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红人”现象是网络传播时代特有的一种网络文化现象，是由大众、媒体及社会共同创造出来的娱乐神话。每一个“网络红人”的出现，总是能够引起一场草根阶级的狂欢，引来媒体的大量报道，在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中掀起阵阵舆论波澜。
现象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多种互动传播形态。多种互动传播形态相互交织于“网络红人”的走红历程中，形成“网络红人”现象传播中的互动机制。这种互动机制作为“网络红人”现象的内在驱动力，推进着“网络红人”的走红，最终使得“网络红人”从网络中走出来，得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名与利。
“网络红人”现象是社会的一面多棱镜，在对每一个互动传播形态的解读中，可以发现不同的互动传播形态所产生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这对于了解当下网民心理、网络中的人际互动以及媒介间议程互动等问题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同时，这对于如何引导“网络红人”现象，减少其负面影响，使其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首先，对“网络红人”现象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总结了“网络红人”现象的特点；将“网络红人”现象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从整体上分析概括“网络红人”现象传播中存在的互动传播形态与互动机制。
第二，根据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对“网络红人”现象传播过程中“网络红人”本人进行的主我与客我的互动及表现进行分析。“网络红人”主我与客我互动，是“网络红人”成名愿望的萌动的表现。“网络红人”在网络中通过各种另类的方式展现自我，塑造自我形象，得到了大众的关注。
以媒介议程互动理论为支撑，继续以郭美美为个案，分析“网络红人”现象中媒介间的议程互动及表现。媒介间的议程互动将“网络红人”推至成名的最高峰，无限放大着“网络红人”的新闻价值，促使“网络红人”成为“传媒红人”，并获得现实生活中的名和利。同时，媒介间的议程互动，将“网络红人”变成一种供大众消费的符号，刺激着大众消费。
“网络红人”在多重互动中获得了名利，取得了成功，然而，在对多重互动的分析与解读中，不难发现其中折射出的很多问题，“网络红人”现象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容小觑。笔者以互动的思维，对该如何实现良性互动机制，促使“网络红人”现象的理性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议与策略。
网络红人是互联网发展的产物。然而在享受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成长红利时，网络红人也面临着无法持久的困境。大环境下，网红虽然发展迅猛、容易爆红，但相应的也容易引起非议，难以维持热度、人设与信任值。网红的“易逝”是网红数量增加、竞争加剧、行业内卷的结局，是过度依赖平台流量、粉丝黏性不够的必然，也是无法转型、个人身份难以建构的后果。在当前的社群时代下，改变这种“易逝”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社群化。
网红走红的途径有两类，一种是因为某个事件一夜爆红，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舆论，都可以算热度；另一种是扎根某一领域，日积月累后粉丝慢慢达到一定数量。然而不管是哪种方式走红的网红，或是哪种类型的网红，都要面临多种“易逝”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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