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以下因素：
一是文化因素。文化是一个群体区别于别的群体的稳定的意识形态。一定的社会文化对该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构成约束。文化对信用的作用首先在于影响该社会成员的认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家族文化导致对外人较强的不信任和对亲属圈较高的信任，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低信任度。相较而言，西方国家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较深，基督教文化中提倡的博爱思想，鼓励对他人广泛信任，有助于提高社会的信任度。中国社会的低信任度使社会成员对企业信用的认知程度较低，这不仅增加了企业信用形成的成本，也使得信用的价值降低，会对企业守信的意愿起反作用。文化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影响企业承诺的范围。一定文化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对企业的行为提出要求，并对企业的行为价值做出判定。
二是制度因素。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影响人们对他人行为的预期。在企业信用形成过程中，制度的作用在于影响企业的承诺范围。如通过法律法规确定或者限制一定的行为，使企业作出符合利益相关人利益的承诺；对消费者权益的界定，使企业必须做出相应的承诺。又如，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明确，限制了企业的相应行为等。其次，制度的作用在于影响企业承诺的意愿。一定奖励和惩罚制度的建立，可以影响企业承诺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企业承诺的意愿。再次，制度的作用还在于影响人们的认知，如通过法律监督和惩罚手段，对企业行为构成威慑力，使人们形成基于法律的信任，提高认知程度。又如，通过一定的资格认定制度，使人们获得关于企业能力和动机的认知。就目前来看，我国信用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表现为整个信用体系发展程度低，失信现象严重，不但企业信贷、信用销售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而且拖欠贷款、偷逃税款、商业欺诈现象时有发生。
三是信息因素。信息的功能在于可以获得建立信任所需要的知识，消除不确定性。信息的作用在于影响人们的认知，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意愿。在信息较容易获得的情况下，人们对企业能力和动机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估计，信用的形成比较容易。而在信息成本较高或者信息容易失真的情况下，人们不容易形成对企业的任职，信用形成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信息的获得成本也决定了监督企业信用的行为成本，从而决定了监督效率。在信息成本较低的情况下，社会对企业的监督比较容易，企业失信受到处罚的概率较高，失信的成本也较高，企业倾向于守信。反之，如果社会成员（司法部门、交易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很高，则会减少对企业的监督，企业失信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四是市场因素。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和市场竞争状况会影响到企业竞争策略的选择。一般来说，在一个较完善的市场中，公平竞争和诚信原则比较容易得到彰扬。这是因为在完善的市场中，信息成本较低，交易方通过长期的博弈最终倾向于选择诚实信用。反之，如果市场体系不完善，则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均较高，失信有时会更加有利可图。同样，当市场竞争激烈、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时，企业随时面临着被竞争者替代而失去市场的危险，其行为受到竞争者和消费者双重制约，企业倾向于选择守信；而当市场供不应求，企业产品颇有销路时，企业失信的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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