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25
经学的发展从两汉开始,跨越千年,到了国朝又迎接来了又一次的兴盛。两汉时期
的经学之所以能够昌盛,是因为皇帝能够尊崇经学,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
统。国朝在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统这件事上,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朝代。康
熙五十四年,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周易述义》十卷;
康熙六十年,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
二卷;乾隆二十年,御纂《诗义折中》二十卷,乾隆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四
十八卷;钦定《仪礼义疏》四十八卷,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康熙三十八年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
四十七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经部作为开头,共分十类。汉朝皇帝虽然召
开了石渠阁、白虎观这样的会议但是未曾著书,唐朝皇帝御注《孝经》但没有听说
他精通六艺。国朝这些巨著,都是珍贵文献,颁布于学官后,对弟子有教育作用。
经过明朝经学极其衰微之后,国朝经学推崇实学,力图恢复汉朝经学昌明时代,实
在是唐宋无法与国朝相比。乾隆五十八年,皇帝下诏刊行十三经于太学,这个十三
经根据开成石经,并根据其他好的底本进行了校勘,很多地方都有所订正。嘉庆八
年,又再次修改,这本书可以说是意义非凡。
任何事情的原因都有近也有远。经学之所以由衰落又再次兴盛的原因:一方面是明
朝用八股选拔人才,到了明朝末年其危害已经很明显了。顾炎武称:“八股文的危
害比焚书都要大。”阎若璩称:“学者的学问不通古今,到了明朝时这个问题最为
严重。”一时间有识之士们都痛批时文的错误,抛弃虚学,崇尚实学,希望能够挽
回学术风气。当时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都是有过人的才华和学问。然后毛奇
龄、阎若璩等接踵而来,考定校勘越来越精细。这是近因。
另外一方面,朱熹在宋代儒生中,学问最为笃实。元朝和明朝崇尚朱熹的学说,但
是没有全部得到朱熹学说的宗旨。朱熹经常教人多看注疏,不要轻易的议论汉朝儒
生的对错。又说:“汉魏时代的儒学者,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对经
学的发展功劳非常大”。后来宋孝宗去世,宁宗即位,读到《仪礼疏》时,郑玄回
答赵商问父有残疾而为其祖服制三年斩,大为佩服。称礼经的文章如果没有郑玄,
这事估计肯定没有最后的结论。朱熹晚年的时候编写《仪礼经传通解》,就是因为
这件事,可惜书未写完朱熹就去世了。元明两朝取士,专门取朱熹中年一些还没有
定论的观点,当时的读书人都认为这些是比较容易的。元朝本来就不重视经学,科
举也不总举行,明朝也不尊重经书,科举的方式特别简陋。由此看后人只是尊敬朱
熹的名字,而不去考察朱熹思想的核心观点,这也不能怪朱熹。朱熹能够尊崇古义
,所以跟随朱熹学习的学者: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都很有经学根底的。王
应麟收集《三家诗》与郑玄的《易注》,开创了国朝辑古代佚书的流派。王应麟、
顾炎武、黄宗羲三位大儒,潜心研究朱熹的学问,开创了国朝汉学宋学兼采的流派
。这是远因。圣人的经书,本来就像日月一样,一直在发光,这是常理,由于以上
这两个原因,再加上国朝皇帝能够考察古代的得失,弘扬经学传统,经学在国朝自
然就又再一次兴盛起来。
学术发展由衰落到再次兴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由近复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国
朝初年的儒生们,研究经学选用汉、唐注疏和宋元明等朝代比较好的学说。后人评
价此为汉宋兼采学派。而那些学者在当时也不过是实事求是罢了,没有想过非要自
成一家。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认为黄宗羲和顾炎武两家学说,都是真正领
悟到了宋学的本质,但是也认为汉学也是不能荒废的,所以又将两人的故事放在书
的后面。我认为国朝初年很多儒生的学术成就都很高,不只有这两位,《汉学师承
记》首先列出了阎若璩,江藩认为阎若璩的学说为真知灼见;不过我认为阎若璩的
功劳在于考定《古文尚书》是伪书,但是他的《疏证》中采信蔡《传》臆想的事实
,并用邵雍的方法推测年代;他说《诗》时,认为王柏的《诗疑》是正确的,赞成
