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西 文 学 概 述
翻开中国文学史，江西文学光彩四溢。名家巨擘贤材荟萃，鼎钟野瑟相激百世。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说："我国里头四川和江西，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但是秦以前，江西文人没有作品传世。直到东汉中期，南昌李朝作颂歌九章。唐檀著《唐子》二十八篇。南州高士徐孺子学识渊博。三国之际，南昌徐整著《豫章列士传》三卷、《孝经注》一卷、《毛诗谱》三卷、《通历》二卷、《三五历记》二卷等。东晋初年，陶侃有文集二卷。熊远有《御史大夫文集》十三卷。熊远之侄熊鸣鹄有文集十卷。以上除陶侃存《逊位表》及《相风赋》残篇，其余已难钩沉。清代临川人李纮在《南园答问》中简述古代江西文学发展概况，曰："粤自东汉，论者李朝，黎阳九歌，风雅启苗。晋推靖节，上接《离骚》，寻阳隐逸，莲社贤豪；名章伟构，水深山高，散落人间，泰山毫毛。洎乎有唐，以诗取士。时则刘慎虚擅开元之奇，吉中孚拔大历之萃。任涛、郑谷，称十哲于咸通；卢肇、黄颇斗两龙于秀水。南康綦毋，鄱阳颖士；来氏兄弟，丰城季子。或矜《西山》之编，或侈《灵溪》之制。莫不驰誉寰区，蜚声域外。至于文律恢奇硕大，吴武陵则西汉可以兴，幸南容在枚马之次。媲柳配韩，角张竞李，犹未足尽江南之能事也。宋兴百年，文章陋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原，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寓，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也。若夫晏临川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士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覙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高步于一朝，则虞、杨、范、揭，不参他土。廷对万言，则姚、文、曾、罗，各占大魁，上书万言，则王、蔡、孔、章，并跻卿辅。他若方城经义，并包一代之制科；玉茗填词，空绝千秋之乐府，犹未足 缕焉。盖西江文事，若晋之霸业，世执牛耳，西被秦，南服楚，未暇问陈蔡而围郑许也。四国廪廪，若山仰岱以为宗，水朝海而争赴也。"李氏先贤从东汉李朝作颂至明季玉茗堂主，历数江西文事之霸业。明以下古代文学，江西文气日衰，但仍有台阁重臣主持数十年之诗风，"易堂九子"高鸣于翠微野山，蒋士铨藏园名曲推为"近世第一"，陈三立张扬江西诗派之余韵，文廷式诗词"自夸上下五千年"。现代苏区文学开革命文学之先河，方志敏爱国诗文光照千秋。当代文学圭璋呈采，文学新人先后相踵。
江 西 文 坛 的 掘 起 时 期
早在1300多年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路过江西南昌时，写下了轰动文坛、传诵千古的《滕王阁序》，对江西竭尽了溢美之辞，至今仍为人们律律乐道。不过，就当时江西的实际情形而言，王勃的这篇即兴之辞，与其说是对江西现状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江西未来的预测和期待。自东晋末年陶渊明翻开了江西文学史精彩的第一页之后，近三个世纪之中，江西文坛却后继乏人，寂寥无声。直到盛唐之际，江西文坛才出现新的转机，出现了一批能同中原和江左诗人竞争并秀的诗人，他们走出江西，挤身中原优秀诗人之列，低吟高唱，声誉卓著，从此以后，江西文坛力量逐渐壮大，到唐末五代时，几乎与中原和江左诗人相抗衡的地步，并以此迎来了北宋江西文坛的高度繁荣，“临川之笔”真正掌握在江西人手中，“人杰地灵”开始成为江西的现实。由此观之，唐代江西文坛的转折和崛起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这种转折和崛起的最初情形大致出现在初唐与盛唐之交。陶渊明之后，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和文化继续得到发展，江西北部地区的发展还比较大，但总体水平和实力，无论如何还是不及江浙和两湖，也不能闻原本就基础雄厚的中原相比，尽管此时中原地区已因战乱而破败不堪。隋唐统一全国，以洛阳、长安一带为中心营规其统治和建设的格局。原来偏安南方的土族以及附庸于其下的文人墨客、画师艺人及工作匠人等也大批返回，这样，当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重建和繁荣之时，南方就相对要落后了。这里有经济基础和地理环境问题，有人才外流问题，还有传统观念上重北轻南等问题。