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别的时代，自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至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君臣投海，两宋享受国祚319年，两宋期间，一方面，中国经济得到极大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加，国内政治较为稳定，皇权受到一定限制，官僚体系运转相对良好。
而另一方面，两宋对外战争的战绩令人不敢恭维，长期被北方的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压制，北宋与南宋也分别也女真与蒙古南侵而灭亡，北宋灭亡时的靖康之耻更是中国历史少有的重大耻辱。
基于此，“宋粉”与“宋黑”们关于两宋到底是一个怎么的朝代的问题上争执不下，这种争执注定不会有结合，因为二者给出的史料都是正确的，“宋粉”以宋代的经济成就为依据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宋朝伟大，“宋黑”们以宋代的军事失败为切入点得出的结论自然是宋代耻辱。
但是有一个问题，却值得所有对于宋代，乃至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好好探讨一番：宋代的普通百姓生活的到底如何？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而农民构成了国家的大多数，农民在生活难以为续时会以一种最为暴烈的方式进行反抗，这就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相较于于其他国家，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农民起义数量多，规模大，一些大规模农民起义甚至可以摧毁封建王朝或极大的动摇其统治根基，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汉末黄巾起义、隋末以瓦岗寨、窦建德为首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以及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等。
而在这些封建王朝中，两宋是一个特例，两宋期间，农民起义数量较多，但规模都较小，那种席卷全国，直接动摇封建统治的基础的起义没有发生过。
而宋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灭亡与农民起义关系不大的王朝。
两宋时期的农民起义为何会呈现出数量多而规模小的特点，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若要在这些原因中找出一个主线，那么这个主线就是宋朝的妥协文化，宋朝不仅仅对于外部势力妥协，对于内部各方势力也以相互之间的妥协进行着协调，这种协调让两宋时期国内各个阶层间能保持大体上的和谐相处，纵有矛盾，也常常可以通过内部手段来化解。
富庶的大宋，到底是农民的天堂还是地狱两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已经无需赘述，南宋都城临安，其人口超过一百万，南宋的经济总量大约相当于世界的四分之一，宋代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尤其是南宋）的税收构成，工商业税的占比已经超过农业税。
但这种繁荣到底只是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还是底层百姓也能分一杯羹，我们从两宋时期的农民起义来一探究竟。
两宋的农民起义数量多，有记载的起义到达433次，平均每年发生1.4起农民起义，但这些农民起义规模都较小，其中规模较大的北宋初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只在川蜀一带进行起义活动，南宋初期钟相、杨幺起义虽然最多时聚集了起义军10余万，但活动范围还是仍然只集中于洞庭湖一带。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虽然波及数省，但仅仅两年就被攻灭，宋江起义更是不值一提。
两宋的农民起义有明显的地方性，即起义军常常只在某一地区活动；而两宋的农民起义中，又常常会出现“”均贫富”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在多次起义中都出现过。
北宋初期发生在川蜀一带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明确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王李起义之所在前期能够取得当地百姓的巨大支持，与这样的口号不无关系。
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中，钟相在宣传自己政治主张时也提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方腊起义时也提出了“轻徭薄税，以宽民力”的主张。
《水浒传》中方腊形象
由这些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两宋时期，同样无法避免贫富分化这个古今中外都难以解决的顽疾，但两宋的贫富分化，某种程度上讲，又与其他朝代不同，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期，农业几乎相当于经济的全部，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就是土地，贫富分化也只有一种形式：既土地逐渐向少数人集中。
土地向少数人集中会导致大量农民沦为失地流民，而这些失地农民构成了国家的不稳定因素，一旦流民太多，再遇上饥荒，这些流民就会揭竿而起，形成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大型农民起义。
基于此，几乎每一个朝代都会出台各种政策去遏制土地兼并。但很奇怪，两宋是少有的不制止土地兼并的朝代。
“不抑兼并”的两宋，农民如何自处“不抑兼并”宋朝关于土地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土地的自由买卖不受任何限制这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少见的。
毫无疑问，在政府不出手干预的情况下，土地会很快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这是毫无疑问，一般而言，土地集中后，失去土地的普通农民将过上朝不保夕的困苦生活，而农民们也会因为失去土地而丧失耕种的动力，影响粮食生产。
但事实却是，两宋时期的粮食产量较盛唐时期提升了一倍有余，再结合两宋农民起义的特点，我们不难发现，两宋时期，全国农民都没活路的情况几乎是没有发生过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两宋对于失地农民问题有着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不能说有多高明，但总体而言，还算有效。
宋代普遍实行的契约租佃制, 促使地主更加自觉地改善主客关系。袁采《袁氏世范》即云, 对佃客要“视之爱之, 不啻于骨肉, 则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 “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 当厚周之”。
在政府的主导下，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虽然地主通过对于土地的占有，可以剥削佃农们的剩余价值，但是同样要对佃农们产生一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包括在佃农们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如结婚、生育时对于佃户们进行一定的经济支持。
而当遇上灾年，地主又不着不成文的拿出钱粮赈济灾民的义务，灾难来临时，各级政府官员一般都会对于地主阶级进行游说，倡导他们拿出钱粮赈济灾民，明道年间, 淮南发生饥荒, 安丰县知县张旨“大募富民输粟, 以给饿者”并对于其中表现突出的地主进行一定的褒奖甚至赏赐，高宗建炎元年 (1127年) , “诏劝诱富豪出粟米济粜饥民, 赏各有差”。
这种政府主导的地主与佃户之间相互依存的契约关系极大的改善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宋代的很多小规模民变，其口号只是号召地主“减租”，而并没有要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彻底打破。
宋代的税收制度也是按土地收税，既有地的大地主多交税，而无地的佃农不交税，这让佃户们受到来自政府的直接剥削较少。
除了在荒年由政府出面号召地主富户捐粮，宋代军事制度也对于农民起义有显著的遏制作用，为了应对失地流民聚众造反，宋代统治者有在灾年将饥民们招募入军队的传统。饥民被招募入伍，生存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造反也就无从谈起了。但是这样的募兵形式造成宋军战斗力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