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科举，兴词赋。少管军队，少练兵。
同品级武官见到文官要行礼，并且各地钱粮都由文官掌握并且直接监督武将。
一、“重文教”
宋太祖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因而有一系列尊崇文人的措施出台。宋朝大力发展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社会各阶级的优秀子弟都被允许应试入仕。范仲淹、李纲、岳飞、宗泽、文天祥、陆秀夫等皆科举出身。而这些寒门出身的士子一旦登第，多怀忠君爱国之心。宋朝统治者对文人极其尊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俸禄也极丰厚。世人多称宋朝为士大夫政治。
在一系列重文措施的鼓励下，宋朝开始盛行读书风气，宋代儿童启蒙教育念的《神童诗》开篇就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宋朝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诸如天文学、数学、医药学、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造船技术等方面成果累累，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学艺术也发展到新的水平，涌现出的众多的文学家、画家和词人，宋代的名著和名作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二、“轻武事”
北宋轻武政策具体表现在其军事领导体制，将握兵权、调兵权与统兵权分而为三：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平列分立，全都握有兵权，却无调兵权。枢密院掌握调兵权。这样就形成了统兵权和调兵权的相互制约，两者都由皇帝直接管辖。保证了军权从属于皇帝。同时军队实行更戍法，让统兵的将帅定期调动，互换防区，避免将帅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小的集团。
轻武政策，虽然有效地防止了将领的拥兵自重，巩固了中央集权，但它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武官的积极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力量。因此，在对辽、西夏、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只能屈辱忍让、纳币求和。即使面对国难，皇帝对武将的猜疑始终如一，致使岳飞的精忠报国之愿未遂，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朝廷杀害。
宋朝重文轻武，所以，宋朝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军事上却软弱至极，不堪一击。可实际上，宋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却是宋王朝的统治者吸取前代教训，千方百计方才达到的长治久安的理想状态。作为后人的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一切。
宋真宗咸平时，陈尧咨状元及第，名噪一时。此后，其仕途颇畅，屡迁至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据记载，陈尧咨不仅文辞出众，而且在射术上有名于当世，有“小由基”（春秋时著名射士名养由基）的佳号。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保持来往，但辽使到开封后，常挟能骑善射之长蔑视宋朝。真宗为了挽回脸面，也打算在文臣中寻觅“善弓矢、美仪彩”者，以陪伴对方出入靶场。于是，有人就推荐了陈尧咨。
真宗有意让陈氏转为武职，便托人给他带话：“陈某若肯改武，当授节钺（即节度使）。”按：节度使为当时武将最高军衔，俸禄甚至优于宰相。但当陈尧咨将此事禀告其母后，陈母大怒，一面杖打其子，一面愤愤地责备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呼？”此事遂寝。
宋仁宗天圣时，由于陈尧咨与执政大臣不和，遭到谤言。结果，“方以词职进用”的陈氏，突然被宣布改为与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观察使的武职，调任知天雄军。这显然属于排挤贬逐之举，自然引起状元出身的陈氏的强烈不满。史称：“尧咨内不平，上章固辞。”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为了安慰他，特亲自加以召见，“敦谕之”。陈尧咨无奈，只得屈从。后其虽官至节钺，却终于未能像两位乃兄那样步入中书，只能抱恨死于地方衙门。值得注意的是，陈尧咨晚年性情极为暴躁，所谓“多暴怒”，动辄便对属下挥舞大棒。这又很可能是其极度失意情况下宣泄积怨的一种表现。
宋仁宗庆历中，左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也许是出于鼓励军队士气的考虑，宋中央突然下令，将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统帅的文职同时改为属于武职的观察使。范仲淹接到这一任命后，上书坚决辞之。他向皇帝这样说道：“观察使班待制下 ,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二人均为观察使衔带兵将领）为伍，第恐为贼所轻”。史称其言辞“甚切”。
由此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虽勇于指挥作战，但也不愿充任武职。继范氏之后，庞籍和王沿也先后上表坚辞，“不肯拜”。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