郑风和卫风可以删掉,这些都是用了宋学,显然是背离汉学的。江藩对黄、顾二人
非常刻薄,而对阎又非常宽容,究其原因是江藩并没有仔细的考察《疏证》这本书
。
在当时,胡渭所写《易图辨明》能够写出《图》和《书》的错误,是好的;但是他
也用《洪范》来攻击汉儒的很多缺点。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能够反驳宋儒,表
达毛诗的真实含义,但他的书中又夹杂了佛教的学说。万斯大和方苞等人都是精通
三礼,他们大多相信宋儒而怀疑汉儒。这些中没有被宋学影响的只有毛奇龄,毛每
个观点都要与朱熹不同。朱熹怀疑伪孔传,毛就认为伪孔传可信;朱熹相信《仪礼
》,毛就认为《仪礼》可疑,不过这些也是朱熹正确而毛奇龄有错误的地方。虽然
当时的学术界还有门户之见,但是方法已经可行了,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冷静客
观,能够体谅这些学者当时学习的苦心,不要一味地谴责他们守护绝学的方法是否
正确。
雍正乾隆皇帝后,古代的书籍慢慢的被人发现整理,进而经义越来越彰明。惠栋、
戴震等诸儒生,举起汉学大旗,全部抛弃宋学。惠周惕、其子惠士奇、其孙惠栋,
三代传经。惠栋造诣尤其深厚,写出了《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
九经古义》等书。人们都认为他如果在汉朝,就是何休、服子慎这样的水平。惠氏
红豆山斋的楹帖上写的是“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这也说明惠氏的学问没有
看轻宋儒。戴震写了《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仪礼正误》
《尔雅文字考》,兼通历法算数声韵学,他的学问本出自江永,因为他是江永的学
生。他认为江永的学问算是自从汉朝的经师郑玄以来的第二人。江永曾经为《朱子
近思录》作注,他所编撰的《礼经纲目》,核心思想也出自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
》。戴震写了《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然很多对经的理解与朱熹相抵触,但
也都只是在争辩一个理字。他的《毛郑诗考正》采用朱熹的学说。段玉裁做过戴震
的学生,段玉裁认为戴震应该和朱熹有同样的地位。他又在朱熹的《小学》的跋中
写道:“有人说汉朝人将小学称为六书,这不是朱熹说过的话,这是错误的。汉人
说的小学只是一艺而已,而朱熹说的小学却是启蒙教养的全部功夫。”
段玉裁十分精通小学,但是却不以汉人的小学来看轻朱熹的小学,所以江永、戴震
和段玉裁也没有不尊敬过宋儒。宋儒说解经书虽然不合古义,但是宋儒的学问也无
愧于古人。况且宋儒分析义理精深,有很多独到之处。上面说的惠氏、江永、戴震
、段玉裁等都是举汉学的大旗,但是也没有抹杀宋学。学习在于求得心得,不要做
门户之争,因为那样就会起无谓的争斗。焦循(应该是龚自珍)曾经认为江藩的《
国朝汉学师承记》应该更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认为他这个名字起的有问题。
江藩不改,于是方东树就写了《汉学商兑》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藩的书里还
有门户之争,这是小的瑕疵;但是方东树以私意去诋毁黄宗羲和顾炎武等人,打着
扬宋抑汉的旗号,实际上确是写禅学,他写的《书林扬觯》表面是儒学,实际是禅
学,这些都不值得去看。
国朝经师,能继承汉学传统的,有二件事。一是传家法。比如惠氏祖孙父子,江戴
段的师承等。惠栋的弟子有余萧客、江声,江声的弟子有孙沅,孙沅的弟子有顾广
圻、江藩。江藩又向余萧客学习。王鸣盛、钱大昕、王昶都曾经向惠栋学习过。钱
大昕有弟弟钱大昭,从子钱塘、钱坫、钱东垣、钱绎、钱侗。段玉裁有女婿龚丽正
,外孙龚自珍。金榜师从江永。王念孙师从戴震,传子王引之。孔广森也是师从戴
震。这些内容都可以参见《汉学师承记》。其他的还有:阳湖庄氏的《公羊》学,
传给了刘逢禄、龚自珍、宋翔凤;陈寿祺的《今文尚书》、《三家诗》之学,传给
他的儿子乔枞;这些学术都是有渊源的。
另外一件事叫做守专门。阮元说:“张惠言的《虞氏易》,孔广森的《公羊春秋》
,都是自守专门的学问。”除了阮元所举的这两个例子之外,还有例如王鸣盛的《
尚书后案》,专门研究郑义;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兼明今古;陈乔枞的
《今文尚书经说考》,专门考察今文;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毛诗传疏
》,只以《毛诗》为宗;迮鹤寿的《齐诗翼奉学》,发展齐《诗》的思想;陈乔枞
的《三家诗遗说考》,同时考察鲁、齐、韩《诗》三家诗;凌曙、孔广森、刘逢禄
都是以《公羊》学为宗,陈立的《义疏尤备》;柳兴宗的《榖梁大义述》,许桂林
的《榖梁释例》都是以《榖梁》学为宗,钟文烝的《补注》尤其详细齐备;《周官
》方面有沈彤的《禄田考》,王鸣盛的《军赋说》,戴震的《考工记图》;《仪礼