从隋立到初唐约130余年，政界和文坛上的重要人物，除少数出于江浙一带外，其余几乎全被北方人士所垄断，江西连一个诗人也未出。但是，经过初步开发后的江西毕竟有了发展自己经济文化的良好基础，同时，经济文化重心虽然回到北方，但南北交融不仅没有结束，反而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交通的进步而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众多的政界显要和文化名流频繁地进出江西，而江西的学子们也纷纷走出江西，游学游宦，便是这种双向文化交流(尽管是无组织无意识的)的结果，这对促进江西文化的发展和江西文人的成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早在南北朝时期，王羲之、谢灵运、鲍照、江淹等名流士子就曾被江西的山水风光所吸引，隋唐以后，光顾江西的文化名人更是络绎不绝，从初唐到唐末，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江西各地，其中许多是当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第一流文化名人，如宋之问、王勃、张说、李峤、姚崇、张九龄、孟浩然、李白、元结、刘长卿、卢纶、柳浑、白居易、韩愈、孟郊、刘禹锡、李涉、李渤、刘坷、李群玉、徐凝、许浑、柳希纰、曹松、顾况、权德舆、牛僧孺、李德裕、戴叔伦、罗隐、皮日休，还有阎立本、陆羽、颜真卿等等，他们在江西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其中许多是千古传诵的名篇，如宋之问的《度大庚岭》，王勃的《滕王阁序》和《滕王阁诗》，孟浩然的《下赣石》、《晚泊浔阳望香炉峰》，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五老峰》，自居易的《琵琶行》、《题大林寺桃花》等，还有号称“天下第二书”的颜真卿的《抚州南城麻姑山仙坛记》碑刻，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陆羽的《茶经》等。毫无疑问，他们在江西的活动和创作，对江西文化的推进和提高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其中不少都是堪称一代宗师或文章巨匠的，有些人还身兼要职，具有所到一地，化及一方，影响几代的巨大能量，如人们早已指出的，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之镇临川，韩愈、柳浑、李德裕之刺袁州，都有这种作用。
与此同时，江西的文人士子也不再郁闭自守，他们或东游吴越，寻幽探胜；或北上齐鲁，寻师访友；或西入京洛，游学游宦，这样，不仅能开拓视野，增长见识，锻炼才干，充实自己，也从总体上提高了江西士子的文化素质和文学修养，到了盛唐以后，其成效便逐步显示出来，其中有些人还获得了较大的成就，在当时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首先值得提出来的是《河岳英灵集》中的江西三家。玄宗天宝年间，进土殷fan2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了当时已死的和还活着的24位著名诗人的234首诗歌编成一部诗集，他认为这24人都是“河岳英灵”，即当时文坛的佼佼者，所以命名为《河岳英灵集》，由于殷fan2本身具有相当的诗歌审美和鉴赏力，所立择录标准又相当精严，所以直到现在，《河岳英灵集》仍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权威性的盛唐诗歌选本之一。《河岳集》所选24人是：常建、李白、王维、刘慎虚、张渭、王季友、陶翰、李颀、高适、岑参、崔颢、薛据、綦母潜、孟浩然、崔国辅、储
光羲、王昌龄、贺兰进明、崔署、王湾、祖■、卢象、李嶷、阎防。仅从这份名单上就可看出编选者所言不谬，它几乎囊括了开元、天宝期间活跃在文坛上的最优秀的诗人，其中刘慎虚、綦母潜、王季友是江西人，二十四家中江西占了三家。若以盛唐时期江西文坛的实力同全国发达地区相比较而言，这个比例是大得有点不相称了。若从政治影响来说，这三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正说明了殷fan2的：“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河岳集自序》)
有关资料对这三个人的情况都只有零碎的记载，其生卒年，籍贯，生平经历都语焉不详，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大致的
情形如下：
