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与哲学
在中国文化史上，虽在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盛况。但汉魏之后，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
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无法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认识。如魏晋玄学，便深受佛教般若思想的影响。般若典籍谈空说无，正是玄学所崇尚的境界。故在南北朝时期，般若经典的翻译及弘扬成为热潮。而隋唐哲学的内涵主要是佛学，如果离开佛学思想，隋唐时期的哲学史将是一片空白。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较富有生活气息，发展至宋明理学，则将重点落实于心性。关于心性的内容，是早期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虽然孟子及《易经》有所涉及，但总体较为单薄。而佛教的大、小乘经论，对心性都有着丰富且深入的阐述。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对于心性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落实于具体修证中。尤其是禅宗，特别重视心性的参悟。因而也有人说，宋明理学是戴着儒家帽子的和尚，表面为儒家，内涵却是佛家。且不论宋明理学的兼收并蓄是否成功，其深受佛教之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及至清末民初，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维新人士，以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的大无畏精神从事救亡图存、维新改革，虽然他们的政治改革失败了，但志士们的哲学思想却影响了数代国人。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又有相当部分是源于佛学。谭嗣同的《仁学》是受到华严及唯识思想的影响，开卷即言“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康有为的《大同书》则受到佛教无我思想的影响，立志打破社会各阶级的界限。
纵观中国哲学史，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胡适先生早年曾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半便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佛教。其后，他也开始研究佛教，并收集了很多禅宗方面的资料，尽管他的考证未必为教界接受，但也从中反映了他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教于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
佛教渊源于宗教和哲学特别发达的印度，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在印度，从早期的《奥义书》到六派哲学、佛教思想，充分体现出宗教与哲学一体化的特点。《奥义书》既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哲学名著。叔本华对《奥义书》的评价是：我得到此书，生前可以安慰，死后可以安息。根植于印度的文化传统，佛教亦形成了深厚而系统的哲学义理。传入中国后，祖师大德分别根据佛教典籍中的部分思想，建构了不同的修学体系。若从哲学角度来研究，也可将华严、唯识、天台、三论等宗派称为华严哲学、唯识哲学、天台哲学、中观哲学。
近代以来，尤以唯识哲学在学界的影响为最。民国年间，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专门研究法相唯识。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等许多著名学者皆曾于其门下受教。当时，梁漱溟受蔡元培之邀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主要从佛教的角度进行介绍，开高校讲授佛学风气之先。其后，熊十力也曾到北大开讲唯识。从正宗的唯识思想来讲，熊十力属于离经叛道之列。因为他又走回了宋明理学的老路，成为现代新儒学宗师。他所撰写的《新唯识论》，则吸收真常唯心的思想，对唯识理论进行重新诠释。此书甫经问世，便引起支那内学院乃至整个佛教界的批驳，出现了一系列破《新唯识论》的文章。
唯识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对精神现象及潜意识分析尤为深入。它着重探讨的是认识与存在的关系，其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两点：其一，我们认识的对象没有离开我们的认识；其二，我们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规定的。唯识思想和海德格尔、胡塞尔的现象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现在有不少学者在从事唯识学和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唯识学从世界观、本体论建构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多根据因明而建立。而因明的结构较之西方形式逻辑更为严密，因而，唯识学的整个建构非常严谨。
二、佛教与文学
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也十分广泛。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如教界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
佛经所展现的时空观，更是国人闻所未闻的。中国人的时空观比较狭窄，正如庄子所言，“六合之外，圣人论而不议”。而佛经阐述的时空，则为我们展现了极为磅礴的气势。在《维摩经》中，维摩诘示病，佛陀派弟子前往问候。其居处虽仅一丈，但数百人进入后并不感拥挤，房间也未曾变大，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舍利弗进屋后转念：众人前来探病，却连坐处也没有，当于何坐？此念方起，维摩诘便询问文殊菩萨：您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只国，何处的座椅最为殊胜庄严？文殊菩萨答言：距东方三十六恒河沙国，有须弥相佛国，那里的狮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庄严美妙堪称一绝。维摩诘便示现神通之力，即刻运来千万狮子座安放于丈室之内。佛经中的叙述，是以整个宇宙为舞台，以无限时空为背景。对于不信佛教的人来说，或许只是当作神话看待。即便如此，它那开放的想象空间，也从另一个角度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思维。
佛教典籍的体裁也非常丰富，既有诗歌式、散文式的，也有小说式、戏剧式的。即使不从信仰层面来接受，也可作为文化传承来学习，因而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早在东晋时期，即有十八高贤会集庐山，于高僧慧远法师门下同结莲社，共修净业。及至唐宋，文人好佛之风更盛。著名的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心得及生活积累，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因此，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流动着禅意。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很难透彻这些作品的底蕴。
此外，还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或相关内容，如《西游记》便是以唐僧（玄奘三藏）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为题材。学过历史的同学应该知道，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对汉传佛教贡献卓著。《西游记》取材于这段历史，创作中自然渗透了许多佛教思想。遗憾的是，经过部分影视作品的演绎，唐僧反而成了孙悟空、猪八戒的拙劣陪衬，未能再现历史真实。而《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至于名著《红楼梦》中，则为读者展现了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如果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话，势必无法正确解读这些作品。
三、佛教与艺术
佛教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佛教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极大促进了中国雕塑、建筑、绘画艺术的发展。
其中，尤以雕塑领域更为突出。存世作品中，佛教造像不仅数量众多，更有着令世人瞩目的艺术价值。如果没有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众多石窟中数以千万计的佛教造像，没有巍峨梵宇中的诸佛菩萨，雕塑艺术宝库将减少一半以上的珍藏，中国雕塑史也决不会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么丰厚、那么有份量。
而存世的古建筑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寺庙建筑。如现存最早的两座唐代古建，均为佛寺殿堂，即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至于古塔，基本都是佛教建筑。尤其是那些经典之作，如嵩山嵩岳寺塔、山西应县木塔、大理崇圣寺三塔、苏州云岩寺塔等等，虽然风格造型各异，但都是清一色的佛塔。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既因自然景观而名，亦因人文景观而胜，而佛教名胜正是人文景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的绘画、书法作品，同样离不开佛教题材。山水画中，有古寺梵刹、阿兰若处；人物画中，则有诸佛菩萨、金刚罗汉、高僧大德。而各个朝代抄写的经书，则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作品。其中，书法大家的抄经名作便不胜枚举，如王羲之书《遗教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经》、苏轼书《圆觉经》、赵孟頫书《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欧阳渐书《心经》、弘一大师书《华严经》等等。此外，敦煌还保存有大量唐人写经，既是珍贵的佛教典籍，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宝库。
在这些作品中，不仅直接以佛教相关题材乃至佛教经文为创作内容，更蕴涵着佛法的境界和精神。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方式与西画截然不同。西画重视写实，而国画重视写意，逸笔草草，直抒胸臆。“意”就是一种思想，一种境界。作品的品位有多高，主要取决于创作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化和宗教素养，作品如何能有空灵深邃的境界呢？正所谓“功夫在画外”。相应的，如果我们不具备佛学修养，也很难追随创作者的创作心路，进入那种意境之中。现代人的心如此浮躁，若不了解作品之后的背景，如何穿越百千年的时空，领略那番禅意、体会那份超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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