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七十多年前的中国，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乱，一片黑暗。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
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其它省份）穷。
专就山东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时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个（大排行是第十一，我们把他叫十一叔）送给了别人，改了姓。
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困难。
概可想见：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渝，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据说待他们很不错。
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最后还被迫弃家（其实已经没了家）出走，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惹得她大发雌威。
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羡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
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叔父最终站住了脚。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让我父亲回老家，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寄钱回家，供我的父亲过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梁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煎煮水，崦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
我三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风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
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拣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欢喜的。
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白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
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现在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
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也颇不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但爱护要得法，否则无异是坑害子女。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学着认字，大概也总在四岁到六岁之间。我的老师是马景功先生：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有什么类似私塾之类的场所，也记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
我那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就没有一本书，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见过。反正我总是认了几个字，否则哪里来的老师呢?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怀疑的。
虽然没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谁。
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洑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露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
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
我在故乡只呆了六年，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
我六岁那一年，是在春节前夕，公历可能已经是1917年，我离开父母，离开故乡，是叔父把我接到济南去的。叔父此时大概日子已经可以了。他兄弟俩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想把我培养成人，将来能光大门楣，只有到济南去一条路。
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今天仍然会在故乡种地（如果我能活着的话）。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会有成为坏事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曾有几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从故乡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还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呜呼，世事多变，人生易老，真叫做没有法子！
到了济南以后，过了一段难过的日子；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离开母亲，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非有亲身经历者，实难体会：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着醒来，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梁饼子吃苦咸菜。
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叔父望子成龙，对我的教育十分关心。先安排我在一个私塾里学习：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见而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
大约就在同时，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师附小去念书，这个地方在旧城墙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实际上“官”者“棺”也，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时“五四”运动大概已经起来了。
校长是一师校长兼任，他是山东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在一个小学生眼里，他是一个大人物，轻易见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几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济南高中去教书的时候，我们俩竞成了同事，他是历史教员。我执弟子礼甚恭，他则再三逊谢。我当时觉得，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啊！
因为校长是维新人物，我们的国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课文，叫做《阿拉伯的骆驼》。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当时对我却是陌生而又新鲜，我读起来感到非常有趣味，简直是爱不释手。
然而这篇文章却惹了祸：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课本，我只看到他蓦地勃然变色，“骆驼怎么能说人活呢?”他愤愤然了：“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转学！”
于是我转了学：转学手续比现在要简单得多，只经过一次口试就行了。而且口试也非常简单，只出了几个字叫我们认，我记得字中间有一个“骡”字。我认出来了，于是定为高一。另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亲戚没有认出来，于是定为初三。为了一个字，我沾了一年的便宜，这也算是轶事吧！
这个学校靠近南圩子墙，校园很空阔，树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丽的。在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循规蹈矩”。