綦母潜，江西虔州(今赣州市)人，约生于武则天天授二年(691)，15岁入长安游学求仕，开元十四年(726)进土及第，投宜寿尉(今陕西周至县)，在此前曾落第还乡一次，时在开元八年左右。开元十八年前后入集贤院待制，为校书郎。开元二十一冬挂冠归隐，次年秋回到江南一带游历。开元末天宝初因家境拮据，又重返京洛谋求复职，天宝十一载任右拾遗，后升至著作郎，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他再度弃官归隐江推，后不知所终。《河岳集》收录其诗6首，《全唐诗》存其诗26首，代表作为《春泛若耶溪》，为历代选家注目。綦母潜在升元天宝之际诗名很高，他与盛唐著名诗人李颀、王维、张九龄、储光羲、孟浩然、卢象、高适等都有交往唱酬，其中与李颀、王维过从甚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他为唐诗人中的大名家之一。殷fan2则称其诗“历代未有。荆南分田，数百年来，独秀斯人”。
刘慎虚，新吴(今奉新县)人，生卒年不详，殷fan2说“惜其不永，天碎国宝”，《河岳集》编成于天宝十二年(753)，可见刘慎虚在此前已谢世，而且寿命不很长。据说其九岁即作文上书给皇帝，被召拜童子郎，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及第，授洛阳尉，迁夏县令，后为祟文馆校书郎，刘慎虚也是严羽所说的盛唐大名家之一，《河岳集》收其诗达十一首之多，《全唐诗》存其诗15首。刘慎虚和綦母潜都可归入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一派。綦母潜生性傲然，常怀“明时久不达”之感，似乎较汲汲于荣利；刘慎虚则性格高古，不慕荣利，后期也大约在江南一带游历。与他交往的著名诗人有孟浩然、王昌龄、高适、阎防、贺知章、包融、张旭等。
王季友，江西丰城人， 《江西通志》认为其本河南人，流寓江西丰城，遂家焉。有材料说他举贞元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并说其生卒年为714—794这些是不大可靠的。因为《河岳集》上说得清清楚楚，他是“白首短褐，良可悲夫”。“白首”者，人老发白也；“短褐”者，平民所穿之粗布衣裳也，即是说，到天宝年间，王季友已经年老了，但还未做官，因而殷fan2为这位有才干的人的不幸遭遇感到悲哀。怎么早在开元年间就举进士呢？并结编于乾元三年(760)的《箧中集》也还说王季友这些人是“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者，怎么可能又摇身一变为“御史中远”这样的显要呢?且按照714—794的说法，天宝十二年(753)时他才40岁，与“白首短褐”之说显然不符，如果我们假定“白首”的起码年限为60岁，那么他要活到794年是不大可能的。《河岳集》辑其诗六首，《箧中集》辑其诗2首，《全唐诗》共存其诗11首。在盛唐诗人中，王季友应算是最穷的一个，但他人穷志不短，刻苦攻读，终于诗名大振。王季友与杜甫、岑参、钱起、沈千运等交好，岑参称赞他“王生今才人，时辈咸共仰。何当见颜色，终日劳梦想……。”杜甫则称赞他“王生早曾拜颜色，高山之外皆■嵝”。王季友、刘慎虚、綦母潜都入元代辛文房编的《唐才子传》，不过，《唐才子传》中有些材料牵强附会，以讹传讹，读者自当辨析。
稍后有波阳的吉中孚，是有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早年曾为道士，后还俗求仕，得入仕途，这也是许多唐代文人走过的道路。出名后，卢纶形容他“名高闲不得，到处人争识。”宜春的卢肇，会昌三年(843)为江西夺得第一个状元，曾写成一篇5000多字的《海潮赋》，穷究潮汐成因，轰动文坛，受到朝廷嘉奖。宜春的郑谷及其父郑史、兄郑启留有诗名，人称“郑氏三父子”，其中以郑谷最著名，郑谷也是唐代江西诗人中最有成就的一个。
郑谷，袁州宜春人，唐末诗人，生卒年不详。字守愚，因他官至尚书都官郎中，世称郑都官，又因其《鹧鸪诗》出名而人称“郑鹧鸪”。郑谷受乡风和家风影响，爱好文学，幼即能诗，司空图见而奇之，曾抚其背曰：“当为一代风骚主也。”
(《唐诗纪事》)光启三年(887)举进士，授京兆户县尉（今陕西），迁右拾遗，乾宁四年(897)任都官郎中，不久即洁身自好，归隐家乡，在距今宜春城南60里的仰山构筑读书堂，专心读书写作，并和许棠、任涛、张摈、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温宪、李昌符唱答往还，时号“芳林十哲”，(又称“咸通十哲”)。
郑谷有诗400多篇行世，七律《鹧鸪诗》是其最著名的一首：
暖戏烟芜锦翼齐， 品流应得近山鸡。
百昏青草湖边过， 花落黄陵庙里啼。
游子乍闻征袖湿， 佳人才唱翠眉低。
相呼相应湘江阔， 苦付丛深春日西。
