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个回答 2012-06-05
回顾台湾光复后佛教倡办的第一所僧伽教育学院
－－“佛教讲习会”
秉持尊重文化、尊重历史的理念，晴虚长老应允回顾台湾佛教僧教育历史的轨迹，叙述自身求学的经历，并从这历史性映像当中，让后辈得以窥见早期台湾佛教兴办培育僧才教育的概况。
民国三十八年，太虚大师的弟子大醒法师随政府撤退来台湾，并将大师慧命的海潮音月刊版权搬来，继续发行；不久又向政府申请成立培育僧才的佛学机构，核准的就是称 为“台湾佛教讲习会”。晴虚长老表示：讲习会的学制是三年，应当是属于“佛学院”的体制，但是当时的台湾政府当局，不允许佛教界创办佛学院，碍于政府的掣肘，因此大醒法师以短期讲习会的名义，著手创办培育僧才的教学机构。当时的青年学僧包括有星云、了中、印海等数十位青年法师，且大都是从大陆过来的。当时的讲习会开办半年后，由于大醒法师猝然受到某位学生的刺激，在讲台上晕倒，不久往生。灵隐寺主无上法师热心于佛僧教育，乃积极与台湾省佛教会接洽，得到省佛会宋修振理事长的支持，遂由台湾省佛教会承接主办，于民国四十年春发函各县市佛教会招收学僧。所以重新开办讲习会时，就读的学僧大体上是以台湾的青年学僧为主。本来依台湾省佛教会的立场言，要招生的对象是男女并收，但是因为由香港特别礼聘来台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坚持主张男、女二众一定要分部。因此尼部就被分置于中坜的圆光寺；而设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的男众部，就由无上法师、演培法师分别担任院长及教务主任，尼众部的院长则分别由默如法师、莲航法师担任。晴虚长老回忆，当时他才二十一岁，也是经由台湾省佛教会发函招生的第一届学僧，同学还有圣印、圣法、修和、修源、晃心、圣学、圣隆、真定等十几位学僧。而女众部则有三十多位，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台湾佛教界已是尼众居多的现象。
由台湾省佛教会主办的第一届佛教讲习会，开办了一年，因经济拮据，无法再继续承担学僧的开销，因此圆光寺中的尼部只好停办；过了两年，道安法师从香港来台湾后，应达心法师的邀请，到汐止净修院开办佛学研究班，那时圆光寺中尼部的学生，才又有机会继续研读。但是佛学研究班开办不到三年，也因经济问题而宣告结束。至于灵隐寺的男众部学院，则在第二学年就因经济困难，迁移到台北善导寺，在善导寺护法会李子宽居士等人的极力支持下，安顿了半年。从那时起学部教师也加强了，演培、续明法师分别教授佛学课程，仁俊法师教国文，灵根法师任监学，还有一位主编宪政中英文译稿书刊的居士教佛学英文，李子宽老居士则教三民主义，而由曾留学日本的关凯图老先生包办历史、地理、物理及化学。晴虚长老称叹地说：那时的善导寺宗教气氛非常浓厚，没有后来那样的殡仪活动，护法会居士们在学僧的带动之下，都能按时参加每星期的共修，充满法喜！唯一缺憾的是，当时市政府的交通大队、兵役课、户籍课等办事处都设于善导寺内，占去两侧殿舍，只剩下佛殿可供学僧使用。由于市政府行政单位－尤其是数百辆摩托车的交通队，白天非常吵杂，以致于学僧们都无法安静地研读，无奈之 下，半年后讲习会只得又重返新竹灵隐寺。虽然灵隐寺那时的寮房、讲堂等设备并不是完善，但是为了求宁静和安定，加上学部的经费无上法师愿意发心分担，因此男众部第一届的讲习会，再重返灵隐寺后一直持续到第三年毕业时，并没有再异动。
