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2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依据《北京条约》中“准许英国侨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赁屋”规定（并没有规定设立租界），照会直隶总督恒福，强令划出英租界。
清咸丰十年（1860年）9月11日中英双方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同时签订《续增条约》
（即《北京条约》）。《续增条约》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成为英国在天津强划租界的依据。1860年12月17日英租界开辟。初期面积约460亩。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带。后来不断扩展，形成东临海河，北面沿宝土徒道（现营口道）与天津法租界毗邻，西到海光寺大道（现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到佟楼。 为了避免填筑土地等方面的开支，起初旅津的英商大多不愿入居租界，而是在天津城内外租地买屋。尽管如此，由于当地的中英贸易发展迅速，1861年已有41艘英国商船在英租界新建的码头停靠，1862年增至69艘，故而英租界在开辟初期即得到较快的发展。 界内很快建成一批洋行，建成英国、普鲁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领事馆，还建成台球房、篮球场、俱乐部等娱乐设施。
天津租界的较大发展始于1870年。当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愤怒的天津民众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并烧毁望海楼教堂及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事后心有余悸的外国侨民们认为，入居租界要比在华界杂居安全得多，因而纷纷迁入租界，使紫竹林租界加快了发展步伐。此时，英租界内已设有英商的高林洋行、汇丰银行，德商的礼和洋行、禅臣详打粤众多的洋行、银行。其中尤为著名的是被称为英国“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洋行。为了促进贸易的发达，英租界当局致力于兴建新式码头，并安置了各种港口设施。
1883年，天津地方官府也用得自租界码头的码头捐捐款，建成自租界码头至天津城的沿河石路，大大便利了城区与租界的交通。于是，天津原来的航运中心三岔河口嘈运码头逐步衰落，英租界成了天津的贸易、航运中心。此后，天津的对外贸易增长得更为迅速。18世纪70年代初期，天津的对外贸易总值为1000多万海关两，1889年增至3124万海关两，1894年又增至4427万海关两。这样，天津一跃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重要通商口岸，天津英租界也成了所有英国专管租界中最繁荣的一个。界内建成成排的高楼大厦，建成维多利亚道等交通干道，还建成作为工部局所在地的巨型公共建筑戈登堂。不过在此期间，天津法租界和天津美租界仍没有多大变化。从1870年起，法国在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随后长期陷入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对华贸易便一蹶不振。在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每年抵达天津的法国商船至多只有数艘，有时甚至没有一艘。在这种情况下，法祖界就失去了兴盛的基础。美租界的情况尤为特殊。于是，在第一个时期即发展时期中，天津的租界中始终是英租界一枝独秀。 从1895年起，天津租界进入第二时期即全盛时期。从这一年起的8年间，德、日、俄、比、意、奥等6国先后在天津开辟租界，英、法、德、日等4国的租界分别得到一次或数次的拓展，使天津形成幅员为县城8倍的8国租界夹峙海河的形势。同时，随着中国与有关各国大规模地开展修治海河的工程，较大的外国商船已可直接驶抵天津租界；而从海河中挖出的大量泥沙又填平了英、法、日等国租界中的成片沼泽，使得天津租界的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1897年3月31日，天津英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这个扩充界（英语：British MunicipalExtension）有1630亩。1902年10月23日，面积131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成为天津英租界的南扩充界（英语：Southern Extension）。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再度向墙子河以西扩展了3928亩，称为推广界（英语：British Extra Rural Extension）。
1923年6月，黎元洪曾宣布将民国政府迁往天津，实际是天津英租界，并在当地发布总统指令和总统任命，并设立议员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成为民国大总统的驻地以及没有内阁的政府所在地。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对英国积极援华、道义谴责日本的态度极为不满。同时，日本的侵略使其与英国在租界的矛盾迅速发展，国际租界的存在已然成为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巨大障碍。于是，1939年，日军几乎同时对天津英租界以及上海、鼓浪屿的租界发起进攻。由于天津英租界地处华北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开展反日活动的理想基地，且流通中国官方法币并存有相当数量中国政府的白银储备，因而日本将天津英租界作为突破口。
英国与日本关于天津英租界的矛盾早在1938年9月即初现端倪。9月底，英租界当局根据日本军事当局建议，逮捕了一名据称是抗日游击队领导人的苏清武。日方要求英租界当局将此人予以引渡，英方却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此人将租界作为反日活动的基地，于是，双方僵持不下。而英国政府内部也就是否向日方移交苏清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克莱琪和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贾米森认为“如果苏清武被证明有罪，就应该交出他”。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大多数成员却不赞同，他们认为“日本在天津事件上的施压是其‘新秩序’方针指导下的一个庞大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个政策旨在把英国在华势力及利益完全排挤出去。因此，英国方面应当对此持强硬态度。”英国外交部倾向于卡尔的意见，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移交。