除上述诗人外，陈陶、来鹏、王定保、熊孺登、王贞白、袁皓等都是当时较为著名的江西诗人。然而表明一个地方文化水平高低的，极为重要地是看它能否产生杰出的人才群体。中原和江左一些经济实力雄厚、文化发达的地方都曾经大量地涌现出诗人，宋代江西文坛之所以能领先全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临川和吉安两个地区的作家群的涌现。现存《全唐诗》中的宜春诗人尚有22人之多，绝大多数产生在晚唐五代，这些都是至少在当时是有点名气的诗人，并且经过千年的历史检验流传至今，在一个不大长的时期内，一个地区先后产生如此众多的诗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在这群诗人中，还包括了唐代江西仅有的两名状元卢肇和易重，由此可见当时宜春的“艺文儒术为盛”(唐杜佑语)确实名不虚传。
由于陶渊明的声名显赫和宋代江西文学的赫赫烈烈，所以谈到江西文学，论者多云起于晋末而盛于两宋，至于唐代的江西文学是个什么状况，关心者不多。唐代的江西文学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在当时全国文坛上能占到什么样的地位?除了上面的一些材料外，笔者还对《全唐诗》中存诗一首以上的且又有籍贯记录的诗人作了一番粗略的分类统计，列表如下：
地区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五代 合记
河南 34 37 42 31 144
河北 36 17 47 29 133
江苏 11 30 32 39 112
陕西 29 23 39 19 110
浙江 12 8 30 44 94
山西 15 14 38 19 87
江西 0 5 8 42 55
四川 3 5 15 25 48
山东 9 8 13 18 44
福建 1 1 11 27 40
人数较少的地区略。
第一，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江西落在其后，而相对于落后地区，江西又居其前。总的看来，江西诗人还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在全国居中间而略微偏上的地位。
第二，江西诗人的发展趋势最引人注目，初唐时江西诗人数量为零，居其尾；盛唐仅得5人，倒数第二；中唐时只有8人，又落最后；而到晚唐五代时却急剧上升到42人，仅次于浙江而名列第二，表现出一股不可遏制的迅猛势头，增长速度比谁都快，相反，原来起点就很高的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中原地区此时反而略呈下降趋势，而南方诸地区均呈上升趋势，这正是中唐以后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再次南移的一个重要迹象。一般人往往对宋代江西文学突如其来的高度繁荣大惑不解，不少研究者对此也往往局限在宋代历史范围内找原因，而忽略了宋代江西文学与唐代江西文学在发展上的联系，如果人们注意到了晚唐五代时江西文坛力量迅速壮大和成熟，并且一直保持迅猛上升的势头，那么对宋代江西文学在较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辉煌成就这一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如果把江西文学比作一座大山，那么，这座大山早在盛中唐时代便开始崛起，并在晚唐五代加快了崛起的速度，到宋代终于成了一座巍峨的大山挺拔在中国文坛之上。
江西文坛的辉煌时期(宋）
到了宋代，江西古代文学艺术如日丽中天，进入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三百年内，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英才荟萃，名家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华，其壮观景象，至今仍令人们景仰和惊叹不已。纵观两宋文坛，在作家数量上，江西籍的最多；从作家队伍素质上看，江西作家中既不乏众体皆备，声名显赫的大家巨擎，也不乏独擅一体、技压群芳的名家高手，至于二、三流的作者，则多得难以计数；从两宋文学的历程看，从首开风气到蔚成大观，从中兴再起到悲壮殿后，皆有江西作家之卓著勋绩；从宋代文学诗歌、词章、散文三个主要领域看，江西作家都大有可书之笔。