晴虚长老表示：演培法师是一位佛学渊博，教学认真、严谨的好法师，所有最深的课程都自己承担讲授，上课时也都用亲笔书写的手稿授课，包括：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具舍论颂等，唯有佛法概论、异部宗轮论、解深密经，是使用在香港出版的原书。演师要求学僧对佛学课必须熟读或背诵，作为考试时20﹪的成绩。但很不幸，到了第二学年的下学期，佛法概论被佛教会向政府当局检举说内容有共产思想，演培法师接受李子宽的建议，课堂上不再使用该书，直到印顺导师被国防部约谈并确认没有问题之后，经过稍作修改的佛法概论，才又重新列入作教材。晴虚长老指出：佛法概论中被检举的北俱卢洲（第九章）那一段，亦是根据《阿含经》所撰写的讲义。《阿含经》是佛教圣典，在佛典中具有根本性、权威性。如果根据经典撰述的佛法概论有问题，那是代表《阿含经》本身就有问题了；这样说的过去吗？晴虚长老慨叹的陈述史实，并正气凛然的指出，佛教界实在不应该自己害自己人。
第二届易名为灵隐佛学院
第一届男众佛教讲习会结业后，因为经济困绌的问题，当中悬搁了三年，民国四十六年间才再招生第二届，而女众开办的时间要比男众早半年。男众部由灵隐寺主办，改名为灵隐佛学院，由续明法师担任教务主任；女众部则由新竹一同寺主办，教务主任由妙峰法师担任。教授佛学课程的老师，都是礼请福严精舍的学僧支援，而社会学科如国文、英文、史地等课程才由在家居士讲授。
晴虚长老回忆：从佛教讲习会毕业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二十五岁时帮忙自己出家的祖庭－灵泉寺，举办传授三坛大戒法会，那是为纪念开山祖善慧大师圆寂十周年；之后，自己因罹肺部咯血病疗治了一年多才愈。二十七岁正月正式进入福严精舍，二十八岁才到灵隐佛学院教书，当时一齐传授课业的续明法师以外尚有：演培、印海、通妙等法师。第二届的男众学僧人数和第一届一样大约二十位左右，现在中坜圆光寺主办佛学院颇有绩效的如悟法师，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报考一，但只录取三十位。当时两个学院的教师阵容，可说是最坚强形势。因为有演培、续明诸大法师，还有妙峰、幻生、印海、常觉、通妙和我（修严），分别担任两院佛学课程；印顺导师还就近特为一同佛学院讲授《入中论》和初编的《成佛之道》偈颂。可以概见当时两院的佛学课颇为充实（两个学院的课程，各详见其毕业纪念刊）。而印公导师的课，我们精舍法师都一起参予听讲。（其后，于民国五十五年间，印海法师在慧日讲堂创办太虚佛学院，发布招生讯息时，男众前往报名者只有十位；而女众预定录取三十位，前往报名者则有八十多位，可见台湾当时出家的女众人数一直总比男众多，因此尼部就学时竞争就显的比较激烈。）
第二届佛学院结业之后，也碍于经济的因素，灵隐寺及一同寺都无法再续办！续明法师于是将灵隐佛学院学生都安置到福严精舍，并将精舍改称为福严学舍，以为区隔前期的学僧和学程性质有差别。福严学舍的学制采三年制，学生也仅是将近二十位而已。当时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业已落成，印顺导师移住慧日讲堂；续明接任福严精舍住持，印海受任为慧日讲堂当家，妙峰、常觉、也随往慧日讲堂，仁俊法师和晴虚（修严）法师原安排继续留在福严学舍讲课，后以另有因缘离去；演培法师则前往南洋－越南、星洲等地弘法，其后就逗留在星加坡了。福严学舍也只办了一届，由于续明法师前往斯里兰卡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到了印度朝礼佛陀圣迹时，遇到热浪，突发急性肝炎，而猝然往生。晴虚长老沉痛地表示：他曾因续明法师的往生而三度流泪，感慨佛教英才殒落！这对佛教界而言，确实是一大损失。
第三届灵隐佛学院如昙花一现
续明法师主持的福严学舍于结业后，灵隐寺无上法师曾到福严向续明法师再度表示有意续办佛学院，但续明法师基于灵隐寺尚未改善教学环境的原由，当时没有应允。后来因为续明法师往生，值演培法师从越南回国，无上法师本于为教育才的衷诚，再度恳请，演公遂为介绍广化法师到灵隐寺主持教务，继续开办第三届灵隐佛学院。这届的学僧依然只有十几位。由于开办一年多之后，内部发生问题，无上法师和广化法师之间无法协调，于是宣告停办。其后迁到台中县南普陀去。因得国强法师的成就，而继续开办。
晴虚长老与福严精舍的因缘
