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申君黄歇，“疑为黄国之后，《左传》所谓‘汉阳诸姬， 楚实尽之’， 灭国以后归于楚， 故称为楚人”[1]。据《左传》记载，故黄国应有二，一是楚文王十五年时为巴人所败，接着楚文王又伐黄，“败黄师于足昔陵。还，及湫，有疾”[2]。足昔陵，今河南潢川西南，地处淮河，“自郢及我九百里”[3]。湫，《清一统志》谓在湖北钟祥北， 《春秋大事表》谓在湖北宜城东南，故此黄，非远离郢本土的淮水南岸之赢姓国，而是郢附近汉水东岸之一小国，即“汉阳诸姬”之一。二是上述离郢“九百里”、淮水南岸的黄，楚成王时因背楚亲齐，为楚所灭[4]。但不论是汉东之黄，抑或淮南之黄，均系楚之异姓国[5]，被灭后一直臣属于楚， 并成为楚国古老的贵族。楚国晚期，黄歇先为左徒，后任相、封君，执掌楚国军政大权，与这一名门望族地位是分不开的。
见于《史记》等文献记载，黄歇出现在楚国政治舞台上，始自楚顷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 时秦正大举南下攻楚，楚使黄歇至秦上书，要求秦亲楚，第二年即侍太子完为质于秦。这时任左徒，以善“辩”受到重用。过十年，楚顷襄王病，黄歇与太子完归。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为春申君”[6]。 楚考烈王（公元前262椙？38年）在位二十五年，黄歇“虽名相国，实楚王也”[7]，一直主持楚国军政大事。 考烈王死后十五年，楚即为秦亡，故黄歇的政治生涯正处在楚国晚期，其军政活动与对外策略，决定着楚国的命运。楚国晚期的统治实际上就是黄歇制定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实践。列宁说：“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8]把黄歇与楚国晚期政治联系起来考察，并对其作出客观评价，对认识楚国晚期历史，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公元前273年，秦在击败韩、魏后，即领韩、 魏南下攻楚。在这一严峻时刻，楚遣黄歇至秦，给秦昭王上书，要秦亲楚，并兵锋指向山东诸国。这封“上书”的内容，《战国策·秦策》、《史记·春申君列传》和《资治通鉴》等均有详尽的记载。这封书洋洋洒洒，黄歇亦以善“辩”和“游学博闻”著称，以致近人还认为黄歇才智难得，一封书就阻止了秦的进攻，使楚国赢得了和平环境，延缓了败亡进程。如果从当时阻止了秦的兵锋的急功近利看， 黄歇使秦上书，确为急中生智，不失为一虑之得，但如果从战国中晚期以来秦楚关系史及楚国败亡历史整体考察，黄歇的这封“上书”，完全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害人误己的献策书，危害极大。
首先，从“上书”的内容看，黄歇一开始就热烈歌颂了秦昭王的赫赫武功：服韩、魏，“断齐、秦之要，绝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9]， 然后为秦提出了灭中原诸国及亡楚的总体方针与具体方略。第一步，秦楚联合，全力攻韩、魏，迫使韩魏服而为“关内侯”。第二步，秦楚进一步合作，攻取齐之右壤，使秦地“一任两海，要绝天下也”[10]，割断燕、赵与齐楚联系，以“危动燕、赵，直摇齐、楚”[11]。第三步，燕赵齐楚四国，因割断联系，“不待痛而服矣”[12]，即可徐举而灭之。这三步具体方略，归结起来，就是教秦实现亡楚灭中原诸国，一统寰宇的总战略方针。秦昭王听了很高兴，立即停止对楚用兵，楚亦令黄歇侍太子完质于秦，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效劳。
秦国为什么对黄歇的上书这样看重，这是因为黄歇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对秦的进攻方向、步骤，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略。如书中指出秦经文、庄、昭三代的征战，“能”、“功”、“威”并举，战绩辉煌，当今的主要任务是“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义之诚，使无复后患”[13]，威德并重，舒缓人心，谨慎行事。楚是秦近邻，又西北为韩、魏所隔，如果贸然进攻，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经韩、魏攻楚，韩、魏必抄秦后路；如不经韩、魏而经随水右壤，则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无战略意义。且攻楚时，魏、齐必趁机而起，魏攻宋地，“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 结果“王破楚于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又会对秦构成威胁。如秦楚合而为一，则局面顿时改观，不仅韩、魏成为“关内侯”，且燕赵齐楚亦必服。这种分析实属上乘，透彻明了。不幸的是立场颠倒了，完全是从秦的战略利益出发的，楚只是充当秦的伙伴，当完了打手后，再自己去套上绞索。因此，黄歇的这份“上书”，不啻于一份投降书和卖身契。
