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7-26
司马光是个讲究“正统”的传统儒家学者，《通鉴》南北朝纪年不见北魏、北齐、北周，只有宋、齐、梁、陈，很明显，司马光是以南朝为“正统”。 他的助手刘恕对此也曾有异议，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但看来这抗议最后也没有用。
既然司马光以南朝为正统，对“所向披靡”的萧梁大将陈庆之，当然要大书特书。我们可以看到，在《通鉴.梁记》里，陈庆之的出镜率相当高，而且基本全盘照搬《梁书》。
那么，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判断《梁书》与《魏书》就洛阳保卫战的记述谁更接近事实了。
我个人的倾向，是更相信《魏书》，虽然它也不算十足信史。但两部非信史，当弃更不“信”的那一部。而《梁书》中关于洛阳保卫战的记述，实在是破绽百出。
首先，“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这头一句就有问题。芮芮，即柔然，向是北魏的心腹大患，不曾帮北魏打南朝。当然，北魏军队里也可能有柔然人，因为北魏曾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及内地汉人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并使之充作隶户和营户。但这与《梁书》中的芮芮派兵与北魏联合攻打洛阳，却是两码事。司马光也晓得这点，所以编《通鉴》时偷偷把它拿掉了。
其次，“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与后面的“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一句，颇有矛盾。陈庆之北渡黄河随后东撤，若要遇到黄河南岸嵩高县的颍水泛洪，只可能是东撤前回渡了黄河。但回渡之时，怎么可能避免与尔朱荣已布于黄河两岸的30万大军作战？在《魏书》和《梁书》中，均没有陈庆之回渡黄河时的作战记录。那么，陈庆之及其部曲乱云飞渡仍从容？
最后，“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这句用四川话来说，就是“逗起闹”。尔朱荣此战首要目的是夺洛阳，灭元颢，现在洛阳攻下，元颢跑路了，就算要追，也会追元颢而不是陈庆之。相比之下，《魏书》的记述是大致可信的。唯有在渡江具体操作技术的环节里，《魏书》的说法没有《梁书》可靠。毕竟，只靠几艘小船加个向导，就能带“特种部队”渡江，大败对方5000马步，也有点离谱。司马光在这个环节上，综合了《梁书》与《魏书》的记载，干得不坏。
所谓“功高震主”，何况元颢还算不上是陈庆之的“主”，不过是萧梁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陈庆之则仿佛于元颢卧榻之旁鼾声如雷的钦差大臣，令其不爽多于倚重。
《梁书·陈庆之传》中对元颢这个人评价很低，揭发其人“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而《魏书.元颢传》也差不多，说他“日夜纵酒，不恤军国”。元颢既然是个怂货，自然会对陈庆之有所猜忌。部将元延明曾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肯复为用乎？权柄一去，动转听人，魏之宗社，于斯而灭。”元颢于是更加疑惧，生怕陈庆之找梁武要兵，上表说：“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于是梁武也就没再给元颢派援军。
到了元颢将败亡的时候，陈庆之很可能已经没多少实际军权，因此《魏书》里洛阳保卫战才没他多少戏份。这里有条比较具备说服力的材料，《洛阳迦蓝记》记载，元灏败逃被俘时，“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陈庆之护送元颢北上带了7000人，其时元颢不过是个光杆司令。到了洛阳元颢即使扩充兵力，也很难是“江淮子弟”。因此，元颢被俘时率领的这5000“江淮子弟”，极可能就是陈庆之原来的部曲。他们之所以解甲相泣，不是为了戾主元颢，而是为了故将军陈庆之。而《魏书.岛夷萧衍传》中那句突兀的“唯庆之一人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至此也有了一个完满解答。
其实，即使陈庆之掌有兵权，也未必能绝对不败。洛阳保卫战敌我悬殊，内外交困，庆之只得败走，还有说辞，但他此后与魏尧雄的战斗，则难再找借口。 上一页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