晴虚长老表示：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移至台北市善导寺时，是民国四十一年春。不久，欣逢印顺导师从香港入境台湾，驻于善导寺，准备前往日本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大会。因此我们全体同学欣幸礼见印顺导师，结下法缘。当印顺导师从日本再返回台湾时，因受演培法师、李子宽居士等的极力劝请，被挽留下来，而开建福严精舍，前后不到二年，福严精舍即告竣工。此时正值台湾佛教学院“讲习会”首届毕业，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和主持海潮音编务的续明法师，就移住入福严精舍；还有仁俊法师、印海（任监院）、常觉，以及前时亦在讲习会听演公法师讲俱舍论颂的妙峰、幻生；后来还有通妙、正中等法师，也住进精舍；晴虚和真华亦于民国四十六年初同时进入福严精舍，大众都为亲近受教于印顺导师座下。当时的福严精舍，可谓学风鼎盛时期，受到教界称叹！而从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的学僧中，唯有晴虚（修严）得到印顺导师的特许进入福严精舍常住修学的学僧。换句话说，晴虚是唯一从学院毕业后入住精舍，长期听过印顺导师讲课的台湾学僧。当时的福严精舍虽然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用讲学来度众，但是在印顺导师住锡的五、六年间，佛教界公认和称叹那时的福严精舍是‘最高的佛教学府’。
晴虚长老回忆说：印顺导师在精舍时期，每天都为住舍学僧授课，或以专题的方式讲解《法华经》、《华严经》等大部经典要旨。此外，尚且以新科判讲授《楞伽经》，直到全部讲完。可是，我们大家都为灵隐、一同的两个学院授课，及为阅藏课程的学业而忙著，没有能纪录成书。尚幸于前几年，印海法师将《楞伽经》笔记整理出来，并印行流通。
从参加台湾省佛教会主办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受佛学教育，到印顺导师主持的福严精舍高阶程佛学研究的长期修学生涯。回顾往昔，晴虚长老感慨地说：昔日学僧的生活无疑的可以用“简朴”、“克难”这两句来形容，例如：灵隐寺的学院教室是只有二十坪见方，两面无光的墙壁，旁连饭间和卧房；而餐桌不但用来吃饭，也是晚上自修的场所－晚上自修就分坐在数个圆饭桌边，在没有电灯照明的环境下，只好点著油灯夜读；足以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当时的环境和设备、物资都非常简陋、缺乏，生活困难。但是却能得到演公法师等一流教师的教导，而深以为幸！
晴虚长老指出：参加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学生，流动性很大，前后有十多位无法继续研读，主要的障碍是由于语言不通的缘故，再加上佛学基础薄弱，因此对于艰深的课程无法领受。在讲习会求学时，学僧的起居作息与寺院同步，虽然不用轮厨寮，但每天均例行诵早晚课、出坡，上课时依然要举行期中和期末的考试，监院（灵根法师）则会依日常的行为打操行成绩。由于环境及硬体设备都很克难，所以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对于行门方面只教导基本的学佛行仪、梵呗（由唯慈法师教授）等必修的课程，并要求学僧诵早晚课，但是并没有安排禅坐，虽然在第二学年的课程即有《解深密经》，其中有讲授止观法门，但却无法付之于实际上的行持。要待后来到了福严学舍时，由于续明法师非常重视戒律，所以开始每半月举行一次布萨诵戒。通常在布萨时诵《佛遗教经》，后来诵《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戒品》。当时的住众，印公导师之外，有演培、续明、仁俊诸师长，还有印海、妙峰、幻生、常觉、真华、通妙、正中，还有忝居末席的我（修严），大家都是以前经过佛学院毕业。而来住福严精舍的，都是为亲近导师，潜修佛法的。却在一年后，皆分担起灵隐、一同的两处佛学院的教学任务。此外，还有几位新出家的－圆慈、传谛、厚基等的年少学友。
