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伴随着福利的到来也会产生“福利病”。在武汉曾经发生过开着车领取低保金的事情。如何治疗“福利病”，在北京市最新发布的低保政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鼓励就业的条款。西方国家是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建立起福利体系，而我国目前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低收入阶段，我们更加不能承受“福利病”———今年7月，北京市民王正选主动要求退出政府低保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被“炒”得沸沸扬扬。社会各界对王正选的做法众说纷纭，但更多的观点是：不干活可以拿钱，不挺好吗？而王正选则认为：用自己劳动所得保证自己的生活，比领取低保金心里更踏实。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像王正选这样，尽最大努力用自己的劳动去改变生活，对社会而言，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对政府而言，则能够减轻财政负担。新政策：一个都不能少民政部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今年7月10日，全国享受城市低保待遇的贫困居民已达到了1930.8万人，初步实现了应保尽保的目标。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关部门在各方面都予以了相当的支持和关注：200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社会保障性支出860亿元，按可比口径比较，比2001年增长28％。其中用于最低生活保障的补助由去年的23亿元增加到了46亿元。在资金投入的同时，各地也围绕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对相关的低保政策进行了调整，而且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趋向于科学化。以北京市为例：全市共有41000多户家庭纳入低保。而且低保标准6年内7次上调，从最初的170元提高到了目前的290元，增幅高达70％。目前，北京市享受低保的人已由社会孤老、病残知青、退休老职工逐渐实现了全员覆盖。只要是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北京市城市居民，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当年城市低保标准的均可以享受低保补助。同时，为了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重新就业，最终实现自给自足，从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补充规定中明确：对处于就业年龄，经两次职业介绍而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人员，暂不享受低保待遇。对于这一政策，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北京市低保政策不养懒人，政府在制定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为鼓励低保人员就业，凡是积极参加就业的低保人员，政府还会给予一定奖励。低保金：最后一道防线在北京市广外街道的支持下，记者对这一地区的部分低保家庭做了走访和调查。案例一：家住广外街道红莲小区的在岗职工高德华，妻子残疾没有劳动能力，现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中，另一个才6岁。1999年享受低保之前，全家仅靠高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度日。现在高师傅每月工资900块钱左右，每月可领到低保金近400块钱，另外由于在职，政府每月还多给他175块钱的就业奖励。高师傅对此很知足。但记者也为高师傅算了一笔账：从今年7月份开始，低保金每人290块钱，再加粮油补助40元，每人一月可以得到政府将近330块钱的补助。高德华一家四口人，一个月即使只拿低保也能拿到1320块钱。与高师傅参加工作的最终家庭总收入相差不到200块钱。这显然与高师傅每天辛劳8小时付出的劳动不相匹配。而高师傅却形容这175块钱是党和政府给他的信心。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老百姓把享受低保待遇称为“吃低保”，或许仅仅是俚语。但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的确有一部分低保人员宁愿领取低保金将就过日子，也不愿自谋职业。有的甚至以种种理由推托居委会给他们提供的就业岗位。对于这一现象，高德华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能总是白白吃国家的，我们到底给国家做了多少贡献？只要我有一点力气，我就不会躺在家里让国家养着。”我们了解到，高师傅在宣武区社会保障局自费210元学习了按摩，已拿到二级证书，他琢磨着开个小店，算是第二职业。采访中，高师傅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175块钱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北京有41000户低保户，如果每家有一个就业者，国家的投入也是一个大数字了。当然，对于国家来说，假如真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就业者，创造的社会价值肯定是可观的。我们不该总是把它归结为国家对公民的责任，而同时更应关注到公民对国家的义务。高师傅所在的广外街道红莲中里的社区建设一直走在广外街道乃至宣武区的前列。2001年曾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居委会”。在鼓励低保户就业方面，居委会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红莲中里现有低保户16户，36人。今年新的低保政策实施以后，有不少下岗、无业家庭来申请低保，而且这些家庭大都符合低保标准。但居委会并没有简单地为他们申请低保而了之，而是积极与小区附近的华夏女中、红莲幼儿园等单位协调，解决了10人的就业问题。居委会负责福利的万主任对记者讲：享受低保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许多人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申请低保的。如果有就业的机会，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去。花自己赚的钱多痛快！而且，只要去就业，最终的收入肯定不止290块钱。广外街道民政科姜副科长分析认为：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解决低保人员的吃饭问题。如果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还得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案例二：家住在广外街道15号院的在职女工王美英，丈夫残疾无劳动能力，儿子今年16岁，读高中。王美英从1992年待岗之后一直在商场给私企打工卖家用电器。具体换过多少工作王美英已经记不清了，她只是肯定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品牌她都卖过，但至今收入也不过每月400块钱左右。而一个三口之家月收入仅400块钱，境况可想而知。2000年王美英家被纳入低保之后，虽生活有了保障，但对于王美英来说，她的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丈夫的病也一直不见好，她只有不停地去工作。对于现在每月发给她的110块钱就业奖励，王美英这样认为：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一分钱就是一分钱。如果我劳动能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会尽力的。采访时，15号院居委会负责福利的刘主任告诉我们：像王美英这样的家庭有不少，但真正像王美英这样拼死拼活的去干的人却不多。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户居民年龄大多在40岁左右，他们下岗或失业后很容易对生活失去信心，需要我们居委会做工作的还有很多。在广外社区服务中心采访时，我们发现其他社会福利服务窗口趴满了人，但在就业咨询窗口却冷冷清清。负责人告诉我们，每天很少有人来窗口咨询，真正职介成功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问及原因时，一位前来领取最低保障金的低保户告诉记者，社区的咨询信息不够及时，时效性不强，而且职介程序很麻烦，要想找工作不如自己去联系。而窗口的咨询人员却对记者说：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就业，尤其是低保户。他们大多是过来问一问就走，根本没有就业的意思。低保户：只有就业才能脱贫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低保人员对今年出台的新政策最关心的就是“应保尽保”，而对鼓励就业这一条却很少关注。红莲中里居委会的万主任对记者说：“新政策一出台，很多人都跑到居委会来咨询，但多数人问的是自己够不够低保标准，而很少关心就业奖励。”据广外街道的姜副科长介绍，新政策出台后广外街道曾就新政策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也就是说，各居委会负责福利的主任对就业奖励的政策比较了解。但采访中，笔者在几个小区宣传栏里并没有发现类似的宣传，许多低保户只是在电视广播中听说有类似政策，而由于媒体过多强调新政策“应保尽保”的一面，使低保人员对新政策了解不够。当然，各方面的宣传只能是政策落实不够充分的一个方面，关键的因素还要看我们一直在讲的个人觉悟问题。市民王正选主动退出政府低保，给整个社会触动很大。从各种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正选家只有10多平方米的小屋而且还被两张床挤占得所剩无几。除了一台彩电，屋内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什。但他要把低保金让给那些生活更困难的人。国家出台各类政策旨在让所有能享受低保待遇的居民“应保尽保”，同时也在尽可能的给低保人员创造机会，帮助这部分困难群体在低保资助下自强不息，最终达到自食其力。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公民素质的影响。采访中王美英讲的一件事情让记者久久不能释怀：她的儿子在读高中，但孩子出于自尊，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家庭状况，所以每年的学费都如数交给学校（低保家庭享受减免待遇），王美英也一直想尽办法成全孩子。今年暑假，年仅16岁的孩子吵着要出去打工赚钱交学费，王美英讲到这里时激动中带着几分欣慰，记者却在想，那些“吃”低保的人们是不是应该向孩子学习。《人民论坛》(2002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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