过三年，即公元前270年，魏人范雎至秦， 就秦的内政外交问题与对策，和秦昭王作了深入的交谈。其中就对外兼并的策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昔者，齐人伐楚，战胜，……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籍贼兵而齑盗食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而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谬乎？……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15]只要细加咀嚼，这一谈话与黄歇的“上书”内容，如同一辙，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秦后来一段时间不攻楚，而集中力量攻打中原诸国，就是遵照黄、范两人的方略行事的。黄歇虽一时阻止了秦的兵锋，但从根本上却教秦亡楚，这位”游学博闻“之士，终究不过充当了为秦国战略利益效劳的策略家角色，而对自己的国家，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出卖者。
其次，从“上书”的历史背景看，这封书完全是楚怀王亲秦路线的继续，或者说是楚怀王投秦误国政策的翻版。春秋时期，秦之东进受晋所阻，秦晋结仇，楚则与晋长期争霸，故秦楚战略利益一致，世为盟国。入战国后，秦经商鞅变法后崛起，北击东进南下并举，进展顺利。秦对楚这个姻亲之国，一打一拉，服楚灭楚的战略意图已暴露无遗。楚威王时楚尚强盛，这个问题就很突出。纵横家苏秦就警告过楚威王：“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亲雠者也。”[16]楚威王对此忧心忡忡，认识到“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
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并因此，“卧不安，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17]。楚威王死，楚怀王继位后，对此失去戒心，特别是不听陈轸、昭睢、屈原等的忠告，坚持亲秦，终酿成“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18]的悲剧。 楚威、怀两代，对秦的战略意图应该是认识得很清的，对秦的野心也应该领教得很深，且楚怀王本人也留下了血的教训，但其后，尤其是楚顷襄王还迷途不返，亲秦惧秦，越陷越深，以致蒙受亡郢辱祖之后，又造就了楚国末年一代的投机取巧的政治家黄歇，抛出误国的所谓“上秦昭王书”。
这份“上书”绝非偶然的巧辩之词，而是在被秦国打怕之后，推行屈辱投降路线的产物，是楚怀、顷襄两代腐朽没落的现实写照。在楚怀、顷襄、考烈王和黄歇这些没落的政治代表统治下的楚国，最终为秦所亡，是理所当然的。
其三，从“上书”的当时现实环境看，秦将白起拔郢后，楚已“东北保于陈城”[19]，政治、军事重心转向东北，即已向中原诸国，特别是向韩、魏靠拢。从战略观点看，楚既已北上，当应全力团结韩、魏及其他中原诸国，才能图存发展，舍此，别无出路。关于这一点，黄歇本人也是清楚的。
如他在“上书”中指出，秦如“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反也” [20]。故韩、魏实为楚之军事屏障，韩、魏存，楚存，韩、魏亡，楚危。黄歇明明知道韩、魏地位之如此重要，却反其道而行之，教秦攻韩、魏，把祸水泼向邻国。这位“辅国持权”者的嫁祸于人、侥幸求生的心态昭然若揭。楚国命运掌握在这样的政治代表手里，不能不是楚国末年政治的重大失误，是楚国的不幸。
二 黄歇至秦“上书”后，楚为博取秦之欢心，第二年即采取了两大行动：一是在秦的组织下，与秦、韩、魏一起出兵攻燕（燕相公孙操杀燕惠王）；二是使黄歇侍太子完为质于秦。其后，秦实行“远交近攻”方略，把楚搁置一旁，集中力量打击三晋。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病危， 黄歇为保证太子完即位(实际上是让自己执政)，对秦相范睢恳切陈辞：“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如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太子，必不事秦。”[21]结果太子完、黄歇均得以回到楚国。太子完继位后，是为楚考烈王，黄歇则被任为相，封为春申君。太子完、黄歇得归， 历来也是为人们赞赏的事，认为黄歇工于心计，使君臣得以平安回归。其实这并非什么计谋取胜，而同十年前“上书”一样，仍然以“事秦”表白自己的忠心，决心继续亲秦降秦，秦昭王、范睢当然对此心领神会，欣然遣返。这次说辞比十年前的“上书”更加露骨，所谓“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楚更太子，必不事秦”，十足的一副奴才嘴脸，哪里还有丁点儿策略家的味道！