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是不同的，自然要“修订”出个“卖点”，只是没想到结局改动得这么大，原著里全书下来都优雅的王姑娘到最后执著寻不老青春之法，甚至让“段郎”都讨厌了。然后，这个临近婚姻的段郎发现了对王姑娘的痴迷只是对“神仙姐姐”爱慕的移情作用，是自己的“心魔”，转而娶了其他几位MM，其中甚至包括西夏公主的婢女，而王语嫣最后回到了疯癫的慕容复身边。 修订本在一些细节上自然处理得更加圆润通达，不过诸如新加了无崖子、李秋水、丁春秋的三角关系等等，则显得有些“书商化”。而把结局作了大修改，使人物被改变，应该可以算是金庸的“心魔”最终显现。虽然金庸在后记里说所谓心魔和无常，又说“中国读者们读小说的习惯，不喜欢自己凭空虚想，定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要为结尾作文化上的辩解。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列入金庸的“中国读者”行列，不过经典文学——特别是经典的叙述，想必一定要用“留白”来打成文学、文化意义上的“多元阐释性”。这样看来，不是“中国读者”“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而是“中国作者”自己“要写得确确实实”，生怕读者厌烦凭空虚想。如此久了，中国读者就渐渐“不喜欢自己凭空虚想，定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作者也终于有更多接口写得确确实实。金庸说自己“笨拙与稳实的成分多于聪明与空灵”，在我看来并非所谓自谦，而是的确。修订本一些地方写得太苦口婆心，生怕读者没有这样基本的阅读能力，特地的注释很多余可笑，作者叙述时候说得不满足，末尾了还要用注的方式现身说法，大大混淆了“作者”、“叙述者”、“人物”的界限，实在有伤此书给人的回味空间。 有时候常想人老了很可怕，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的事情。金庸大修著作便是如此。记得周作人自编《欧洲文学史》时，也一任以往，容忍“童年的幼稚”。其实说是“不悔少作”，不如说是承认、接纳了“影响的焦虑”。（何况对比前后版本，“少作”配得上今日的金庸，自然不必为此感到羞愧。）“影响的焦虑”对现下的金庸或许有两重：一是自我的“影响的焦虑”；二是倪匡的“影响的焦虑”，后者代笔之作虽然被删减，却对后续的情节留下了难以清除的影响，于是天龙八部成了金庸著作里既宏大又不缺奇幻的唯一的作品。过去的金庸和倪匡构成了今天金庸的心魔，在出版方更变要推陈出新、化入几十年来新心得的掩护下，一种对“固有”的偏执对抗悄然而行。改订折射了金庸的“无常”。这是金庸的心魔一。 心魔二则是对人物的塑造。伟大著作里的人物往往更多地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度，也许你诞生了他/她，当他/她在你笔下成长以后，却已经渐渐摆脱了你的形塑，转而拥有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方式来展现。金庸修订之后，精心处处伏笔，看起来是要使结局有铺垫可呼应，其实未必是明智之举——这些人的塑造痕迹与转变过于突兀了。大武侠固然要体现人性的多元复杂，也不排斥葆有局部的单一与极致，人人皆可在世俗中找到对应，不如一两人永远只能“心向往之”。 心魔三则是对爱慕与痴迷的难以确切。这映射了金庸的相对短板。就像路遥笔下的农村生活总是比对县城的描述出色一样（对太空的描写则基本是败笔），金庸为所谓“心魔”与“无常”主题，把爱慕与痴迷二者强行扭转，更多地泄露了金庸对男欢女爱的把握不甚恰当。武侠本身也有点童话的意味，特别在男女情感方面。且不说金庸画蛇添足加了几个人的感情戏，单说最后说成段誉对王语嫣不过心魔，王语嫣对慕容复才是真爱，似乎要一改皆大欢喜的传统。在我看来，金庸虽然注重挖掘人性和情感的“无常”，却也忽略了人性和情感的绵延。如此突兀变化，未必就是好事。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看，也许也透露了金庸对男女爱情的微妙变化：段誉不再痴情一人，转而段正淳一般博爱；段誉生母对段正淳的妥协与最终谅解，此时在段誉身上得到了“男人”式的复活。在金庸看来，段誉从痴中脱离，在我看来，段誉却离金庸所谈的佛道更远——转向对多人的迷恋。痴情虽然执拗，与佛家有隔，却也往往意味着单纯；多情则相去甚远了。 《天龙八部》等作品诞生在金庸办报时期。办报和出版往往是两回事，办报时候想的是读者，出版时候想的是版税和出版商需要的卖点。虽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不过对更多人而言，或者说对更多现在的人而言，电视传媒承担了绍介金庸作品的功能。当更多人通过电视理解金庸的著作时，普通人对金庸及其著作的美好印象都是从电视剧开始的，这也是对金庸修订的一种“影响”——也恰恰因此，为了版税和出版商炒作的金庸修订其经典著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令人感慨老先生不如另著新作得了。也许，在新版未被搬入电视之前，金庸的改订，至少在当下，未必成功。 ----------------------------------------- 金庸的修订冲动，也许印证了叙事过度化的某种危机。虽然人有多少心魔是借着所谓哲理而被长久地庇佑呢，我无从得知。不过我们都在和世界接触，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到最后往往化成对世界的描述。叙述本身是辨认的一种获得和达成，辨认本身又是困难且难以捏拿的。因此叙述是风险的。这使我们有了这种可能：当你跳出三界畅谈心魔的时候，你就很可能成为自己所叙述的那个“故事”里的角色笔下的人物；你彻底吸附于自己的表达，成为自我的傀儡——一个形象的生成是随意的，而他在生成之后的生活又是固定的、个性的。我们成为自我的虚拟，也许恰恰在于，我们对改造他人的那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最终成了任意饰盖他人的凭借。于是，如同所叙述的对象那般，我们也被对象纳入了“它的”轨迹和图景。 这多么可笑？在我们试图造就对方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试图造就的途中，被自己和对方双重造就了。一个鲜明的事例是，暴得名声的地方，总是更深入地陷入苦难。并非苦难不请自到，而是，它们必然也乐于招致苦难。——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反复里，“确认”了自我的叙述能力。也许此时，说什么不要紧，“意义在于”，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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