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79年前已经有了死刑缓期执行的方!
在中国大陆学界，一般认为死缓制度产生于1951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中，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独树一帜的死刑执行制度。
其称谓最早见于1930年11月中共中央通知第185号《关于苏区惩办帝国主义的办法的决议》。《决议》规定，对外国人可适用“死刑缓刑”，即判处死刑后，缓刑若干时期暂时监禁，而缓刑的期限则没有限制。这项政策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适用，具有明显的对敌斗争策略的性质，其与中国刑法中的死缓制度无论在性质、功能上，还是适用范围上都具有明显的不同。可认为其思想发端的是中国政府的毛主席于1951年5月针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提出的修改意见，他提出，“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有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但这时的死缓仍具有浓厚的政治斗争策略色彩，而并没有明确地强调这一制度的法律意义。之后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贪污罪、战争罪犯、反革命罪和普通刑事犯罪。上升到今天法律意义上的死缓制度的规定，则是1954年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该草案第10条规定的死缓制度，并为以后若干草案所延续。直至1979年刑法典第43条第1款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立即必须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其作为一项替代性刑罚措施得以最终确立。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典对这一制度从死缓的适用条件、核准程序、死缓考验期满后的处理以及死缓考验期间的计算与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计算问题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新中国刑法的发展是同新中国的发展同步的。虽然说解放区也有刑法，但那时侯的刑法还比较零散，是局部性和地区性的，而且是处在战争环境，所以刑法是不成体系的。可以说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刑法。建国至今，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发展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1949年10月到1979年6月；第二，1979年7月到1997年3月；第三，1997年3月至今。这三个阶段刑法立法有不同的特点。
一、1949年10月到1979年6月
这一时期，新中国刑法立法有三个特点。
第一，这一时期中国没有刑法典，只有寥寥可数的单行刑法。这几部单行刑法是为了配合社会改革运动而颁布的。如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她是为了配合镇压当时反革命运动而颁布的；195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它是为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1952年的《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它是为了配合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而颁布的。
第二，判刑事案件时，定罪、量刑主要不依据法律而是依靠政策，因为法律在当时不健全。
第三，对刑法典开始孕育、起草。主要过程是：1950、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法治委员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试图为刑法典的起草奠基。但这两个文件在严格意义上不是立法，因为它们未进入立法议程，也没有比较公开和广泛地征集意见。真正把刑法典提上议事日程的是从1954年《宪法》颁布后开始的。1954年10月到1963年10月，中间由于开展政治运动只有断断续续的立法工作。到粉碎“四人帮”第三部宪法颁布后，从1978年开始搭班子搞刑法典，到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
二、1979年7月到1997年3月
这一时期，新中国刑法立法也有三个特点。
第一，1979年7月1日制定了第一部刑法典，标志着新中国刑法典从无到有。这部刑法典的法律条文共192条，其中，总则89条、分则103条，共规定了129个罪名。
第二，这个时期不断对刑法典进行修改补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切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变化，反映在法律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形形色色的犯罪，所以法律条文也随之不断修改、补充。当时对刑法修改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单行刑法和复述刑法。共搞了24个单行刑法和106个复述刑法，补充了133个罪。
第三，为全面修订刑罚典作准备。由于对刑法典的补充和修订过于零散并且相互见容易冲突，轻重容易失衡，所以1982年提出对刑法典进行全面修订。到1996年才把这部比较成熟的刑法修正案交给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过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997年3月正式提交八届全国人大审议并通过。
三、1997年3月至今
参考资料：http://www.univs.cn/univs/znufe/display.php?id=138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