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从汉唐以来道教的历史是"屈服史

如题所述

  魏晋时期,对农民利用道教组织起义有了认识的统治者对民间的道教采取了利用和镇压并行的政策。曹操一方面给予张鲁及其子女臣僚优厚的待遇来笼络群众,一方面将张鲁及其教徒北迁来瓦解五斗米道的根据地,既让五斗米道的影响扩展到中原地区,又使其组织混乱、思想紊乱。[10]
  魏晋道教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分化和发展:
  其一,道教被许多统治者接受,大批高级士族人士加入道教,出现了一些天师道世家。
  葛洪是丹鼎派的集大成者,著有《抱朴子》、《神仙传》,为上层士族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后世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构造了种种修炼成仙的方法,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建立了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
  其二,高级士族把他们的思想带到道教中来,促使了魏晋玄学的盛行,上清派、灵宝派出现并迅速发展。
  阮籍、嵇康、何晏、王弼等人以《易经》、《老子》、《庄子》为三玄著书立说,形成了新的道家流派——玄学。神仙方术与老庄玄学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东晋兴宁二年(364),杨羲声言南岳魏夫人降临,授予他上清众经,便与弟子对天师道进行改革,创立上清派。上清派以《大洞真经》、《黄庭经》为主要经典,以魏华存为祖师,尊奉元始天王、太上道君为最高神,在修炼上主张存思存神,通过炼神达到炼形,不重视符箓外丹。
  以传授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的灵宝派,产生时间大致与上清派同时,创始人是葛玄。灵宝派以《五篇真文》、《度人经》为主要经典,将儒家伦理与修道方法结合起来,强调“齐同慈爱、国安民丰”,修炼方法既继承了天师道的符箓科仪,又受上清派影响讲究思神诵经。[11]
  其三,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形式的道教,并不断组织发动起义。巴蜀地区五斗米道继续发展,西晋时期李特、李雄领导关陇流民起义,得到青城山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大力支持。江南地区的道教也日渐活跃,于君道、帛家道、李家道和杜子恭一派的天师道都有很大的影响,399年天师道信徒孙恩、卢循领导了反对东晋王朝的起义,道教传播到岭南地区。[12]

  南北朝的道教改革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上清派和灵宝派都需要通过整顿、改革,发展为成熟的宗教。
  对北朝道教进行改造的是寇谦之,他宣称太上老君降临嵩山命其改革道教,在得到北魏太武帝(424—451在位)拓跋焘的大力支持后,以儒家礼教为总原则,对天师道进行改革:绝对禁止利用天师道作乱;整顿组织,加强科律戒规;增订斋醮仪范和戒律,用忠孝仁义作为道士的行为准则。改革之后的天师道被称为“北天师道”,太武帝尊奉寇谦之为国师,开创了北魏皇帝即位都要至道坛亲受符箓的制度。
  北魏分裂为北周和北齐后,北齐高洋在天保六年(555)下令禁绝道教,使道教遭受沉重的打击。而北周统治者依靠关陇汉族立国,重视扶植道教,尤其是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在位)最为崇奉,除了宠信张宾,还礼待楼观道士王延、严达。楼观道以关尹子为祖师,坚信老子化胡说,重视《道德经》、《妙真经》和《老子化胡经》,修炼上兼习丹道与符箓,从北周开始进入鼎盛时期。[13]
  对南朝道教进行改造的是与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都有渊源的陆修静,他在宋文帝(424—453在位)时期采取措施改革道教:编制《三洞经书目录》为道教经典的编纂创立了三洞、四辅、十二部的体例;在总结天师道原有斋仪的基础上,吸收佛教、儒家仪式,以“劝善戒恶”为宗旨建立了九斋十二法斋醮仪范;健全了道官按级晋升制度,创立了道教服饰制度。陆修静改革整顿后的天师道被称为“南天师道”,颇受统治者的青睐,灵宝派的影响力也超过了上清派。[14]
  陆修静和寇谦之的改革,使得道教的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基本定型,各种规章制度全面系统。
  南朝梁时期的茅山高道陶弘景吸收儒、释思想,继续改造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陶弘景深受梁武帝(502—549在位)的尊崇,被称为“山中宰相”,他对道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道教建立了神仙谱系,编撰《真灵位业图》构建了一个系统的神仙谱系;通过编著《真诰》对道教的传授历史做了整理;发展了道教的修炼理论,主张形神双修、少私寡欲;弘扬上清经法,开创了茅山宗。[15]

  南北朝佛道之争
  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正面交锋,在北朝表现为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的灭佛运动,而南朝的佛道之争只是义理上的争辩。
  北魏太武帝为缓和汉族士族和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加上个人信仰道教,于太平真君七年(446)下诏废除佛教,毁灭佛寺诛戮僧侣。北周武帝为了实现“天下一统”,消除寺院经济泛滥的威胁,在建德三年(574)采取了废除佛教的措施,后又扩展到北齐境内。南朝的佛道争辩以南朝齐道士顾欢的《夷夏论》为标志,用老子化胡、尊汉贬胡来攻击佛教,后有道士假张融之名撰写《三破论》讽刺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徒也大量组织撰文驳斥道教徒的观点。
  同时佛道之间也相互吸取、交流,道教吸收因果轮回、天堂地狱思想,佛教天台宗吸收了神仙方术,禅宗吸收了老庄玄学,佛经的汉译更是大量使用了道家术语。[16]

  道教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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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五代北宋是道教的兴盛时期。

