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代议制度是近现代民主制国家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但中外学界对代议制度产
生的原因却还没有取得全面而深入的认识。由于任何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应当到生产
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因此，导致代议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
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代议制
度的根本决定作用又表现为诸多因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
一、民族国家的形成
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中世纪初期，分裂为许多小公国和小国家。国王在自己领地以
外的权力很小，往往只是名义上的，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倒是十足的统治者。到了封建
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工业进入了工场手工业时代，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商品市场
急剧扩大，逐渐形成了民族市场。但封建割据状态，封建主任意规定货物进口税，征收过境
税的情况，却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障碍.为了进一步扩大民族市场，发展经济.就必须结
束割据状态，建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统一国家。由于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支持，欧洲许
多封建割据国家，变成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亦即统一的民族国家。恩格斯指出:“日益明
显日益自觉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①这种转变的最
深刻的影响之一“是民主政治的舞台由小型的城邦国家转换成大型的近代民族国家”.同
时，“民主从专属于小型的城邦国家到专属于大型的、甚至是庞大的民族国家的转变而带
来的后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②具体说来，这种转变的民主意义主要有三点;
第一，形成新型的代表制。民族国家的基本特点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尽管这一特
点为民族市场的形成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提供了条件，却给公众参与国家
政治生活设置了障碍。由于公民数量多而且居住分散，无法聚集到一起开会以进行直接统
治。因此他们必须通过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行使他们的最高权力。这样，代议制度作为一种
正当的民主制度已经势所必然。正如潘恩指出:“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
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⑧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2页。
②《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③〔美〕潘恩:《潘思选集》，商务印书馆，1H82年版，第246贾。
一25一 第二，由于民族国家人口多、地域广，因而在公民中极难形成基于对城市、语言、种族、
历史等具有共同依恋情感而结合在一起的相对同质性公民群，相反，由利益差别导致的政
治矛盾、政治冲突却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而且政治理论和实践也倾向承
认冲突是政治活动中的一个正式的、并非异常的特征。利普塞特曾经指出:“传统社会的崩
溃第一次使人们认识了社会与国家的区别。同时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间题:如社会内成员之
间与群体之间持续地处于冲突之中，怎能依然保持社会的团结及国家权威的合法性?”①
由于代议机关代表来自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以代议机关为主体的代议制度是协调、解
决民族国家中各种政治矛盾、政治冲突的最佳途径。
第三，在实现民族国家管理民主化的过程中，由于面临的间题和情况远较城邦国家繁
杂，因而必然形成由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构成的全新格局。但既要实现民主又面临地
域和人口限制的客观实际，决定了代议制度是这一新格局中最基本的部分.
二、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尽管民族国家的形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在条件，但并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新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它们二者之间的矛盾必然激化，并最终导致只有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才能予以解决。而资产
阶级革命则从两大方面促进了代议制度的产生。
第一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亦称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化。②从人类社会的历
史演变看，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特别是在中世纪封
建社会中，政治对经济无孔不入的渗透，使经济始终处于萎缩状态.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和超经济强制使社会经济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无法从政治的控制下分化出来成为一
个独立的领域，并根据自身的规律发展;结果不仅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政治
的发展。因此，实现政治和经济相互分离，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状态，是资产阶级为发
展商品经济而进行革命的首要目的。最后，资产阶级“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
变过程，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
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过程”。⑧
在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过程中，社会把政治管理职能完全交给国家，而国家则把社会
经济职能完全归还给社会。由此在现实中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一方面，中世纪广泛存在的
壁垒森严的庄园自然经济得以迅速解体，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获得了充分发展，社会在经
济领域中终于摆脱了封建政治的强制，甚至进一步摆脱了国家控制后获得了自我运行的
权利;另一方面，这种分离促使社会从等级制发展到代表制，从而使资产阶级“政治国家”
不断趋于完备。在中世纪，市民社会中的不平等也就是政治国家中的不平等，反之亦然。在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现实条件下，与市民社会中的不平等相伴随的却是政治国
家中的形式上的平等。人们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就可以在政治国家中虚幻地表现
为平等。代表制便是体现人们在政治国家中相互平等的唯一形式。同时，在市民社会与政
①〔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页。
②参见荣剑等著:《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6贾
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第344页。
一26一治国家相分离的情况下，市民社会需要通过一种中介参与政治国家，而这种中介就是立法
权，因此体现立法权的议会便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全权代表。正如马克思指出，
“各等级(议会—引者注)是市民社会在国家中的全权代表”。①
第二是“王权、市民、诸侯”的三角均势。②在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市民”代表新兴资产
阶级，“诸侯”代表贵族封建割据势力，而“王权”则代表统一的封建政府。由于三股不同的
势力在利益上既有联系又有对立，因而在斗争中经常形成两两同盟的格局:在铲除封建割
据状态，促进民族市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拥护加强王权，联合起来反对贵族，但
是等到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对王权造成威胁时，国王又与贵族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当
国王力量日益膨胀时，资产阶级又与贵族联合起来限制国王。“由于两两结盟的可能性存
在，任何一方也不能用自己单一的力量形成独自统治的格局，只能出现相互维持均势的局
面。这时，历史要求出现一种新机构，一种新制度，它能够体现三种力量的均势，执行两两
同盟遏制一方的功能。这种机构显然被创造出来了。它就是君主议会制度。’咽随着资产阶
级政治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不仅诸侯的力量小到不足以支持三角均势，而且王权也很快
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这样，议会作为市民社会参与政治国家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