》方面有胡匡衷的《释官》,胡培翚的《正义》;《论语》有宋翔凤的《说义》,
刘宝楠的《正义》;《孟子》有焦循的《正义》;《尔雅》有邵晋涵的《正义》,
郝懿行的《义疏》;这些学说都是自成一家之学。这种家法专门的方法,在汉朝以
后已经绝迹了,到了国朝又被重新使用起来,该方法这样能够保证家法有渊源,知
识不混杂。国朝像这样的名家辈出,上面只是举了主要的例子而已。
国朝的经师对后人有功的有三件事。一是辑佚书。两汉今文经学家的学说消亡于魏
、晋时期;古文经学家的学说,比如:郑玄的《易》,马融、郑玄的《书》,贾逵
、服虔的《春秋》,都亡佚于唐、宋以后。宋朝的王应麟曾经辑《三家诗》和郑氏
《易注》,虽然不算齐备,但也开了令亡佚的古书而又重现于世的先河。到了国朝
这门学问极其兴盛。惠栋教弟子时,亲授体例,让弟子们分别去辑古书。余萧客的
《古经解钩沉》,就是采用唐以前的旧学说,还算齐备。王谟的《汉魏遗书钞》,
章宗源的《玉函山房丛书》,辑汉、魏、六朝时期的经说非常多。孙星衍辑马融、
郑玄的《尚书注》,李贻德辑《左传》的贾逵注和服虔注,陈寿祺、乔枞父子辑《
今文尚书》和《三家诗》。其余的内容都见于各家丛书,通过这种辑书的方式可可
以看到古代一些失传学说的大致内容,可谓有功于后学,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精校勘。校勘的学问,开始于《颜氏家训》、《匡谬正俗》等书。到了
宋朝,有三刘、宋祁校史。宋、元时期有时候会校订书籍,但那个时候这方面发展
还不好,说经也不是非要专门。国朝涌现出很多这方面的名家,比如:戴震、卢文
召、丁杰、顾广圻尤其精通此门学文。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可谓经学上最为宏
大的一本巨著。我有时候也看到诸家丛书,都在订正校勘,有功于后代学者,这是
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通小学。古人的语言文字与今日的语言文字不同;汉儒离古代不远,那
时候说解经书的大多是齐、鲁地区的人,他们解说经有长言和短言的区别,读为、
读若这样的例子。到了唐朝时,人们已经不讲求这些了,到了宋朝以后更是无法分
辨。所以那时候的解经,很多都是不得经书的真正含义的。小学的学问包括声音故
训。宋朝的吴棫、明朝的陈第也研究过古音,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疏漏之处。直到顾
炎武的《音学五书》出现,才让大家看到古音。江、戴、段、孔,更是越来越阐明
这方面的学问,这就是音韵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发展了许慎的《说文解
字》。同时有严可均、钮树玉、桂馥,和王筠、苗夔等人继续研究《说文解字》,
使这部书益加昌明。这就是音韵兼文字学。作为经师,大多精通训诂和假借,这也
是包含在音韵文字学之中;而经学的训诂学,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精通
,郝懿行次之。这是训诂学。以上这些是第三件有功于后学的事。
国朝经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变化。国朝初年,汉学刚刚有萌芽,这时的学问都是
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大家都各取所长,这可以称为是汉宋兼采的学问。到了
乾隆以后,许慎、郑玄的学问流行起来,研究宋学的人已经很少了。研究经学都以
使用为主,不去空谈义理。这就是汉学。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又由许慎、郑玄的
学为基础向上追源,《易》以虞氏易为宗以求得孟氏易的原义,《书》以伏生、欧
阳、夏侯为宗,《诗》以鲁、齐、韩三家为宗,《春秋》以《公羊》、《榖梁》二
传为宗。汉朝设置的十四博士今文经学说,从魏、晋以后消亡开始算起,至今已经
有千余年了,到了今日又再次昌明。这时候的儒生能够述伏生、董仲舒的文章,寻
求汉武帝、汉宣帝的治国之道。这就是西汉今文学。学问越发展就越接近古义,经
义越研究就越高尚;经学发展经过千年中多次的变迁后,到现在一变而接近于原始
的经义了。
学者已经不用特别的知道汉学和宋学的区别,但是都知道今文和古文的区别。学术
的门径大开之后,对很多学问的研究越来越多。对于现在的经学,学者们应该认为
是相对容易了,而不要惧怕他的难。后来有了新学,看不起旧学,又开始有了类似
烧经一类的说法。圣人作经的目的是为了教化万世,哪有可以烧毁的道理;但是学
问的确要简明才有用,繁杂是无用的,学习的人也要认清这一点。《汉书 艺文志
》写道:“古代的时候,人们大约需要三年的时间学通一艺,平时用的少而积累的
德行多”这就是简明的概括了有用的学问。又写道:“到了后代,学问渐渐变成了
繁杂之学,年幼的时候开始学习一艺,到头发都白了才能解说。”这就是繁杂无用
的学问。现在的人们要学习简明有用的学问,就像《汉志》所写的“存大体,玩经
文”而已。
如果你要学习《易》就用张惠言的《虞氏义》,再参考焦循的《易章句》、《通释