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继唐诗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尽管历来毁誉不一，但普遍的看法是：宋诗的成就远在元、明、清各代诗歌之上，自唐以后，能够与唐诗对垒的只有宋诗堪与，唐以后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风格，没有超出唐宋两大派别以外的。江西文坛可以说是宋诗的发详地，钱钟书先生精心编选的《宋诗选注》，入选作者80人，江西籍作者达26人，近三分之一，显示出江西诗人的雄厚实力。正是由于江西诗人的辛勤耕耘，使宋诗大添异彩。欧阳修力学韩愈、矫正西昆，首启宋诗之端，其影响通过苏轼和王安石、曾巩，并延至黄庭坚，导致了北宋中后期诗歌的繁荣。王安石学杜学韩，自成高格，为“王荆公体”，下启“山谷体”，为开创宋诗局面奠定基础。曾巩，李觏(1009—1059，南城人，著名思想家)、吕南公(1047一1086，南城人)、孔平仲(1065前后在世，新余人)等人虽不主要以诗为名，但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在不同方面对宋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至北宋后期黄庭坚出现，标志着宋诗的艺术特征已经完全确立。黄庭坚出自苏轼门下，文学创作却不蹈袭苏拭而自成一家，当世即以“苏、黄”并称。黄庭坚在诗歌艺术技巧上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方法并传授给后学，所以追随和仿效者甚众，并壮大成一个诗歌流派。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派中所列诗人又以江西人居多，故取名“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影响在北宋末期已非常之大，即使未被列入诗派的诗人，在创作中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进入南宋，其影响更遍及整个诗坛，包括陆游在内的许多大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到江西诗派的熏陶。属于江西派或在艺术上受到过江西派影响的江西籍著名诗人有曾几(1084——1166，赣州人，陆游之师)、徐俯(1075—1140，修水人，黄庭坚外甥)、汪藻(1079－1154，德兴人)、杨万里、周必大(1126—1204、吉安人)、姜夔、裘万顷(?－1222，新建人)等等，其中杨万里尤值一提。杨万里与尤袤、陆游、范成大一同被称为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诗人，标志着宋诗的再度繁荣兴盛，杨万里先受江西派影响，后有所梧，跳出江西派的窠臼，创造出一种新鲜活泼的诗体，号“诚斋体”，影响很大，成为南宋诗风转变的枢纽。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所归纳的宋代以个人命名的七种诗体中，就有三种是江西人创造的，即王荆公体、黄山谷体、杨诚斋体。南宋末年，“状元宰相”文天洋在军旅倥偬和被执囚禁之中，写下了大量感人肺腑的悲壮诗篇，成为宋代最后一个杰出的爱国诗人，他那浩气贯长空的《正气歌》，给宋诗打上了一个悲壮而又精彩的句号。宋亡后，有一批志士誓不降元，出现一批著名的“遗民诗人”，其中有江西的谢枋得(1226—1289，弋阳人)，萧立之(宁都人，生卒年不详)等较为突出。
宋词，一贯被认为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历来以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作为各自时代的文学最高成就。江西词人对宋词的开拓和发展也是有突出贡献的。近人唐圭璋的《全宋词》收词家1397余人，江西籍词家有170余人，占十分之一以上，而在《全唐诗》中，江西籍诗人只占二十分之一左右。在所谓的宋词“四大开祖”(晏殊、张失、晏几道、欧阳修)中，只有张先不是江西人。一般认为，晏殊、晏几道是宋人婉约词派的开山祖，而欧阳修的词，则有一部分同二晏词一道开婉约之风，另一部分词则同范仲淹词一道启苏轼豪放词之端。而后的王安石、黄庭坚虽不专以词家名，但他们的词作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豪放词的声势和影响。王安石的父亲王益(993—1038，临川人)也是一位在当时有一定成就和影响的词作家。南宋前期辛派爱国词人中，江西人刘过(1154—1206，泰和人)、赵善括(1169前后在世，南昌人)、杨炎正(1145－?，吉安入)都是与辛弃疾互相唱酬的著名词家。其实，辛弃疾本人虽不是江西人，但他一生当中有很长的时期是在江西度过，最后终老于江西，有人统计过，辛词626首，写于江西的达350首，占一半多。南宋后期格律派词人活跃，姜夔以词坛巨子的身份成为南宋格律派的代表，其影响不仅及于当时一大批词人，还下延至清代著名的浙西词派。南宋末期，文天祥高擎抗元大旗，一批庐陵爱国志土集合在大旗之下，其中也涌现一批爱国词人：文天祥、刘辰翁(1232—1297，吉安人)，邓光荐(约1236—1300，吉安人)罗志仁(吉安人，生卒年不详)等。