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山东人大部分都是从山西迁过来的吗?

如题所述

黄河三角洲的移民文化 ——山东人看来真的从山西迁过来的 黄河三角洲的移民文化 黄河三角洲是典型的移民区域。自明初以来的600多年间,先后有三次大的移民迁入高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来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事移民和农垦移民;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移民和农垦移民。如果将当代的三峡移民圈入,那么,黄河三角洲移民始自明初,延至21世纪,历时600余年。 在亘古贯今的黄河三角洲移民中,尤以山西洪洞移民为主体的明初移民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因而对黄河三角洲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最明显。黄河三角洲文化就显现着浓重的山西移民文化色彩。 首先,这里的地名印记着移民拓荒创业的史实。当山西移民来到陌生的黄河三角洲,首先要做的便是确定一块安家立业之地,并按自己的意愿给新居地命名。因此空旷的黄河三角洲在接纳了大批山西移民后,首先留下标记的,便是一夜之间遍布各地的新兴村落。由于山西移民在入住黄河三角洲前,大多经过了几次转移迁徙,因此,急于拥有土地的渴望,使他们面对旷野,便匆忙以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占地建村。或者跑马占地,或者犁沟围田。因而地名命名也大多遵照简便直观、不假思索的人文因素与地理因素而产生。有的依地形地貌为村名,如坡陈家、草洼子、张家滩、河套李、夹河等,显现着名副其实或比象比类的传统文化因素;有的按姓氏名村,如林家、毛家、夏家、刘庄、傅窝、王店等,体现出宗法观念下聚族以谋生存的特点;也有的按从事的职业名村,如豆腐巷子、簸箕刘家、炊帚王家、油坊许家、菜园、枣园、船王、碾李等,透露出封建社会末期专业化经营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信息。还有一些以营、屯、堡、寨取名的村子,如张营、陈营、崔家营、前边营、二十里堡、省屯等,印证着明初军队屯垦的历史。更典型的是阳信县水落坡乡有一个由明初山西移民建立的村子,干脆以“王洪武”命名,以最显现、最直观的方式标注了明初移民的史实。 其次,民间传说透露着黄河三角洲移民对先祖来路的模糊记忆。在黄河三角洲,流传着胡大海复仇的传说。说胡大海出身贫寒,相貌丑陋,但勇武过人,早年在河南一带讨饭时,百姓大多将其拒之门外。后来,胡大海跟随朱元璋起义成功后,便要到河南复仇。朱元璋只准他杀一箭之地以泄恨。可胡大海一箭射中了雁尾,大雁一飞千里,胡大海便狂杀千里,河南、山东一带因此尸横遍野、满目萧条。朱元璋无奈,便从人口密集的山西迁民屯垦中原。胡大海复仇的传说,通俗地道出了山西移民对远徙他乡原因的朴素而朦胧的理解,其中蕴涵着明初移民的基本动因,又填充了夸张失实的演义色彩。 在黄河三角洲,还遍传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民谣。歌谣中,山西移民将自己的故乡描述为洪洞县的一株古槐与一群飞鸟。事实上,明初由山西移入山东的人口约在10万人左右。而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洪洞总人口才11999户,92872口。因此,黄河三角洲的山西移民均迁自洪洞不合史实,一棵古树下也不可能走出那么多人口。 有学者依据文献及谱牒资料考证分析后认为,明初由山西向外移民近百万,涉及到太原和汾州府、辽州、沁州、泽州、潞州、平阳府7个府州。迁入山东的山西移民主要出自泽、潞二州。那么,为什么黄河三角洲的山西移民均以洪洞为祖籍?原因一是洪洞县所属的平阳府是明初山西输出人口最多的地区。二是洪洞县广济寺旁的大槐树是明初山西外迁移民的集散地。当移民起程上路后,难舍乡情,回首望故园,乡土渐渐从视线中远去,脑海中只留下了繁华的洪洞县和那棵高大葱郁、密布着老鹳窝的大槐树了。因此,大槐树便成了山西移民魂牵梦绕的祖根与故里的象征。由于移民的主要成分为“民之无田者”与“贫民”,文化知识贫乏,不具备以文字记述故乡家世的能力。