  隋朝道教的转折
  隋文帝实行佛道并重的政策,使用道教名词“开皇”作为开国年号,重用道士,兴建宫观。隋文帝相信符箓科谶,道士张宾、焦子顺等人向其密告符命,为杨坚称帝争取舆论。隋炀帝杨广沿袭了这一政策,敬重王远知、孔道茂等道士,还幻想长生不老,迷恋金丹仙药。
  随着国家统一,上清茅山宗北传,与楼观道相互结合;隋朝道教在神仙信仰上,奉元始天尊为最高神;在道教法术上,以符箓为主,也炼制金丹,苏元朗撰写《旨道篇》,从《参同契》中发掘阐释内丹学说。
  隋朝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时期,隋朝统治者利用道教为其服务,为唐朝统治者崇道树立了榜样;苏玄朗首倡内丹术,是唐朝内丹学迅速发展的发端;隋朝道教以茅山宗为主并融会南北道派,为唐朝道教以茅山宗为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础。[17]

  盛唐道教的鼎兴
  隋末许多道士投靠李渊父子麾下,编造李氏为王的谶语神话,如楼观派道士岐晖和茅山宗领袖王远知。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制定了尊奉道教为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他尊老子为其祖先,宣称自己是“神仙之苗裔”,表明“道大佛小”,颁布《先老后释诏》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
  唐太宗李世民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李世民采用道家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的治国政策,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晚年李世民也热衷于长生方术,大量服食丹药。
  唐高宗李治继续奉行崇道政策: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首开给老子册封尊号之先河;尊《老子》为上经,令王公官僚学习,规定为科举考试内容;提高道士地位,在各地兴建道观。武则天依靠佛教徒为“武周革命”大造舆论,故而削弱道教。唐中宗、唐睿宗恢复崇道政策。
  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道教也在其推动下达到全盛,社会上的崇道之风发展到极致。唐玄宗的崇道政策有:神话祖先“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热潮;提高道士的地位,使之享受皇家特权;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规定《道德经》为诸经之首,并亲自作注颁布天下;积极搜集整理道经,编纂了历史上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大力倡导斋醮,制作道教音乐,制定道教节日。
  盛唐高道辈出,他们从哲学、丹道、斋醮各方面大大推进了道教建设。
  以“重玄”思想注解《道德经》的重玄学在唐朝得到大发展,代表人物是成玄英、李荣和王玄览。成玄英的“重玄之道”包罗了宇宙论、政治论、人生论诸多内容,融合道家老庄哲学和佛教中观哲学、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李荣的重玄学充满了中道精神,认为“道”是体用一源、体用兼备的。王玄览在“道体论”的指导下,阐述了“道物”、“有无”、“心性”等问题,提出了“修变求不变”的修仙理论。
  司马承祯著有《坐忘论》、《天隐子》,提出了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七个修道层次和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五个修仙渐门,他的“安心坐忘”、“主静去欲”的修炼方法成为宋元内丹学的先驱。此外,孟安排、张万福、李筌、吴筠等人也对道教教义、修炼、斋醮各方面做出了贡献。
  道教学者为科学技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宾的开皇历、傅仁均的戊寅元历和李淳风的麒麟历,推动了天文历法的发展;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对医药学和养生学有着巨大的贡献;张果老提出的九转丹成法促进了炼丹术和化学的发展。
  此时的道教派别以茅山宗和楼观派最兴盛,备受李唐皇室推崇,天师道也开始活动于社会,各道派在理论教义和斋醮仪式上呈现出相互交叉融合的特点。[18]

  中晚唐和五代的道教
  安史之乱使唐朝由极盛走向衰落,也使道教遭受破坏,但中晚唐的统治者继续沿用“尊祖”、“崇本”的崇道政策。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信奉祈禳之术,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唐僖宗信仰神仙方药。其中,唐武宗是中晚唐的皇帝中崇道最突出的:他采取措施,崇奉圣祖老子;亲受符箓,宠信道士;筑造宫观,炼丹服药;此外他还在会昌(841—846)年间下诏废除佛教,解决寺院经济膨胀对财政的威胁。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兵祸连连,道教更是遭受劫难,但不少帝王仍因袭唐朝崇道之风,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后周世宗柴荣、闽王王璘、前蜀王建父子等。其中后周世宗柴荣崇道最为突出,他对自己取得帝位进行神化,对高道陈抟加以礼待;同时,由于佛教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财政问题,他采取措施大规模毁坏佛寺佛像,限制佛教发展。
  中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一些著名道教学者致力于道教神话、理论、道术、斋醮的研究和建设,为维护道教信仰做了不懈的努力。
  杜光庭对道教建设作出很大贡献:将以往各种老子的神话传说系统化,使老子形象道、神、人三位一体;对历代研究《道德经》的情况作了总结;从神仙实有、仙道多途和历代崇道方面宣传道教;编集《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阐述道教仙界;对斋醮科仪进行修订,使道教斋醮科仪变得成熟。
  中晚唐时期外丹术、黄白术达到巅峰,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炼丹术经过阿拉伯西传到欧洲,成为现代化学的先驱。
  唐朝的内丹术逐渐兴起并呈现繁荣景象,促成外丹术向内丹术过渡的代表人物是崔希范、彭晓、钟离权和吕洞宾。崔希范的《入药镜》提出只有修炼精气神才能忘形养神而归长生久视之道;彭晓提出“金液还丹是白日冲天之道”,将《参同契》上的概念重新用内丹学来定义;钟离权和吕洞宾的内丹思想体现在《钟吕传道集》中,全书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系统完整地论述了内丹学说。
  著名的道士还有谭峭、罗隐和闾丘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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