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两边农、牧社会经济、文化的二元一体化，首先发生在两个世界的交接地带，在这里，农、牧民族发生极为频繁的交往。游牧人口的南移，农耕人口的北迁，农、牧社会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得以逐步实现。而在农牧人口的汇聚地带，农、牧人口的叠移形成了叠合的半农半牧带，这便是中国历代版图上长期存在的特殊区域，因其以长城为枢纽标志，所以称为“长城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具有中国古代“内边疆”的形态，既是中原王朝的边防带，又是农、牧经济的自然过渡带；既是农、牧民族交接对峙的自然地理带，又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汇聚融合带。每个朝代长城的修筑，都标志着一条特殊的文化带的兴起，也都是长城文化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每个阶段中长城文化带的演变都体现了长城地带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揭示了其同内地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5
明代构筑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道长城，它位于历代长城的最南边。沿着这道长城，以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又称三关镇或太原镇）、延绥（又称榆林镇）、宁夏、固原、甘肃等九大军事重镇为中心的九边地区是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大致范围。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是周秦以降长城地带特殊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总结，也是中国长城文化带发展的最后定形。其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洪武开国至土木之变（1368—1449年），以发展战争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生产型文化带形成和发展阶段。第二，土木之变到隆庆和议（1449—1571年），以经济战争消耗为主的消费型文化带兴起和发展阶段。第三，隆庆和议到崇祯失国（1571—1644年），以民族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交换型文化带形成和发展阶段。交换型长城文化带的兴起，带来了长城文化带的新发展。明代长城沿线九边地区，先后设置各种类型的“马市”市场，其中见于记载者达70余处，可考者有50余处。6这些市场主要设于明代后期，特别是“隆庆和议”以后，不仅“马市”市场的类型和数量激增，而且市场性质发生变化，民间自相往来的“民市”取代“官市”而占主要地位。7从此以后，长城地带“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至明末“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8长城文化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特定类型的文化区域，已出现与中原文化区域融为一体的趋势了。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交织而成的明代长城文化带，随着蒙、汉关系的曲折发展而演变，由明初以战争经济为内核的生产型文化带，到明中期畸形的军事消费型文化带，再到明后期以民族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交换型文化带，最后发展为农、牧、商各类并举的新型文化带而融入中国文化的整体。在明、蒙关系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制约着政治关系的变化，政治关系的变化则决定了长城文化带演变的历程及特点。经济的发展要求政治与之相适应，明蒙之间，“华夷兼利”的民市贸易冲破官方专利的不平等的朝贡贸易是当时经济关系的主流。当这一主流受到明、蒙双方政治、政策阻碍时，便爆发战争；当这一主流为通贡互市所适应，经济的兴盛便代替了战祸。然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农业朝廷常常站在小农业自然经济的立场上，对游牧经济采取排斥和隔绝的政策。明初统治者继承了秦汉以来历代屯田戍边的传统政策，划墙设险，列兵捍御，形成了有明一代系统的边政设施，从而演出了蒙、汉关系曲折发展的局面，表现为“封锁——反封锁——互市”的发展过程。
秦、汉以来长城两边经济、文化分合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两个区域及两个社会之间，必然有某种贸易的存在，以体现其根本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明代，“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人结合在一个帝国禁令不能完全割断的贸易体系中。”9但是，真正平等互利的民族贸易在历史上的出现，却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当中原朝廷无力制服众多的游牧部族时，便出现“和亲赠赍贸易”，即农业朝廷将公主嫁与游牧君主，同时赠送钱物以换取暂时的边境安宁；当中原朝廷势力发展到足以征服周边游牧民族时，游牧君主便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并向其贡纳方物，以换取中原朝廷大量的物资及金银赏赐，因而形成厚往薄来的“朝贡优赏贸易”；但在战、守、和的选择中，中原朝廷更多的时候以天朝帝国自居，对游牧民族采取战、守的策略，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足使游牧民族采取战争掠夺的手段，在企业图达到入主中原的大目标下，首先夺取农业物资，或以武力为后盾强迫农业物资输入草原，从而形成以无对有的“战争掠夺贸易”；当战争两败俱伤、边境人民违禁走私不可遏止的时候，或在战争之后双方敌对局势缓和下来的时候，“和平互市贸易”便应运而生。10
长城沿线农、牧民族的和平互市贸易在明代以前便已萌生，如“后汉通交易于乌桓、北单于、鲜卑”，隋、唐与突厥、回鹘“缘边置市”、“以金帛市马”，宋与契丹“置通市以通有无”等等，11但能够于和平环境中实现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则是明后期明、蒙通贡互市以后的事。1571年“隆庆和议”以后，长城沿线“华夷兼利”的民族贸易市场普遍建立并历五六十年盛而不衰，才使农、牧民族贸易乃至全部的民族关系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明代后期长城沿线和平互市的民族贸易市场普遍兴起，首先对长城地带本身的发展起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由于长城带自身的发展，才结束了长城两边长期的内外对峙和分合无常的局面，从而为北部中国在清代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拙作《明代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综观明后期长城沿线民族贸易市场史，可见民间自相往来、平等互利的民族互市贸易兴起，结束了明代中前期长城内外的抗争，带来了长城地带经济的飞跃发展，为农、牧民族大融合和农、牧文化二元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长城文化带发展并发挥过渡功能，将中原文化过渡到塞北。正是由于这样深入的民族融合，才有了清代“内边疆”的消失。由此可知，民族间的经济共生关系是农、牧民族关系的主流，而民族贸易，尤其是民间平等互利的民族贸易又是这个主流中的主流。如果说经济共同繁荣是消除民族对立和差异的基础，那么，民族市场的繁荣又是基础中的基础，这正是交换职能的具体体现。若片面强调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而忽略经济力量特别是市场功能在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便无法阐明我国历史上农、牧文化在长城两边由分到合的发展过程，且不利于我们以史为鉴，完善现行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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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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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wsl.com/bbs/bbsshow.aspx?id=7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