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前后，华人世界各地华人往往要举行龙舟赛。
关于龙舟赛的起源，有个深入人心的说法——为了纪念屈原。但闻一多有考证，认为此说并不正确。
一般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曾以“龙”为图腾（也有反对意见，认为“饕餮”才是最古老的图腾），但既然“龙”是远古图腾，而龙舟的出现也早于屈原。所以，闻一多的指迷是有道理的。舟以“龙”为饰，理应与图腾观念有更紧密的联系及用途和（心理）价值，而不大可能出于某次实际的“救生”活动。
闻一多的《端午考》说，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龙，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祭祀之日便是端午，在水域中竞划刻着龙饰的舟船是“龙祭”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许多古老民族的图腾一般都是具体的植物或动物，中国的图腾崇拜却不然，这些图腾都是幻想出来的产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人们熟知的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超自然神灵。这与水旱之灾一直是困扰华夏生民大患可能有密切关系。诸如上古传说大禹治水表现的。因此，“龙旗”“龙舟”的出现及其最原始的“功能”确实可能要从图腾、宗教观念中去寻找。
闻一多认为，屈原汨罗江投河自杀与端午“祭龙”在时间上是个巧合。但仅仅是巧合，却又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后来纪念屈原的说法可以取代龙舟竞渡的原始功能——“龙祭”。
这里就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个人魅力取代神的地位－－宗教信仰谈何容易？还有，“龙”的外在形象凶险，它成为图腾固然不难解，但中国人却喜欢以形象张牙舞爪凶恶的龙为自己的祖先，喜欢自称是“龙的子孙”？
文史专家对前一问题看法比较一致。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领域有个术语：“神话的历史化”。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是指中国古人习惯于把上古神话传说当成真人真事来纪录。比如后羿，夸父……这些神话传说中的远古的神，在后来的记载中大都失去了神的色彩，更像真正存在过的人物。
神话的历史化表明，中国古人对“神”的态度很早就不太认真、不太虔诚了。《论语》就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读过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神”谱系不清，与人的形象差异非常大。这与古希腊神话完全不一样，古希腊的众神最后发展成熟到有完备的神族谱系，古希腊众神都有人形的血肉之躯。
中国远古神话中的神，从形象到性质都有很强烈的不可捉摸的特点。但这样的“神”是如何跌落在地一变为“凡人”的（如“夸父不自量力，与日逐走”的说法）？实在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图腾的“龙”作为早期宗教观念的产物，虽然曾具有决定人之福祸的“无边法力”，但中国古人对神的态度的极端实用主义态度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进入阶级社会后，“龙”的功能很快萎缩了，它后来成了皇族标志——只有皇室成员才有资格自称“龙子龙孙”，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老百姓也是“龙”的后裔。另一个有趣现象是，皇族对这个徽章的“商标注册”、“侵权”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看重。所以我们同时可以观察到，在中国民间“龙”一向也是可以随便议论、描写、勾画的对象也可以作为饰物，所以《叶公好龙》那样的寓言可以一直流传下来。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像样的宗教，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学者说法不一，这个复杂问题略过不表。但如果把它作为实用主义心态的古老根源解释，却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对信仰这玩艺不认真，纪念屈原的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取代“龙祭”的本意。古人对龙的态度如果真的很虔诚，那么屈原是不可能取代“龙祭”的，今天提起龙舟竞渡，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起源与祭“神”有关，反过来也印证了中国古人对神的不虔诚。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祭屈的划龙舟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隋书·地理志》说：屈原投江后，“士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舟小，莫得渡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
很明显，划龙舟的纪念性质发生了变化，纪念变成了民间的竞赛。
宋代陆游的《归州重五》诗说：“斗舸红旗满急湍，船窗睡起亦闲看。屈平乡国逢重五，不比常年角黎盘。”陆诗的意思是，由于加入了龙舟竞渡之戏（斗舸）的要素，纪念屈原的活动就显得更气象非凡，大异于过去仅仅往江里投粽子了。
斗舸－－即划船竞赛，热闹非凡、喜气洋洋，完全改变了过去祭祀活动所有肃穆凝重的气氛。
其实，早在唐代，龙舟竞渡的性质就发生了深刻变化，它不仅热闹，甚至官方也介入了，这种介入的后果在中唐节度使张封建的《竞渡歌》展现得一清二楚。
该诗云：“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郡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瀚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权路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
唐代龙舟竞渡的冠军奖品是一只银碗，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划船锦标赛”。
龙舟竞渡并非源于纪念屈原，但人们淡忘了“龙祭”的本源，只知道祭屈的龙舟竞渡活动，这对屈原无疑是崇高的赞誉。
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所以官方也就介入民间祭屈活动。官方的介入则必然进一步异化这一民俗活动。张封建诗描绘激烈的竞赛场面，纪录了失败者脸红脖子粗的懊恼状，失败方的拉拉队“心似火烧”的表情。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最后笔锋一转，把这种竞赛的场面与官场的争权夺利联系在一起。
龙舟的“竞技化”居然能激发张封建这一奇特联想，这表明龙舟的竞赛特征已经明显压倒了纪念性质。
那么，又如何看待“龙祭”的这一变迁？
在此，古希腊“马拉松”故事可作一个很好的参照物，马拉松故事与纪念屈原的划龙舟有一个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二者都与“爱国主义”有关。
马拉松是进入现代奥林匹克殿堂的第一批项目，它现在已经成为风靡世界、高度商业化的运动，那个古希腊的传令兵也因这项运动的世界化而家喻户晓。不过，按当初希腊人的想法，他们是希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永远留在希腊故土举办的。如果当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同意的希腊人的提议，那么就不难想象，现代奥运会决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力，马拉松跑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现代奥运会这个媒介。
龙舟赛与马拉松比相，在这方面正好成了一个反例。尽管今天也有所谓的“国际龙舟赛”，但实际上这项运动仅局限于华人圈。
1993年有报道说，是年8月，中国大陆将出现一幕炎黄子孙大聚会的壮观景象，世界华人将分别在岳阳、九江和北京举行龙舟系列大赛。目的是“以舟为媒，广交朋友，增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凝聚力，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在国人的观念里的龙舟赛还是民族的。所以屈原与那个希腊传令兵比影响范围自然要小得多。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把一项民俗竞技活动纳入世界竞技圈，是扩大影响力的最好办法。所以韩国人极力地把跆拳道塞进奥运会，而中国人也开始琢磨如何把武术塞进奥运会，这样还能多弄几块金牌哩。
“龙祭”的变迁说明，我们的祖先对“龙”曾认真过，于是它变成了图腾；后来对龙的态度又不那么认真了，所以划龙舟才可能被纪念屈原取代。
远古之“龙”并无仁慈之象，丑陋而凶险；
“中古”的龙，是皇家的徽记；
皇权被打倒后，“龙”又成了民族的旗帜。
不过从“龙祭”的变迁过程看，口口声声自命“龙子龙孙”实在很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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