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立，黄歇相楚。 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是战国末年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也是秦对外兼并战争步步深入、不断取得胜利的时期。 作为“御中国之难”[22]， 中原诸国寄予厚望的楚国，在这一剧变时期扮演什么角色，完全是由黄歇对外路线和军事策略所决定的。黄歇相楚的二十五年，是黄歇政治生涯的主要时期。由于当时秦横兵中原，黄歇的政治生涯当然就与对外路线、军事斗争策略结绊在一起，故时人把春申君黄歇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一起并称为“四公子”。我们且不论四公子战功政绩如何，究竟谁优谁劣，但既为“四公子”，当然都是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对本国或各国的斗争起过重大作用。黄歇在这一剧变时期，究竟给本国带来什么好处，对中原诸国反秦兼并征服起过什么作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现不妨将这一时期与黄歇有关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一初步探索，看黄歇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起过什么作用。
首先，关于出兵解邯郸之围问题。公元前262年， 赵受上党，于是秦赵于长平大战，达三年之久，赵前后所亡45万，国力大伤。公元前259年，秦乘胜围攻赵都邯郸， “十七月不下”[23]，赵人作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第二年，赵使平原君赴楚求援。“平原君与楚（王）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24]平原君“舍人”毛遂按剑而前痛斥楚考烈王，考烈王才被迫决定出兵援赵。黄歇名为相，实为“楚王”， 军政大权实际上是由黄歇所操纵的，出兵之事应由他决定。如后来魏、楚谋合纵攻秦，魏遣使至楚，“春申君闻之，谓使者曰：‘子为我返，无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涉魏境’”[25]。此虽“事证未明”，但黄歇“以相倾夺”，出兵无须经考烈王，则是可信的。秦围邯郸，事关重大，平原君不先见黄歇，而径向考烈王面前痛切陈辞，最后还不惜大动干戈，说明黄歇态度暖昧，平原君才不得不在楚考烈王面前大做文章的。
楚考烈王决定出兵，谁统兵出征，或楚军承担什么任务，见于史料记载，也是模糊不清的。《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赴救赵。”《史记·春申君列传》：“邯郸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此两则史料说的是黄歇直接统兵去救援的，而《史记·楚世家》则载：“……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至新中，秦兵去。”说的是楚将景阳统兵，且兵至新中，十分明确。《索隐》谓：赵地无名新中者，“中”字误。巨鹿有新市，“中”当为“市”。由此可见，景阳率领楚军抵巨鹿，形成策应之势；魏信陵君则“窃符救赵”，率精兵八万，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邯郸之围遂解。故魏信陵君救赵，起了巨大作用；楚则声援，统帅是景阳，黄歇并非与魏信陵君一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当然，秦围邯郸三年，楚出兵是一次或是两次，统兵者是一个，或是两个，并无明确记载，但景阳统兵救赵，并进抵“新中”，则说得很具体。故前后联系看，《史记·楚世家》记载较为可靠。楚国出兵是迫不得已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黄歇固有的亲秦路线并未改变。
其二，关于攻鲁灭鲁问题。黄歇北上攻鲁灭鲁，历来被认为是楚国振兴复强的标志，黄歇也因而名声大噪，声价倍增。如《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灭鲁实为后六年），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实际上，黄歇之攻鲁灭鲁，不仅是乘人危难之举，毫无功劳可言；而且在战略上，也犯了重大错误，楚国也并未因此真的“复强”起来。
黄歇从公元前261年攻鲁，至公元前249年贬鲁君为家人，前后长达十余年时间，其间共进行了二次大的攻伐，确实是黄歇政治生涯中一件大事。第一次，公元前261 年（楚考烈王二年），楚攻鲁，取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鲁为泗上十二诸侯国之首，历来是魏、齐、楚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