因此,他们对故乡的表述,只能凭借迁移时那刻骨铭心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祖辈对故乡的思念,表现为一遍遍地向儿孙讲述移民时的情景,讲述故乡的山水风情。久而久之,经过一代代的口耳相传,留给移民后代的记忆便逐渐模糊与淡化,移民地点由山西各地简化为洪洞县,洪洞县又由形象生动、易于记忆的大槐树与老鹳窝所替代。一俟移民后代发展到具备寻根问祖能力时,先祖迁出山西以前的踪迹与世系已不可考,因此,只能以洪洞大槐树为故乡了。可以推测,以洪洞大槐树为故乡的黄河三角洲山西移民中,不乏以文化上的认同与从众心理,将自己述说不清甚至明知并非洪洞大槐树的祖籍也追认为大槐树者。这应是“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民谣广为传吟的人文原因。 第三,黄河三角洲人的生理特征与行为习惯等带着明显的移民印记,透露着移民旅途的辛酸。一是复型趾甲的生理特征。复型指甲的传说源自移民举动的强迫性。尽管明政府对外出垦荒的移民采取优惠政策,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和对迁入地“既无室庐可居,无亲戚可依,又无农具种子可用”的顾虑,使移民更多地想到的是凄楚与艰难。因此,移民迁出时仍带有强迫性。据说,移民集合后,官兵强行逐个登记,发给凭照。为防止途中逃散,每登记一个,便在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标记,小脚趾甲因此分成了两瓣。因此,从山西迁出的移民小脚趾均为复型趾甲。代代传延,复型小脚趾甲便成了山西移民后代的标记。实际上,据《殷王狩猎遇羌女》记载,洪洞县、平阳府一带的所有山西人均有复型趾甲的生理特征,并非外迁移民独有,但这一传说却恰恰为黄河三角洲移民的晋南籍属做了注释与佐证。二是“背手”的习惯与“解手”的俗称。据说,当山西移民集合外迁时,为防止逃散,先反绑双手,再用绳子将彼此串联,押解着行进。从晋南到鲁北,迢迢千里,移民手臂被长时间捆束,逐渐麻木,久而久之,便习惯于背着手走路,并将这一行为习惯传给了后代。移民在长途跋涉途中,需要“方便”时,便向官兵报告,请求将反捆着的双手解开。次数多了,口头的请求也逐渐简化,只要请求解开手,就知道是要“方便”。渐渐地,“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并传承沿用于黄河三角洲地区。 第四,黄河三角洲的民间习俗,如新娘拜堂、以水喻福、以梨喻离、春节燃火堆放鞭炮等,均与晋南民俗如出一辙。其中,最典型的是与清明有关的习俗。清明时节,黄河三角洲有禁火寒食、上坟扫墓、踏青插柳等习俗。《滨州志》记载:“三月寒食,俗谓自先年冬至日起至此一百五日,相传此日是介子推焚殉忌日,士人不忍火食,予冷炊供之,因名寒食,盖三月初五也。”由于寒食是为纪念春秋时被焚于绵山的晋国忠臣介子推的,因此,寒食的习俗最早源起于山西。因介子推被焚于清明前一天,为示纪念,每逢这一天,人们便“郊祀野祭”,由此延传下来,成了清明扫墓的习俗。据说,介子推被焚后,晋文公痛心疾首,思臣心切,便于第二年祀日带领群臣去绵山祭奠。为示郑重,先在山下寒食一日,次天素服徒步,登山致哀。当众人行至坟前,却见与介子推同时焚死的柳树已奇迹般复活吐绿,晋文公便珍爱地折下一根柳枝插在头上,群臣见状也都仿效折戴,由此演变成后世清明插柳的习俗。寒食、扫墓、插柳等习俗,均属与介子推有关的山西民俗,随着洪洞移民的迁入,晋南风情便融注于鲁北民俗之中,并愈益绚烂。 第五,黄河三角洲人浓重的槐树情结中蕴涵着深深的怀乡念祖情愫。由于洪洞大槐树是山西外迁移民的集散地,因此槐树便成了山西移民对故乡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山西移民心中,槐树是故乡的象征,它寄托了移民对故乡的无尽思念,是移民心中游动的故乡。当山西移民到达生疏的黄河三角洲后,在重建家园时,为寄托怀乡念祖之情,便在村头院外种植槐树。因此,槐树遍布于黄河三角洲的街头巷尾、村村寨寨。久而久之,移民由怀念故乡,到钟爱槐树,进而以槐树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甚至相信“门前一株槐,祖祖辈辈发大财”。这一切,凝成了黄河三角洲移民心头深重的槐树情结。 自从洪洞移民迁入鲁北,大槐树根便远连着黄河三角洲。晋南人与鲁北人世代杂居,彼此交融,共同演绎着黄河三角洲的沧桑之变,填充着黄河三角洲文化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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