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2-14
偏偏像高俅这样一个不齿于市民群众的流氓无赖，由于善于拍马奉迎，投靠上封建统治集团，成了政治上的暴发户，又反过来仗势欺凌城市居民，成为一个骑在他们头上的新恶霸。高俅当上太尉的头一天，就把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拿来出气，原因只是高俅学使枪棒时，曾被王进之父一棒打翻，始终耿耿于怀。受到高俅的倚势报复，王进叹道：“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原来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这就一语道破了，在作者心目中，高俅并不是正统的封建官僚的典型，而只不过一个“帮闲得志”的流氓。
如果说高俅对王进是公报私仇，那么他对林冲的陷害，纯粹是卑劣无赖的流氓行径。高衙内在东京公然调戏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之妻，高俅闻知此事，一点不曾着恼，头一句话却是问：“几时见了他的浑家？”又说：“我寻思起来，若为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于是他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设下毒计，再三要谋害林冲，这就入木三分地揭露出他丑恶肮脏的灵魂。这种新恶霸对市民的压迫与欺凌，比起正统的地主官僚来，更为直接、凶暴和卑鄙；加上人们对这种无耻之徒固有的鄙视心理，这种有切肤之痛的压迫和凌辱，就变得更加不可忍受了。
在《水浒传》中，“破落户”是最坏的恶谥，除高俅外，被冠以这种谥号的还有“镇关西”郑屠、“西门大官人”西门庆、“踢杀羊”张保以及“没毛大虫”牛二。他们或则与官府勾结，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如郑屠、西门庆；或则是亡命之徒，不顾天理王法，明目张胆地白日横行，如牛二、张保。这班市民社会中蜂蝎一般的“破落户”严重危害城市居民，是市民深恶痛疾的对象。如西门庆开着一家生药铺，用金钱同官府勾结，独霸一方。他勾引了潘金莲，还公然将武大郎踢成重伤，又主谋将他毒死。作下了如此伤天害理之事，西门庆只要上下花了几个臭钱，便可保万事大吉。团头何九叔发现武大郎系中毒身死，“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做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撩蜂剔蝎。”
《水浒传》既然对以“破落户”为标志的城市恶霸表现了最强烈的憎恨，那么，它必然对那些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敢于同这些恶霸作斗争的英雄豪侠给予热情的讴歌和赞美。在《水浒传》中，杨志杀死牛二，武松杀死西门庆，石秀打跑张保，都受到高度的赞许。这种豪侠的品质，集中到一点，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一首《西江月》单道石秀的好处：“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拼命三郎石秀。”《水浒》对于侠的赞美，包含有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抗议。“匣里龙泉争欲出，只因世有不平人。旁观能辨非和是，相助安知疏与亲。”“金宝昏迷刀剑醒，天高地远总无灵；如何廊庙多凶曜，偏是江湖有救星。”《水浒传》时代的市民，没有政治地位，经济上又非常软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江湖”的“救星”即豪侠身上，希望凭借他们超然的力量，来解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武松无疑是《水浒传》大力讴歌的理想的英雄。他“身长八尺，一貌堂堂”，但作品却偏偏给他安排了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的一母所生的哥哥武大郎。数百年来，无数的《水浒传》读者都不解为什么作品要做这样的安排。诚然，从武松的角度看，这种似乎“有损于他的高大形象”的安排确是很难解释的；只有倒过来，从武大郎的角度看，事情就豁然开朗了：武大郎这样的市井细民，根本无力反抗外来的凌辱，这种在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才能获得解决。武松就是以理想手法塑造出来的市井细民心目中的英雄。市民是孱弱的，他们就幻想武松有高强的武艺与千斤神力；市民是卑怯的，他们就幻想武松有极大的勇气，甚至能徒手打死吊睛白额大虫；市民是孤立无援的，随时都可能受到强暴的侵凌，他们就幻想武松受到知县的抬举，做了步兵都头，跻入统治机构之中，充当市民的保护人。武大郎说：“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正是这等意思。武松虽然身居都头之职，却始终恭恭敬敬地尊重自己丑陋可笑的哥哥，并且还通过知县之口说：“这是孝悌的勾当”，从而批准了武松作为市民阶级理想英雄的身份。武大被西门庆毒死，武松告状不准，便道：“既然相公不准告，且却又理会。”于是强邀四邻，录得了潘金莲、王婆的口词，将西门庆、潘金莲一齐杀死，以自己的力量惩罚了恶霸，既泄了市民心头之恨，也对当时的腐败政治提出了抗议。