晴虚长老很开朗的说：上印顺导师的课既不用交报告也不需要考试，只要如期阅读导师所开出来的－每学年度阅读的经、律、论及其他精著的书目－包括导师的《摄大乘论讲记》、《中观论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等书单，并且认真作笔记，或撰写心得文章，表现有成绩即可。虽然演培法师严格要求背念和印顺导师开放自主的教学方式截然不同，但是经过他们的导教之后，学僧们都受益良深。
晴虚长老从民国四十一年进入台湾佛教讲习会正式接受学院式的佛学教育，至今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他精神戄砾地表示：佛教界应当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如果没有历史性文化可陈述，就无法了解以往佛教教育的轨迹，与佛教文化的特色。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访谈而回顾晴虚长老以前的求学过程，给我们对早期国运艰难、民生困苦时代的台湾佛教教育概况，作了一番巡礼；并且对当时佛教教育文化的特色留下回响，提供后学参考。
兴办佛教僧伽教育有两大问题的感言
据晴虚长老对佛教兴办僧教育的感言说：佛教主办的僧伽教育，是属宗教性的教育机构，无论用什么名称，－如称为OO佛学院、OO禅学院、OO大学、OO佛研所、OO佛教研究院，或是其他任何名称，都同样的不能获得我国政府教育当局的承认。主要原因，大体来说：
我国政府教育部门，一向排除所有宗教性的教育文化，一律不采纳宗教性的教育学科与学资的资历。所以也就没有制定宗教性的教育学制之条例。－没有宗教的学科、学分、学历的法制准则可为学资依据，也就无法核准给予宗教界设定宗教性的教育机构之认证。
台湾的宗教界又是各自为政，没有统合以制定符合教育法规的学制－学科、学分、学历等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台湾本土的宗教，似乎从没有考虑到现时代性的法制化理念之特性与形势。只知一昧的顺应“自由”的风潮和环境，而各自为己，各自行动，全没有时代性国际大势的法制理念，尤其于宗教性的教育为然！
大家如能认识到宗教性质的教育之重要性，又能认识到时代性的法制化形势，而从速谋致建立佛学教育学制，甚至“学以致用”的一贯制度，则于适应未来时代的开展，当可预见曙光。
我尝任教台北市太虚佛学院、屏东的东山佛学院，都属高级佛学院，却是一样的都寄托在寺院环境内，没有能独立兴办，而且不久都停办了。后来，我以人事因缘回到自己祖庭灵泉寺来，本于为佛教育才和为成就佛门青年的理念，前后曾创办过三届佛学院，也都是寄生在寺基里，无论是设备、师生、教材等的经费，一概要端赖常住的供给。虽然有著独立的理念和会计预算，却少有外来的资助；虽有学制化的学科、学分与学历的理念与制定、甚至有奖学金和学以致用的理念（详见中华佛研所主编的《佛学教育年鉴》“华文佛教学院”的学制概况），却一样不能办好，而且学生的流动性很大。主要原因，就是始终不能得到政府教育当局的核准立案。－就如多年来的中华佛研所，以及佛光山的所设丛林大学和佛学院，虽颇有基模和热心于佛教教育，却都同样不能获得教育部的立案。因此，只能成为形同“私塾”的教学状态；同时也就难以引生社会界的重视，难以引起青年们的向学热诚，而难以延续与发展！谢谢访问！谢谢！
慧敏法师、恒清法师和周文广教授等一行，于经历两小时的访谈之后，并参观灵泉禅寺新建的社教馆和文化会馆、觉皇宝殿，又到内苑参观文物纪念馆内的历史性佛教文物，古版日本昭和修修训点大藏经，怀恩堂中奉祀的开山禅祖善慧大师纪念铜像等。大家充满欢愉的浏览之后，与晴虚长老告别下山。留下珍贵、无尽的历史性回忆！
（口述：晴虚长老；整理：黄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