场所，也就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并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而日趋完善。正是在这
一意义上我们说，资本主义议会制的产生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无
论是英国经过长期政治斗争而日益资产阶级化了的议会，还是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胜
利之后重新建立的议会，无一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去限制、剥夺和摆脱王权。这就使原
来为国王征税的等级会议，变成了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的立宪会议;原来为封建统治阶级尽
义务的会议，变成了保障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特权机构;原来由国王控制参加的平民
代表，变成了封建贵族的政治掘墓人。
三、统治管理经验的总结
对国家的统治就是对国家的管理。尽管任何阶级一旦掌握国家政权，都会竭尽全力为
本阶级利益服务，但从管理角度来说，又面临着效率问题。也就是说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服
务于本阶级的效能，就必须寻找最佳的管理方式、措施和步骤等等。当然，在此问题上主要
取决于两点:一是对统治管理经验的认识程度，二是国家的客观实际状况。在政治实践中
则必须以对国家客观实际状况的认识为基础，并将以往的经验结合起来，才能采取具体行
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管理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从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状况看，代议
制度是民族国家实现有效管理的最佳途径。
第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倡导的经济平等、经济自由必然会反映为政治平等、政治
自由。因此伴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产生的民族国家在统治管理过程中，必须摒弃建立在
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专制制度，采取以政治平等、政治自由为核心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说，在
国家管理过程中公民的意志和利益，必须得到充分而平等的反映。只有使公民的意愿得到
畅通表达，并使大多数人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才能使国家管理过程中的
①《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卷，第327页。
②③参见金观涛等著:《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226,193-I94页。
一27一政策措施准确得当，也才能使国家的管理工作活动得到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使国
家管理活动产生最佳效能。但如前所述，由于民族国家地广人多，公民不可能直接参加国
家事务的管理，“这样，代表制问题也就作为政治和社会参与间题而以现代的方式提到了
人们面前”。①
第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差别的存在，必然导致各种组织、团体的形成。为了维
护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要求，这些组织团体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
施加影响。如果没有一定的途径和场所，使他们在主张自己要求和利益的过程中，彼此协
调相互妥协，势必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议会作为各种不同政治力量表达各自意愿
的讲坛，在此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管理科学的角度而言，国家管理活动并不是一项简单活动，而是一项充满技
巧、需要较高素质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因此，由经济差距引发的政治差距和文化差距的
存在，决定了只有少数人才具备胜任这一工作的能力。在此情况下，还只能由少数人代表
多数人进行国家管理。同时，正如我们在论证奴隶制民主间题时指出的那样，雅典奴隶制
经济为奴隶主和平民参与政治提供了经济保障，使他们有充分的闲暇参与政治。但在资本
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大多数选民得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来营生，这就给他们直接参与
政治造成了困难，因而只能委托少数代表。
第四，由于议会组成人员只是各派政治势力中数量有限的代表，因此就整体而言人数
偏少，这就便于统治阶级对其活动进行控制，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监控机制。具体地说，即
通过控制议员进而控制议会，从而最终控制整个国家政权，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四、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发展
历史发展的过程性特点，决定了代议制度的确立并非一跳而就，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并
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首先是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发展为前提的。为适应资本主义
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反映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近代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了
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从道德的强制下解脱出来了，恢复
了自己的独立的个性，一是人性代替了神性，重新构成了政治的出发点”②。资产阶级民主
的理论和实践就是由此开始的。从马基雅弗利为迎合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伟大趋势，论
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必要，赋予君王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开始，到霍布斯、洛克、孟德
斯鸿、卢梭、马布利、潘恩、康德、黑格尔等无不对国家起源、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国家制度等
间题进行过充分阐述，并系统提出过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各种学说。而在所有这
些学说中，人民主权是核心。尽管在建立古代民主制共和国，还是尚处朦胧中的代议民主
制共和国以实现人民主权的问题上，启蒙思想家之间存在分歧，但“显然，如果规定主权只
能由全体人民直接行使，那么，只有古代城邦小国才可能实行这种直接民主的共和制，而
现代的民族统一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的王国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理想中”③。正因为
①[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版，第186贾。
②荣剑等著:《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⑧曹沛霖:《比较政府体制》，第1-2页.
一28一如此，所以大多数资产阶级思想家主张实行代议民主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资产阶级在
民主实践中最终选择了这一现实主义道路。他们通过利用中世纪等级会议的代表制形式，
将其逐步改造成为与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代议制度，把等级代表制改变
为普选产生的代表制，从而也就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好政治外壳。正如密尔指出:“理想
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整个社会集体的那种政
府。”①
从上面对代议制度产生的原因的论述，可以得出三点基本结论:第一，代议制度是新
兴资产阶级为发展商品经济，掩盖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实质而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政治外
壳，是资产阶级为适应隐蔽的剥削方式而创造的隐蔽的政治统治形式。第二，代议制度是
对古代城邦国家实行的直接民主制的突破性发展，可以说，没有代议制度，人类原始社会
创造的古代民主制到希腊城邦民主共和制，最多再到欧洲中世纪个别城市共和国就会随
着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衰亡。因此，代议制度是世界文明史上从古代民主制向现代民主
制发展的伟大进步，是民主制自身发展的需要。第三，在经济地位不平等、经济差距居于社
会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代议制度是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适应由经济差距引发的政治差距
和文化差距状况的最佳形式。如果从这一点进行推演，那么，随着经济差距、政治差距、文
化差距的日益缩小，代议制度的存在基础必然受到冲击。与此相应，直接民主制的地位和
作用则会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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