僚众多、国库开支庞大的现实, 唐玄宗裁减冗官, 十去其九；对于闲散衙门, 也进行精减, 从而提高了办事效率. 在此基础上, 唐玄宗比较重视选拔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 他所任用的几位宰相, 如姚崇、宋、韩休、张九龄等人, 皆为当时杰出的人才. 对于地方官吏的选拔, 唐玄宗也非常重视, 开元四年(716年), 他对吏部选用的县令亲自加以复试, 黜退40多名不合格者, 并追究吏部选人不当的责任, 这就促进了吏治建设.

唐玄宗勇于纳谏, 知错即改. 玄宗曾派人到江南一带捕捉水鸟, 有人上谏, 认为这样做妨碍农作, “道路观者, 岂不以陛下贱人贵鸟也”唐玄宗看到如此尖锐的言辞, 不仅不怪罪, 反而予以奖励, 并立即停止捕捉水鸟. 韩休的直言敢谏更是独树一帜, 以至于唐玄宗每次稍有过失, 就担心被韩休知道后提意见. 有一次玄宗对镜闷闷不乐, 有人挑拨道：“韩休时常提意见, 陛下您因而心情不好, 人也消瘦了许多, 何不将韩休贬逐呢？”唐玄宗叹道：“吾貌虽瘦, 天下必肥. 吾用韩休, 为社稷耳, 非为身也. ”开元年间, 唐玄宗还采纳宰相宋王景的建议, 恢复贞观年间曾实行过的谏官议政制度, 鼓励他们直言进谏, 无所回避. 这样不仅使下情得以上达, 而且防止和纠正了唐玄宗的不少过错.

唐玄宗抑制奢靡, 提倡节俭. 开元二年(714年), 为了向大臣们表示决心, 唐玄宗下令将内宫贮藏的一些珠玉锦绣等堆在殿庭前焚毁, 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珠玉锦绣, 全国上下不得采取珠玉、刻镂器玩、织造锦绣珠绳, 违者决杖一百. 他还将皇宫里用不着的宫女遣送回家, 禁止贵族骄奢纵欲, 反对厚葬, 在他的倡导之下, 奢靡之风基本得到抑制, 淳朴之风逐渐形成.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增加劳动力, 开元二年(714年), 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 强制还俗1万多人. 唐玄宗还重视兴修水利, 完善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 拆毁影响水道的水硝, 老百姓大获其利. 开元三年、四年, 山东、河南等地连年发生蝗灾, 玄宗听从姚崇的建议, 督促州县全力捕杀蝗虫, 因而减轻了虫害. 他还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等地大兴屯田, 垦田面积达500万亩, 解决了军队粮食供应的问题. 由于当时均田制逐渐被破坏, 土地兼并和逃亡现象严重, 开元九年(721年), 唐玄宗派宇文融为劝农使到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 经过几年的努力, 共括出客户80余万, 田亦称是, 这样便大大地增加了国家所控制的编户数目, 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 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税的收入.

开元盛世, 社会物质文化高度繁荣, 杜甫《忆昔》诗里赞颂道：“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百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可是, 好景不长, 从开元后期开始, 唐玄宗由明转昏, 渐渐不能采纳大臣的谏诤, 生活上奢靡日增, 再也不提什么节俭了. 天宝四年(745年), 唐玄宗纳杨玉环为贵妃之后, 更是专以声色自娱. 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奢欲, 当时供贵妃院役使的织绣工达700人, 雕刻熔造工又数百人. 不仅对贵妃如此, 唐玄宗还对贵妃的姐妹兄弟及其他贵宠之家赏赐无度, 这样便耗费了国家大量财物.

唐玄宗后期用人不当, 将国政相继交给李林甫、杨国忠等人. 李林甫口蜜腹剑、妒贤嫉能, 凡是有才能的官员, 他都要设法除去, 以防将来超过自己. 李林甫死后, 杨国忠任宰相. 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哥哥, 做起坏事来比李林甫的胆子更大. 在昏君和奸相的长期统治下, 国家政治黑暗、经济萧条, 唐王朝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天宝十四年(755年), 身兼平卢(治营州, 今辽宁锦州市西北)、范阳(治幽州, 今北京)、河东(治太原府, 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 在经过多年的准备后, 率军于范阳发动叛乱. 他们以奉密旨讨伐奸相杨国忠为名, 挥师南下, 很快攻下潼关, 占领唐朝首都长安. 唐玄宗仓皇出逃, 到马嵬驿(今陕西平西), 随行将士哗变, 杀杨国忠, 迫使玄宗缢死杨贵妃. 唐玄宗最后逃到成都避难, 太子李亨逃到朔方(治灵州, 今宁夏灵武西南)即帝位, 是为肃宗. 唐玄宗退居太上皇.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 唐军相继收复长安与洛阳之后, 唐玄宗从成都回到长安. 上元元年(760年), 在唐肃宗的支持下, 李辅国率兵幽禁太上皇唐玄宗于西内甘露殿. 宝兴元年(762年)四月初五, 唐玄宗在愧疚与愧恨中去世, 享年78岁.

Answer 3

唐玄宗（685年－762年），出生于唐高宗年间，是唐朝的第七位皇帝，也是唐朝最具争议和性格复杂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国家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国力强盛，文艺复兴，但由于他个人的荒淫腐败和不能有效治理朝政，导致了唐朝日益衰落的局势。唐玄宗在位期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他开启了“开元之治”，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措施。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青苗法，加强对农业的控制和支持，使得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在文化方面，他提倡文学艺术，支持文人雅士，使唐朝文化达到了巅峰，并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坛巨星，如杜甫、李白、王维等。然而，唐玄宗施政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他好色贪欲，纵容宦官干涉政务，导致朝政腐败。此外，他重用杨贵妃等宦官和亲信门客，使朝政权力逐渐集中在宦官手中，引发“安史之乱”的根源。唐玄宗还喜欢建造豪华的宫殿和花园，挥霍浪费国家财富。此外，他还纵容宦官干涉政务，使的决策和指导受到干扰，导致了国家治理的混乱。最终，唐玄宗的荒淫腐败和失德行为引发了人民的不满，国家政治形势逐渐恶化。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和腐败，使得唐朝进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唐玄宗的儿子唐肃宗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已无法挽救唐朝的命运，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Answer 4

问题提的过广，这样的问题应该看一下资治通鉴什么的。有个安史之乱，人物太多了。

Answer 5

太多。。。。。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