战国中期后，魏渐衰，齐、楚对泗上霸权，特别是对鲁国的争夺更加激烈。齐威、泯曰时期，齐国一直控制着泗上各个诸侯国。公元前280年，齐为燕、秦诸国败后，国力大损， 当然再无力维持泗上的霸权地位，对楚的北上攻鲁，也只好听之任之，难以反击。秦、赵两强正在长平酣战，无暇东顾。
楚国就是这样利用齐国衰弱、秦赵大战之际攻鲁取徐的。楚攻取鲁、徐，既不表明楚之强大，更使自己在泗上陷于孤立，错失团结魏、齐及泗上诸国自强抗秦之良机。而对秦，则仍然忍辱退让。如攻鲁前一年，当秦来攻时，楚割州陵（今湖北咸宁西北）屈与秦和。自己的大后方宁可让给敌国，而对邻国、友国则大肆攻伐，且又难长期占领和巩固其地，显然是战略眼光的短视和决策的失误。 第二次，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 楚第二次攻鲁，迁封鲁君于艹吕(今山东艹吕县)，取其地，即所谓“楚复强”。
过六年，又迁鲁君于卞，贬为家人，鲁亡。其时正值邯郸大战之后，赵都之围虽解，但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他顾。秦虽败邯郸城下，但国力未损，第二年就出兵猛攻韩、赵，先去韩之阳城，斩首四万，接着又攻赵，取二十余城，斩首九万。
西周背秦，即被秦灭，诸侯惊恐。在这一严峻的政治军事氛围中，黄歇又挥兵北上攻鲁灭鲁，把矛头对准齐国，以保自己淮北封地。这是典型的杀鸡取卵行为，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楚复强”？过两年，由于韩、魏朝秦，楚恐，慌忙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公元前248年，黄歇刚趾高气扬地贬鲁君为家人不久，就又气急败坏地以“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为由[26]，请改封地于江东。既“边于齐”，又“事急”，可见黄歇的一味打击齐、鲁政策，已大大地激怒了齐国，楚齐关系紧张；又三晋战败或服秦，北部边境吃紧，只得匆匆往东南迁移。所以黄歇的攻鲁灭鲁，纯属短见投机行为，不仅没有给楚国带来“复强”局面，反而与齐国结怨，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加速了败亡。
其三，关于五国合纵击秦失误问题。楚迁都巨阳和灭鲁后，山东诸国或内部倾轧，或相互攻伐，形势日益恶化。其间除了魏信陵君于公元前247年率五国之师大败过秦外， 余均被动挨打，每况愈下。特别是公元前242年，秦大败魏后，建置东郡，使本国土与齐境相接。断“山东从亲之腰”，韩、魏危在旦夕，其他各国亦感唇亡齿寒，赵、魏、韩、燕、楚五国才又合纵抗秦。由于楚国版图最大，实力最强，故楚考烈王被推举为纵长，春申君“用事”。五国军队攻至函谷关，秦一反攻即溃散。对此，楚考烈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27]。“以咎春申君”说明黄歇在这次行动中不积极不认真，谋画不慎;“以此益疏”，楚考烈王已对黄歇不信任了，但欲罢不能，用而无功，黄歇主持下的楚国政治，就是处在这种消极无为的状况中。黄歇这样辜负考烈王的信任，并非偶然，而是他主政以来惧秦心态和亲秦路线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既无孟尝君谲诈善变的本领，又无平原君坚决抗秦的气魄，更无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胆略，只是一位平庸无奇、巧辩而不实的徒具虚名之士。
三 春秋时期的楚国，是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强国；入战国后，楚国虽仍不失为一南方大国，但它扼杀了吴起变法，失去了改革图强的良机，国势已渐衰退，江河日下。宣威图治复强，但时仅四十年，之后即进入了楚怀王统治时期。“怀王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28]，内政不张，外交失误，楚国败亡，历来归咎于楚怀王，不无道理。
但楚怀王毕竟对秦还敢于抗争，被骗入秦后，又至死不割地不低头，应该说对楚国统治集团留下了血的教训，这本来是足够楚人深思的，也能激励人们痛定思痛，立志复强，但可惜的是，楚怀王子顷襄王是一个软骨头，战则败，败则迎归于秦，“结和亲”[29]。对此，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愤慨之极，并叹息道：“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雠！ 乌乎，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30]郢亡徙陈后，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采取措施，革除弊政，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着力恢复。但黄歇主政的二十五年，丝毫不见有紧迫感，更谈不上有任何卧薪尝胆精神；相反，黄歇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恣情享受，操弄权柄，激化矛盾，楚国更加岌岌可危。