如果说武松是从市民阶级当中“生长”出来的英雄，那么，鲁智深则是纯粹从理想中虚构出来的豪侠。他的浪漫性不光表现在倒拔垂杨柳、棒打赤松林那种夸张的惊人之笔上，更表现在他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上。他尽管是一个提辖，但那只是小说随意派给他的一个身份。他没有自己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复杂的社会交往，甚至没有个人的政治经济要求，而只是一味地见义勇为，抱打不平。他听说金翠莲被郑屠迫害，不仅慷慨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又三拳打死了这个恶霸。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一番话，表达了对破落户恶霸的仇恨和鄙薄。鲁达是《水浒传》中最高大完美的豪侠形象，因为他爽快正直，毫无私心杂念，每当市民（不论是弱小的卖唱女子金翠莲，还是较有地位但同样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枪棒教头林冲）遇到不平时，他总是似天外飞来，以神奇的力量，以“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气概，解脱市民于危难之中。他同两个最大的恶棍高俅和郑屠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还收伏了“过街老鼠”张三、“青草蛇”李四等一群“泼皮破落户”，使他们改恶从善。这正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理想境界中的“侠”。
但武松也好，鲁智深也好，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市民的庸俗习气。武松好酒，他自称“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便有五分本事”。武松又使气，自称“平生只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但他道德观念，界限混淆，是非不分。他为阳谷县、为施恩、甚至为张都监效力，都暴露出他的好名、贪利、甘心被人收买的劣点。武松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给了贪官赃吏以惩罚，本是正义的，但他杀得性起，连无辜的佣人丫鬟也一概杀死，临走还把银酒器踏扁了，揣几件在怀里；鲁智深也在桃花山取了金银酒器，踏扁了拴在包裹里，不告而辞：他们都没有忘记金银的价值。
三
《水浒传》用以褒扬人物的最高的溢美之词是“仗义疏财”，有时甚至到了滥用的程度。朱仝、李应、卢俊义，都没有多少慷慨之豪举，小说为了抬高他们，都给加上了“仗义疏财”的桂冠，连那刻意盘剥囚徒的两院节级戴宗，吴用居然也说“十分仗义疏财”。当然，柴进、晁盖、宋江这三个“仗义疏财”的义士，确是货真价实的。他们是最受人推崇、拥戴并享有最高威望的人物，素不相识的人，只要一闻宋江之名，就皆拜伏于地，甚至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有诗赞曰：“说时豪气侵肌冷，讲处英雄透胆寒。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由此可见，“仗义疏财”是《水浒传》臧否人物的最高标准，是梁山聚义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柴进的血统是最高贵的。他是后周柴世宗嫡派子孙，因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太祖武德皇帝赐他誓书铁券。但柴进获得人们的敬仰，主要不是由于他的门第，而是由于他的财富，由于他对财富的支配方式，由于他的“仗义疏财”。柴进被誉为“现世的孟尝君”，家中养着三五十个好汉，又主动关照资助过往流配的犯人，“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他也敢藏在府里。他同落草为寇的王伦十分交厚，常有书信往来。这种“仗义”，是伴随社会动荡不定而产生的特殊现象。较有远见的豪绅，看到自身地位的不稳固，便有意识地结交一些侠客和游民，以为自己一旦陷入逆境之援助。孟尝君大养食客，为的是进取；柴进大招英雄，至少是为了自卫。后来，当柴进被新贵殷天锡所欺凌，正是李逵这样的好汉解救了他，就是证明。
在《水浒传》中，柴进虽然深受推崇，但他毕竟是一个贵族，在市民心目中，其为人固然可钦可敬，但心理上却有着明显的距离，使他们之间不能真正融合在一起。柴进之接纳四方豪杰，也不能一视同仁：一般犯人来投，只赐一盘肉、一盘饼、一壶酒、一斗白米、十贯钱，而高贵一些的如林冲，则要杀羊相待，大开酒宴，写书赠银，关注备细。武松投奔他，时间一长，就有所怠慢，惹得武松大发牢骚：“人无千日好，花无百红”；宋江一来，则态度迥然不同。这都表明，柴进不能体察人情，缺乏充当领袖的风度，所以在梁山，贵为天贵星，只能掌钱粮而已。