》这些书就可以了;学习《书》的话就看伏生的《传》和《史记》,再以两汉时期
今文经学家的学说作为参考;学习《诗》的话主要看鲁、齐、韩三家遗说,参考毛
《传》和郑《笺》;学习《公羊春秋》的话就以何休的《注》、徐彦的《疏》为主
,以陈立的书作为辅助;学习《左氏春秋》的话,就以贾逵、服子慎的遗说为主,
参看杜预的《解》;研究《三礼》的话,主要看郑《注》,孔、贾的《疏》,先考
查文中主要的名物制度而且在今天还是可行的或者还有的,那些细枝末节可以先放
一放。其他那些后代儒生臆想之说,完全不要看。这样的话专门研究一门经学,是
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兼通各个经,也不是什么难事。学习的时候能够考查这门学问
的发展源流而不痴迷于途径,这本来是汉人研究经书的方法;用汉人有用的方法,
比如用《禹贡》治河、用《洪范》察变之类,像两汉时代那样人才辈出的场面肯定
会复见于今日,为什么非要怀疑圣经而认为孔教是可以被废的呢!
《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这两部书,对国朝诸家学派的文章收集非常全;只
是卷数太多,普通人几辈子也无法读完。不过其中有卓然成家者,实际上也没有多
少,大多一知半解,所以这书也可以不用看。现在要是想学习经学的话,必须找到
简易的方法,开始的时候只学习一门经学,学习中也只依据一家的学说;对于该经
其余各家学说都可以先不看;其他的各经,也要研究完这一经后再说。汉朝的注非
常古奥,唐朝的疏又繁复,刚刚开始学习经学就直接看注疏的话,都会认为看困难
了,所以应当先读近人经说的书。如果我在前面列的书还是感觉很多的话。或者认
为无法读懂,无从入手的话,那么《书》可以先看孙星衍的《今古文注疏》,《诗
》先看陈奂的《毛氏传疏》也是可以的。等到能够略通大义,明确了解古代人的学
说之后,就算是专门之学了。这就是古代研究经学的学者之所以重家法而贵专门的
原因。
国朝诸儒中有承家法和守专门的,也有无家法而非专门的人;现在如果你以一家为
主,那么应当以有家法与专门者的人所写的著作为主。《国朝汉学师承记》都详细
的列出了家法专门,这本书成书在乾隆、嘉庆年间,所以那之后的的学者就没有被
录。嘉庆、道光之后,治今文说的人,《师承记》都没有记录,《皇清经解》也没
有收录这类书籍,这些书籍都被收录在《续经解》中,所以《续经解》要比《经解
》重要的多。学者如果能够将国朝经学源流变化研究一遍,就知道了今日的经学,
无论今文古文、专学通学,国朝经师都有相关的学说和著作,来帮助后人学习。这
些帮助可谓让人事半功倍。学习和了解了这些书目后,选择起来就很方便,为自己
研究经学的道路扫清障碍。只有西汉的今文经学到近日才有所发展,还是希望后代
有识之士,能够有志于此类学问的研究。
《四库提要》的经部总叙中写道:“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
。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
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
、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
其学务别是非,及共弊也悍。(原注: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
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
弊也党。(原注: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
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
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
及其弊也肆。(原注: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
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原注: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
二千多年来的经学发展,《提要》用了数十句话已经包揽无遗,又用各用一个字在
为各个时期做一个定论。拘者,两汉之学;杂者,魏、晋至唐及宋初之学;悍者,
宋庆历后至南宋之学;党者,宋末至元之学;肆者,明末王学;琐者,国朝汉学。
《提要》写作的时候,是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的时侯,他们的旁征博引,偶尔
就像汉人用三万字来说“若稽古”这样的事。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学者大多讲求
今文经学的大义微言,不会再犯繁琐的毛病了,要学习的人可以选择这些学说进行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