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有陶渊明的资料

如题所述

陶渊明简介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陶诗题材的分类中国文学的新题材:田园诗 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 人的继承发展 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 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如“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归园田居》其四:“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试看以下例句:“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著名,刘桢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如:“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

第三节 陶诗艺术及其渊源

自然:陶诗的总体艺术特征日常生活的诗化 情景事理的浑融 平淡中见 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艺术渊源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 “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溪诗话》卷五)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物色可以概括为:

一、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以及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青松、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且看《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 “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于言筌的。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拟挽歌辞》其三也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

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 (《养一斋诗话》),是中肯之论。

二、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陶诗的好处是在朴素中见绮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 “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又如《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春天来了,燕子双双回到自己的草庐。一年来自己的门庭日见荒芜,但仍然坚持着贫穷的隐居生活。有些朋友并不理解自己的态度,一再劝说出仕。可是燕子却翩翩而来,丝毫也不嫌弃它们的旧巢以及自己这个贫士。似乎燕子在问诗人:我的心是坚定的,你的心也像我一样坚定吗?这首诗好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浅显平淡却有奇趣。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读山海经》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两个“亦”字,物我情融,耐人寻味。又如:“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园田居》其五)一条山涧、一只鸡、一根荆薪,这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他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淳朴的风俗。“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淡的十个字便写出了雪的轻柔之美。关于陶诗的这个特点,苏轼概括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十分精辟。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经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例如:“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其一)“待”字、 “掷”字、“贮”字,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关于陶诗的艺术渊源,锺嵘《诗品》曰:“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其后多有反对此说的,今人则多表示赞同。从今存应璩诗以及关于应璩的传记资料看来,他与陶渊明很不一样,与其说陶诗源于应璩,不如说源于汉、魏、晋诸贤,应璩一人不足以笼罩他。如果一定要说得具体些,可以说陶诗源于《古诗》,又绍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力。魏晋诗歌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7-05-11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第2个回答  2007-05-11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07-05-09
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1、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20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2、咏怀诗 以《杂诗》12首,《读山海经》13首为代表。《杂诗》12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13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10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3、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我们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它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土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梁朝的昭明太子肖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肖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到了隋唐时期,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

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其蹲砗蟆肥�溃?nbsp;

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

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

唐朝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土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最后写到: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空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其中写到: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矣”。

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现代,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五适俗韵》,曾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少五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伟大的陶渊明,他的诗文,将与日月同辉,照耀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
第4个回答  2007-05-09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