关于晁盖，《水浒传》介绍他“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推奖褒美之词，几与柴进无二。但晁盖没有柴进那样显赫的门第，也没有柴进那样雄厚的财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同县衙门中的押司、都头有所交往，独霸在本乡本土的土地主而已。晁盖的“仗义疏财”，就不是“广招门下客”，做一个孟尝君式的人物；那在他来说，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的。晁盖所结交的，大半是处于底层的人物，如刘唐，是个自幼飘荡江湖的无业游民；又如白胜，是个闲汉；还有“山东、河北做私商的”。总之，晁盖“仗义疏财”的对象，多是流氓、闲汉之类的游民无产者。正因为这样，柴进给人感觉是可“敬”，晁盖的感觉则是可“近”。他能同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厮混在一起，参与甚而主持他们的若干非法活动，从中分享一份好处。梁中书送生辰纲之事，刘唐、公孙胜不约而同地来报与晁盖，要同他“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阮氏三弟兄听说由晁盖出头，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这种游民头领的角色，柴进无论如何是扮演不了的。
宋江是《水浒传》着力塑造的完美人物，是市民阶级敬爱和仰赖的对象。七十三回“至人无过任评论”的诗，确实写出了他们对宋江的极度推崇。同是“仗义疏财”的义士，柴进令人“敬”，晁盖令人“近”，而宋江则令人“爱”。宋江的活动舞台与柴进、晁盖不同，主要是在城市中，他的仗义疏财，主要针对是市民中的芸芸众生，“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受他赍助的有卖糟腌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流落郓城的阎公阎婆，等等。宋江的职业是县衙门里的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却并不仗势欺凌百姓，相反，却“好行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就赢得了“上下敬爱，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柴进喜欢的是使枪弄奉棒的好汉，晁盖结交的是私商游民，他们都不曾主动地周到备细地关心照顾过这些城市中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其他城市居民。宋江还有柴进、晁盖等人所不可企及的长处：如平等待人，始终如一。宋江待人无厚此薄彼之嫌，“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武松被柴进冷待，宋江却十分敬重，非怪武松要满口称赞“是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如临难勇为，见利不贪。晁盖等劫取生辰纲事发，宋江舍着性命前去报信，及到刘唐送来一百两金子，宋江推阻再三，勉强收下一条。
《水浒传》对于这类“仗义疏财”人物的敬爱，不但超乎豪侠之上，而且还让他们同样为豪侠所拜伏。如武松赞美宋江是“真大丈夫”，李俊说：“天下义士，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在《水浒传》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领袖人物，是“仗义疏财”的义士，而不是“见义勇为”的豪侠。这是为什么呢？除了这部分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有较多的政治经验，能够充当市民的代表人物之外，从市民的角度看，面对现实中不时遇到的蹇偃和挫折，极其需要外界的救援，除了“力”的救援之外，也需要“财”的救援。豪侠固然能解除一时的苦难，却不能改善实际的物质状况，倒是现实一点的施舍，更能满足市民的要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货币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金钱日益成为统治的力量的时代特点来。
“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共同点是一个“义”字。《水浒传》对“义”的呼唤，充分反映了市民把自己联合起来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使他们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口号，提出了“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酒筵欢乐，无问亲疏”的理想，即模糊的平等要求。这些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四
《水浒传》最精采的部分是前四十回，但从第六十一回才开始登场的燕青，却是《水浒传》中描画得最出色的形象之一。小说称燕青是“梁山泊风流子弟”，说“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强似那三十五个”。对他的喜爱推崇，极为突出，用一副截然不同的笔墨，赋予燕青许多其他英雄所不具备的新特点：
头一个是仪表出众。梁山的英雄都极粗豪，唯独燕青“仪表天然磊落”，“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又由高手匠人与他刺了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燕青这种极合市民审美观念的形体上的美，小说中多次在关键场合加以描绘，从而给读者以极深的印象。一次是在泰安州智扑擎天柱，燕青在台上把布衫脱将下来，“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彩，众人都呆了”。又通过任原的胆怯，太守的大喜，更烘托这种美所造成的强烈反应。另一次是在李师师家，这个“共羡至尊曾贴体，何惭壮士便低头”的名妓，竟三四五次恳求：“闻知哥哥好身纹绣，愿求一观。”燕青只好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充满情感地描绘一个英雄好汉外形上上的美，在《水浒传》中，燕青是唯一的一个。