我当时并不懂这四个字的涵义，只觉得笔画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从这个木匾下出出进进，上学，游戏。当时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来我才了解的意思，觉得他是非我族类。
我虽然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看小说。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说叫做“闲书”，闲书是不许我看的。
在家里的时候，我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梁杆编成的“盖垫”（济南话）：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旧小说。
《红楼梦》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奥妙，黛玉整天哭哭啼啼，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我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到了学校里，用不着防备什么，一放学，就是我的天下。我往往躲到假山背后，或者一个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似的大看起来。常常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有时候到了天黑，才摸回家去。
我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自己当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英雄。有一回，一个小朋友朋友告诉我，把右手五个指头往大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到几百次，上千次。
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能够戳断树木。我颇想有一个铁砂掌，信以为真，猛练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遂停止不练。
学习英文，也是从这个小学开始的：当时对我来说，外语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我认为，方块字是天经地义，不用方块字，只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是不可思议。越是神秘的东西，便越有吸引力。
英文对于我就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万没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楼般。综观我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到了正谊算是到达了一片浓绿的境界——我进步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生活的内容上来看，依然是一片灰黄。
即使到了济南，我的生活也难找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我从来没有什么玩具，自己把细铁条弄成一个圈，再弄个钩一推，就能跑起来，自己就非常高兴了。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
接受外面信息，仅凭五官。什么电视机、收录机，连影都没有。我小时连电影也没有看过，其余概可想见了。
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他们有多少儿童乐园、儿童活动中心呀！他们饿了吃面包，渴了喝这可乐、那可乐，还有牛奶、冰激凌。电影看厌了，看电视。广播听厌了，听收录机。
信息从天空、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他们才真是“儿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可是他们偏偏不知道旧社会，就拿我来说，如果不认真回忆，我对旧社会的情景也逐渐淡漠，有时竟淡如云烟了。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尽可能真实地描绘出来，不管还多么不全面，不管怎样挂一漏万，也不管我的笔墨多么拙笨，就是上面写出来的那一些，我们今天的儿童读了，不是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从中悟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吗？
扩展资料：
林海音主要经历：
林海音，1918年3月出生于日本大阪绢笠町回生医院，1921年随父母返回台湾，1923年又随父母迁居北京。林海音的童年在古城北京度过，其著名代表作《城南旧事》正是林海音对其童年往事的回忆。
林海音的成长岁月与大半五〇年代作家相同，都经过旧时代的交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林海音16岁时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在学期间一边读书一边当实习记者，19岁毕业即任《世界日报》记者、编辑，主跑妇女新闻 。
1948年11月，林海音在三十岁时回到台湾。1953年受聘于《联合报》副刊，担任主编一职。任职期间（1953-1963），林海音以敏锐的文学触感发掘了相当多的人才，且重视台湾本土作家，如林怀民、黄春明、郑清文、钟理和等。
此外，还鼓励日据时代停笔的老作家，例如杨逵、钟肇政、文心、陈火泉、施翠峰等执笔再写，是推动台湾文学的重要推手。在此期间，林海音自己也出版了其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树》、第一部长篇小说《晓云》、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等作品 。
1963年，林海音因故离开主编十年的《联合报》副刊 。
1964年，林海音受聘担任台湾省教育厅儿童读物编辑小组第一任文学编辑，从此把笔头拓展至儿童文学。同年其短篇小说集《绿藻与咸蛋》英文版出版。
1965年，林海音辞去儿童读物编辑小组工作，出国访问美、日。同年其第一本儿童读物《金桥》出版。
1967年1月，林海音与几位朋友合办了一份文学杂志《纯文学月刊》（1967-1972），担任发行人及主编。编这份杂志时，她曾亲笔发出了一百多封书信，向编报期间所拥有的基本作者邀稿，她的热情和真诚感动了好多人，引来了很多投稿者与订阅人，杂志也得到好评，产生了不少佳作 。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林海音
我的生活兴趣很广泛，也很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候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然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一个匣子，里面是新新旧旧的电灯泡。拿家里断了丝的旧灯泡，贴几个钱，跟他换新的。我一直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他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叫电唱机了)，提着大喇叭。我看见了，就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搅不过我，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邻居小朋友，他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就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叫做“听蹭儿”，就是不花钱听戏的意思。
“唱话匣子的”，把那大喇叭装在话匣子上，然后摆上百代公司的唱片，把弦摇紧，唱片转动了，先是那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刺刺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因为是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张《洋人大笑》的唱片，还没开转呢，大家就笑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笑得更凶了，乱哄哄的，唱片里，唱片外，笑成一片了。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在不同，妈妈那时候交给张妈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儿到“城南游艺园”去，游艺园里面什么娱乐都有，你可以听文明戏，你可以听京戏，也可以去看穿着燕尾服的魔术师“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大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大戏场里是男女分座的，有时观众忽然叫“好”，原来“扔手巾把儿的”，正把一束热腾腾的湿毛巾扔到楼上去，扔得美，接得准，难怪要叫“好”了。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才雇洋车回家。
我所记忆的童年生活，都是热闹而幸福的，是真正的快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