有人把宋初晏、欧等称为第一个江西词派，宋末文、刘等称作第二个江西词派，一首一尾，一起一结，江西词家之成就与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宋代散文，是唐宋古文发展的第二阶段，至此，中国古代的散文可以说已经到了炉火纯青，至善至美的地步了，此后元明清的古文，纵有所成就和特色，也不免如众山朝岳，众川归海，没有跳出唐宋古文的圈子，而且就实际影响来说，宋代散文的影响又甚于唐代。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北宋占有六家，其中江西和四川各得三家。江西三家是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四川三家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三人，其中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帅，一代文坛宗师和领袖，在宋六家中据核心地位，是开一代文学风气的大师，宋代文学的繁荣兴盛，与欧阳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曾巩、王安石与三苏父子一样，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柱石，都是影响一代乃至数代文学风气的大文学家。除此以外，著名的史学家刘敝(1019—1068，新余人)、刘(分文ban1)(1023－1089，新余人)兄弟，著名的哲学家李趣等人的散文也写得很好，如《宋元学案补卷三称李觏的文章在“北宋欧阳、曾、王间，别成一家”《袁州州学记》是其散文代表作之一。南宋民族矛盾激烈而朝廷苟安，国势颓废，爱国志土无不扼腕切齿，爱国文学叠起高潮，散文亦然，江西文人志土更抖落出一身奋不顾身的硬骨头精神，前有胡铨(1103—1180，吉安人)的一篇《戊午上高宗封事》，请斩投降派卖国贼秦桧头以谢天下，直声震动朝野，连金人闻之也为之夺气；后有文天样《己未上皇帝书》，请斩主张逃跑避敌的侯宦董宋臣，一腔怒火，直对误国奸臣。宋末，文天祥、谢枋得皆坚贞不屈之土，文章人品，相映生辉。除散文外，有宋一代，汪藻的骈体文首屈一指，被人比作唐代的骈文大师陆贽。乐史(930一1007，宜黄人)的传奇文学，曾敏行(1118－1175，吉水人)的笔记小说《独醒杂志》，洪迈(1123－1202波阳人)的志怪小说《夷坚志》，罗大经(1226前后在世，吉水人)的笔记小品文《鹤林玉露》，罗烨(吉安人，生卒年不详)的传奇和话本小说集《醉翁谈录》等，都可在宋代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
江西文坛的辉煌时期(元、明、清）
如果把宋代江西文学视作高潮，元、明、清以下则是余波，其间或有几个大浪小浪，但总的趋势是渐次退潮。元代文学以曲著称，而江西文学家秉承前代之余烈，在传统诗文方面仍独占鳌头，元诗四大家中，江西就有虞集(1271—1348)崇仁人，范椁(1272—1330)清江<樟树>人，揭xi1斯(1274—1344)丰城人，占了三大家。还有煌煌巨制《文献通考》的编纂者马端临(1254—1323)是江西乐平人。此外，被《儒林外史》提
到的那位危素老先生(1303—1372)，金溪人，在元末明初算得上是一名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的诗文家。明清两代江西文学家数量不少，但影响大的却不多，在全国文坛上占的比重越来越轻。较著者有：明初台阁体的代表者之一的杨士奇(1365—1444)，泰和人；民间广泛流传，其轶事趣闻家喻户晓的大学生解缙(1369--1415)吉水人；明中叶的大文学家大戏剧家汤显祖祖(1550—1616)临川人；明末的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艾南英(1583一1646)，东乡人。入清之后，则有杰出的散文家王猷定(1599—166?)南昌人，其散文成就不在当时所谓“散文三大家” (侯方域、汪琬、魏禧)之下，他的传奇性散文《汤琵琶传》、《李一足传》、《义虎记》等内容新颖、手法独特，一新文坛耳目。魏禧(1624—1681)，宁都人，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代发作有《太铁椎传》等。魏禧与兄魏际瑞、弟魏礼，号称“宁都三魏”，又与李腾蚊(宁都人)、彭士望(南昌人)、邱维屏(宁都人)，林时益(南昌人)，彭望(宁都人)曾灿(宁都人)合称“易堂九子”，均为清初善诗文者。清中叶的戏剧文学家蒋土铨；著名诗人，时称“国朝骈文八大家”之一的曾<火奥>(1749—1831)，南城县人；清代江西最杰出的诗人，诗名远播海外的吴嵩梁(1766—1834)，东乡县人，等等，均为文学成就卓著，在全国文坛上名重一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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