第二个是风流多能。梁山上，宋江会做诗，乐和会唱曲，但都不如燕青，是“风流丛中第一名”。他“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他在李师师面前，吹箫唱曲，“伊州古调，唱出绕梁声”，博得李师师这一惯家也不住声喝彩。正是凭着这“清韵悠扬”的歌喉，燕青终于获得了接受天子的机会，把梁山泊的“衷情达知今上”，并为自己博得了一道赦书。
第三个是武艺高超。在好汉如云的梁山上，燕青却别有惊人的绝着。他凭着一张川弩，箭到物落，无人可比。更兼一身相扑绝技，天下第一。李逵在梁山上，只怕三个人，一是宋江，一是戴宗，再一个就是燕青。原因是李逵多次着了燕青相扑手脚，以此怕他。为了显示燕青的本领高强，作品特意安排了两次扣人心弦的相扑场面。一次是擎天柱任原在泰安州贴出招儿，自夸“相扑天下无敌手”，燕青自告奋勇，要“自去献台上，好歹攀他颠一交。若是输了颠死，永无怨心；倘或赢时，也与哥哥增些光彩。”果然瘦小的燕青凭着自己的机智灵活，将身长一丈、貌若金刚的任原一个“鹁鸽旋”，直撺下台来。一次是高俅被擒上山，受到宋江的款待，假意答应招安，酒后露出放荡本性，自夸相扑天下无对，要与燕青相扑。众头领正要灭高俅的嘴，都竭力撺掇起来。这一次燕青“把高俅扭卒得定，只一交，颠翻在地褥上，做一块，半晌挣不起。这一扑，唤做守命扑。”写来干净利落，精妙传神。
尤为令人瞩目的是，燕青是市民社会的“通家”，凡属市民社会的一切，他“无有不能，无有不会”，“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这是燕青胜过所有梁山泊豪杰的最重要之点，从这一点上，才显示出燕青形象的本质。“市语”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要想在商品经济的大海中自由漫游，就需要精通此道的“通家”，而燕青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会唱货郎太平鼓，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他又会打着开封的乡音巧妙地回答东京城门军汉的盘查，还会改作浙人乡谈赚开陈将士的庄门。燕青熟悉市民社会的风俗人情，给梁山带来不少方便，他的“百令百俐，道头知尾”，便演出了“柴进簪花入禁苑”、“燕青月夜遇道君”的戏剧来。
上面所说的种种特点，形成了燕青独特的个性，使他可以同梁山所有的英雄明显区别开来的典型形象。但是，在《水浒》中，燕青的形象又不是同整个梁山泊队伍相游离的。梁山英雄的共性，即“义”，同样贯串于燕青全部言行之中。
吴用智赚卢俊义，是燕青第一个看出了底细。他说：“休信夜来那个算命的胡讲。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装做阴阳人，来煽惑主人。小乙可惜夜来不在家里，若在家时，三言两语，盘倒那先生，到敢有场好笑。”然而，当卢俊义从梁山泊回来，燕青途中告知变故时，反建议说：“若主人果自泊里来，可听小乙言语，再回梁山泊去，别做个商议。”当卢俊义被害入狱，燕青在城外叫化得半罐子饭，给他充饥；又在卢俊义起解路上，用弩箭结果了欲杀害卢俊义的董超、薛霸。
燕青上了梁山泊以后，更显出了他的身手不凡，胸襟博大。李逵误认为宋江强抢民女，燕青劝他：“大哥莫要造次，定没这事！”李逵大闹忠义堂，与宋江“赌头”输了以后，燕青教他“负荆请罪”，并说：“山寨时都是你兄弟，何人笑你？”后又帮李逵杀死了假宋江，为民除了害。萧让、乐和被高俅骗去，软禁在府里，燕青又与戴宗不避凶险，连夜把他们救了出来。《水浒》一直把“不近女色”当作好汉的一条标准，燕青虽然风流蕴藉，但为了梁山的全局，经受住了李师师这样的绝色佳人的诱惑：“原来这李师师是个风尘妓女，水性的人，见了燕青这表人物，能言快说，口舌便利，倒有心看上他。酒席之间，用些话来嘲惹他；数杯酒后，一言半语，便来撩拨”，又是吹箫唱曲，又是求观花绣。“燕青是个百伶百俐的人，如何不省得？他却是好汉胸襟，怕误了哥哥大事”，心生一计，便拜李师师为姊姊。小说评论道：“这八拜是拜住那妇人一点邪心，中间里好干大事；若是第二个，在酒色之中的，也把大事坏了。因此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端的是好男子。”
“燕青月夜遇道君”，是一场重头戏。他先以“新莺乍啭，清韵悠扬”的艳曲吸引了官家，然后又将一曲哀伤的《减字木兰花》引出了真情，讨得了一道赦书，并且奏道：“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燕青敢于在初次见到皇帝，就极为概括地讲出了梁山泊的宗旨，并且禀奏了高俅童贯的劣迹，十分出色地完成了宋江、吴用交给他的任务，显示了他的有胆有识、机智勇敢的品质。
总之，《水浒传》中燕青的形象，是一个完完全全从生活——市民阶级社会生活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充满个性的真正的艺术形象。燕青不仅是市民理想中的英雄，而且是真正打上了市民阶级的阶级烙印、倾注了市民群众的强烈敬慕之情的现实的英雄。燕青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是《水浒传》“为市井细民写心”所取得的重大艺术成就之一。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