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初的内阁首辅制设计的初心
首辅的性质和政治地位在本质上是由内阁的性质和政治地位决定的。
如上文所论述的，内阁是翰林院的“内署”，并非独立机构，亦不是制度规定性的权力机构，没有法定的政治地位，这决定了阁臣、首辅同翰林院其他官员一样，具有“文学侍从之臣”的色彩。
明朝通过废除宰相实现了皇权对相权的合并，真正实现了皇帝一人的专制集权。
为适应皇权统治之需要而建立的内阁制度从一开始便完全依附在皇权之下。
内阁只是侍皇帝左右备顾问的秘书机构，阁权是皇权的延伸，阁权的大小亦完全取决于皇帝的需要，首辅与阁臣在本质上只是皇帝的近身侍臣，他们没有法定的政治地位，他们的任职和去职都完全取决于皇帝的需要和喜好。
由于内阁是受着祖制的钳制而产生的，首辅制自设立之时便遗传了内阁模棱两可、明暗不定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特征。
第一，献替可否。“献替可否”即内阁就国家事务的各方面向皇帝提供咨询，发表意见，有智囊团的作用。
第二，平允庶政。“平庶政”是阁臣“预机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随事献纳、辅助决策、调理各方面的关系等，据此使国家庶政趋于平顺，保持稳定。
“平庶政”的主要方式包括召对、密揭、票拟、题本等。明代前期，阁臣辅助皇帝平允庶政是内阁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二、嘉靖至万历时期内阁首辅权力
嘉靖至万历前期这六十年里，一共涌现了十四位首辅，他们不仅在地位上高居于六部尚书之上，或者兼掌吏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院的职务，而且还可以挟制诸司了。
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都被视为当朝之宰相，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明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首辅制发展到这个时期时，与其制度的最初设计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异。
首辅位高权重，吸引了阁臣群体为争夺首辅权位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倾轧，几乎每一位首辅的上台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政治恶斗。
这时期的一些首辅之所以被称为“权相”，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极高，而其政治地位又正是通过其与皇帝、与阁臣、与六部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
1、皇帝怠政，宠信首辅
嘉靖至万历前期的皇权并非那么强悍，皇权总体上是具有示弱的特征，皇帝特别依赖首辅，内阁职权得到了皇帝的保护，世宗、穆宗、神宗对内阁首辅一意宠用。
但此时皇权示弱、皇帝对首辅宠信有加的现象并不代表首辅的权力压过了皇帝的权力，而这时期的首辅从根本上还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或“乘帝幼而窃得皇权”，可以说这种权力的显赫是特殊机遇的产物。
2、权压六部 事无不统
从制度上来讲，六部是不必听命于内阁的，内阁首辅的地位亦远远低于吏部尚书。
然而，从开始参预机务，到掌票拟，再至最后的事无不统，内阁在它发展的鼎盛时期，权力、地位的膨胀也达到了极点。
嘉靖以后，内阁首辅“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六卿伺色探旨”，首辅侵压六部或直接支配六部己成寻常之事，中央机构的运转大有政归内阁之势。
嘉靖六年以后，内阁班列始位于六部之上，至张居正任首辅时，部权已尽收于阁权之下。
明代的中国毕竟是人治的社会，掌权者个人的政治能力及其品质本性都决定着其行使权力的政治后果与政治影响
首辅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来担任的，首辅“为相”的事功也必然受首辅的个体特性的影响。若心怀天下之首辅持重权，其可履行贤相之职，对国家机器的运转可起拾遗补缺之功用，反之，由奸臣小人任首辅行相权，则必会惑君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