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夏之辨到反帝救国，从恪守传统到面向世界，从皇权主义到民权主义再到社会主义，这就是爱国主义的内涵一百多年来新陈代谢的基本轨迹。”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被侵略、被欺辱的历史，又是一部全民族觉醒、要求解放的历史。
历史表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严峻，中国人民就越团结，民族主义就越高涨。
一百多年来，尽管中国人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尽管中国人民富有爱国激情，但是，中国毕竟数度将亡而未亡，从而使相当一部分国人产生了苟安思想，认为中国以如此广袤之领土，如此悠久之历史文化，如此丰富之人力，根本不可能亡国。这就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八国联军没能灭亡中国，日本的“二十一条”也不能灭亡中国。国人的这种自恃不亡的心态，近代有不少学者指出过。如柳诒徵：“自袁世凯以来，所抱持之中国不亡之乐观，专恃各国牵制之势力，以为苟且图存之计，一转而有列国共管之说，又一转而有九国远东之约，而收回胶澳收回旅大退还赔款等事，国民闻之，且欣然色喜，谓吾国势且将由此隆隆日上焉。” 著名报人张季鸾也尖锐地指出：“中国之所以不振，首因地大物博，自恃其不可亡，故萎靡散漫，不能前进。即以对日论，三十年来，经数次之巨创，而犹不知奋，甲午之败，庚子之危，二十一条之羞，济南惨杀之痛，此在当时，皆不可忍。不可忍者，而事过境迁，又复忘之。政治之纷纠，风俗之颓废，转年甚一年，虽经两度之革命，而不能破沉疴涤旧污，此岂吾民之果健忘哉？徒以自恃其不可亡，而未真切感觉危险之故耳。”
然而，这一次，狼真的来了!“九一八”隆隆的炮火，惊醒了国人“中国不亡”的美梦。“半载以还，张皇应付，朝野束手，除呼吁国联外无外交，除坐待来攻外无战法，三省皆沦陷，淞沪成焦土，……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空前的民族危机，终于激发起全民族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尖锐的阶级矛盾被更加尖锐的民族矛盾所掩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党派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中国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掌控的共产国际无视日本欲灭亡中国的事实，把日本侵华视为侵苏战争的前奏。“国际”在中国的政策执行人竟愚蠢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在与“俄化”倾向斗争中，开拓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道路，为民族的独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说出了绝大多数国人的心里话：“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她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一些民族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表现出鲜明的爱国立场。
农工民主党在其《临时行动纲领》中指出：“今日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历史行程已走到了最后一步了，中华民族存亡的命运，就在这一步的行程之中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或是俯首帖耳，从此让日本帝国主义者编入奴隶籍中，或是将现在的半殖民地的桎梏打破，还我自由，二者之中，必择取其一，再无中间的路可走了，更没有徘徊犹豫的时间了。”
史量才、张季鸾、邹韬奋、王造时等民主人士坚决呼吁抗日救亡。邹韬奋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愿不愿亡国的问题，是整个中国存亡的问题。” 王造时也认为，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屈服而亡国，要么抗争而生存。一个人如果失掉自信力，自己看不起自己，必定自暴自弃，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为此，他主张提倡国家观念，恢复“民族自信力”，建立起“精神的国防”，因为“惟有全民族的反抗，才能免于全民族的消亡，惟有民族自信力的恢复，才能鼓舞全民族的反抗” 。
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等人于1936年成立了包括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法律、戏剧各界的文化精英在内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全民族团结御侮。以邹韬奋的话就是：这个抗敌救国联合阵线，“就是不论何党何派，不论什么阶层，不论什么职业，不论党派和阶层，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联合起来，集中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对付我们民族的最大敌人” 。
爱国文化人士还创办救亡报刊，传播民族主义。影响较大的有《大众生活》、《读书生活》、《民族战线》、《大众知识》、《世界知识》、《时代批评》、《东方杂志》、《大众论坛》等等。
要而言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中，一切有爱国良知的知识分子都纷纷走到时代的前列，为唤醒民众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摇旗呐喊。侯外庐回忆说，“那个时代，像胡适那样躲到美国去做学问的人毕竟寥寥无几，消沉者不能说没有，但砥砺志气，发愤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勤奋工作，切实研究问题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完全不窥国事，把民族存亡置若罔闻，绝对超然乎政治之外的学者，我没有见到过一个。”
其实侯外庐对胡适的这个评价，是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的评论，并不客观。胡适在“五四”时期主张西化最力，给人的印象似乎不甚爱国。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信，要爱国，就要抛弃传统文化，中国要富强，必须取法西方。激烈地反传统，恰恰是爱国的表现。胡适原本不打算从事政治，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慨然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为的是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所作的努力和成绩都是不容抹煞的。退一步说，即使胡适有值得非议之处，也还是愿意为国效力的。而胸怀史学所以经世信念的爱国史家们，更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念，以自己的历史研究和著述服务于伟大的民族抗战。
第二节蓬勃兴起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史学传统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因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历史” 。这一命题充分强调了史家对现实的关怀。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当然以“求真”为最高目标。但是，任何时代的史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它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总是与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总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蓬勃兴起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就是这样。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的无情现实和社会思潮的剧烈变动，无不强烈地震荡着中国史学界。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压力下，富有忧患意识的中国史学家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纷纷转移原有的治史旨趣和研究方向，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这一史学思潮的勃兴，不仅是对严酷现实的积极回应，而且是对中国史学经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史学素有着笔于往古而立足于现实的优良传统。孔子作《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著《史记》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鉴往知来，司马光作《通鉴》专记关“国家之盛衰，民生之休戚，善可为法，恶为可戒者”，无不表现了传统史学特别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的特点。有人说，中国史学是政治的奴婢，经学的附庸，虽有过激之处，却点破了传统史学与现实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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