楚国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以王室为首的世袭贵族手里，但对贵族的封地还是有所限制的。吴起变法时，集中地打击了一下旧贵族，出现了昭、屈、景三大族联合执政的局面，一时生机盎然，政治上有一定活力。这是吴起变法后带来的积极成果。但吴起毕竟是被阳城君等数十家旧贵族杀害的，变法措施也因而被摧毁了，故楚自春秋末兴起的贵族封君制，更加向大（封邑大）、滥（滥封）、尊（位尊）的方向发展，以致楚考烈王继位后，任黄歇为相（令尹），又封为春申君，一身而二任，成为“实楚王也”的大封君。
见于史料，楚考烈王时的封君有两位，一是临武君，为时人视为“不可拒秦之将”，荣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黄歇。黄歇这位封君，凭其原侍考烈王入质于秦十年的经历，得到无限的信任，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特权于一身，名尊权高，在封邑内肆无忌惮，无所不为，俨然一独立王国。 其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陈城，掌握楚国命脉。后与齐关系恶化，又改封吴，远避兵锋，役使臣民，开渠建仓，以满足奢侈淫逸生活的需求。《越绝书》载：“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泻西野。”《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注太湖，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工程如此浩大，可见役使臣民之众。水利的兴建，必然带来粮食的增产，黄歇于是赋税剥削源源不断，故又在吴地建有东西“两仓”[32]。在此同时，黄歇又大兴土木，“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33]。后来太史公司马迁见此不由惊叹：“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34]黄歇这位独特的封君，实为楚国肌体的毒瘤，吞噬着楚国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哪里还能去励精图治和抗御强秦？黄歇还凭借其雄厚财力，结党营私，招徕食客， 多达“三千余人”，其中“上客皆珠履”[35]。人虽众，但这只是一种陈设，真正有才华的人则不多见。故楚国人才济济，至末年却几无可用之人，以至赵使魏加倡“天下合从”时问黄歇有将否，黄歇答以临武君，魏加则认为“……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为拒秦之将也”[36]，不值一提。有一个叫汗明的怀才不遇，终不得不向黄歇倾吐衷言：“今仆之不肖厄于州部，土出穴穷巷，沈污鄙俗之日久矣，君独无意湔拔仆也，使得为君高鸣屈与梁乎？”[37] 在黄歇这种华而不实、设而不用的政策下，大名鼎鼎的荀子来到楚国受到冷遇，而楚人、荀子的学生李斯则离楚去秦效力，就非偶然。因此，黄歇的养士，绝非招揽人才，用于国难，而是私蓄势力，包藏祸心的。这从黄歇与其食客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证实。原来楚考烈王无子，食客李园让其妹与黄歇通，待有孕后，黄歇与李园妹谋，进幸考烈王，以期“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38]，做“娠姬窃国”[39] 的美梦。
另一食客朱英以为李园兄妹不可信，考烈王死后“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不如趁“楚王病”以“代立当国”，而后“南面称孤”[40]。黄歇以为李园虚弱， 不敢轻举妄动，考烈王死后仍入棘门吊，果被李园死士所杀。黄歇的养士适得其反，不仅自己招致杀身之祸，而且也把楚国推向隳亡的绝境。其时（公元前238年），秦王政杀女戮土毋，废吕不韦。
楚国由于黄歇篡国野心而内部相残，秦国则整肃奸宀九，政令划一，两相对照，楚国结局也就未卜可知了。因此，楚国晚期政治的腐朽没落，其根子在黄歇。黄歇对楚国的败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古人论及楚败亡原因，指出楚国非无“坚甲利兵”可用，亦非无“固塞险阻”可守，而在于“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41]。此“道”即为统治之道。可见楚国晚期政治失误，用人不当，黄歇误国，是使自己招致败亡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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