在英国与日本围绕着移交苏清武的问题争执时，著名的亲日派人士、天津海关监督兼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程锡庚于1939年4月9日晚在天津英租界内的大光明戏院遭遇狙击暗杀。英租界逮捕了四名嫌疑犯。日本当局要求将此四人移交日方。克莱琪和贾米森担心日本可能会武力占领租界，认为“如果武力占领真的发生，那么，我们将不能像在上海的情况那样指望得到美国的援助。”他们要求外交部同意交出这四人。但卡尔表示反对：“采取这一行动良心难安，而且将很难向重庆交待。”外交部最终认同卡尔的观点，迟迟不肯移交四人。6月5日，日方向天津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称英方若不在二日内将暗杀程锡庚之嫌疑犯交出，则日方将采取必要步骤，封锁英租界。贾米森和克莱琪要求向日本做出让步。克莱琪说：“在这最不适当的时候，我们用自己在华北的地位冒险，仅仅为了法律上的细节卷入与日本的严重冲突当中，坦率地说，我不能理解。”卡尔却反驳说：“这个问题更主要是道义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最终，哈里法克斯指示贾米森：“如果没有明确犯罪事实的令人信服的，而不是在日本人威胁下产生的供词之外的证据，我将不打算移交刺程案四嫌犯。”他决定采纳卡尔的建议，由英国、日本、美国各出一人组成调查委员会。但这一建议并未被日本接受。6月14日，日本正式封锁天津英租界，造成英租界内正常生活的停顿，史称“天津英租界危机”。
日本此举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应。日军对出入英租界的英国人不分男女都要脱衣检查，致使英国舆论为之哗然。英国开始考虑对日经济制裁的问题，首相张伯伦在下议院暗示，除非日本解除封锁，否则英国有可能进行经济报复。15日，英国商务部向外交部提交对日经济制裁的若干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废止1911年的英日条约。17日，英国官方对外宣称，如果天津局势至本周周末仍未改善，则英国可能有三种经济报复的方式： “ 一、取消日本原享之最惠国待遇；二、废弃1911年英日条约；三、对进口日货一律加征重税。 ” 然而，随后的欧洲的局势对英国日益不利，德国的闪电战屡屡得手，西欧、北欧相继沦陷,6月，号称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的法国也向德国投降，英国在欧洲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新任首相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更力主对日妥协，尽快解决天津危机。最终，英国不顾中国的反对，于1940年6月12日与日本正式签订天津协定，在天津存银问题上向日本妥协。至此，英日在天津问题上达成一致。日军解除了对天津英租界长达372天的封锁，天津租界危机由此平息。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成立于1862年，总部设在戈登堂，间接地受英国驻中国领事馆和英国外交部的领导。1899年，天津英租界推广租界的董事会下也成立天津英租界推广租界工部局，组织状况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1919年1月，天津英租界原订租界、天津英租界推广租界与天津英租界墙外租界合并，组成一个统一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其组织状况与原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天津英租界董事会设立之后，也相继成立了董事会的执行机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当时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设财政处、工程处、警务处、电处务、水道处和卫生医官处等处。
此外，天津英租界内还先后设立过六个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和其订立保管契约的保管团，分别为：红墙道球场保管团、债券保管团、空地保管团、英文学堂保管团、天津公学保管团和养老金保管团。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还设有八个市政委员会：电气委员会、医务委员会、自来水委员会、工程委员会、机要会计委员会、学校委员会、警备委员会、义勇队委员会。这八个市政委员会的委员由天津英租界董事分别兼任，董事长兼任各委员会委员。 天津英租界设立伊始，商业不是十分兴盛，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人及洋行纷纷从天津城厢迁入租界。天津设立最早的洋行多为英商经营，地点也多设于天津英租界。后来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天津英租界环境的不断改善，洋行数量逐年增多。1936年，英国在天津开设的各类洋行达68家。在天津英租界的英商洋行经营范围广，涉及范围从鸦片到各种机器、军火，因此英商洋行在进出口贸易方面，长时间处于主导地位。其中，英商的怡和和太古两家洋行垄断着天津的航运事业并在英租界河坝设有专门的码头和仓库。当时，天津英租界界内比较著名的洋行有：高林洋行、怡和洋行天津分行、太古洋行天津分行、新泰兴洋行、仁记洋行鸦天津分行、安利洋行、永丰洋行、永昌泰洋行、亚细亚火油公司天津分公司、永盛洋行、保禄洋行、英瑞公司等。
天津英租界拥有两处商业区：东南部边缘的小白楼和中部的黄家花园。小白楼商业区为白俄聚集区，开设有众多服务于各国驻军的酒吧、舞厅、西餐馆、服装店、美容店等，俄国色彩浓烈。而天津租界早期的餐饮、服务业多集中于英租界，19世纪90年代前后，天津英租界已出现弥纳客店、施磨斯客店、兰士颠茶点店等西式餐饮、服务行业。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利顺德饭店、皇宫饭店、泰莱饭店、英国乡谊俱乐部、维克多力餐厅和西湖别墅等 在租界的教会和华人推广教育的同时，由洋人创办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涌现，报社大多位于英租界和法租界。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在天津英租界内创办了天津第一份报纸《中国时报》。这份报纸最初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为如丁韪良、丁家立等精通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最具特色的是其专门翻译刊登中国的新闻、上谕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国报纸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消息”，在当时被称为“远东地区最好的报纸”。1894年3月，英国建筑师裴令汉（William Bellingham）在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创办《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刊。
到20世纪30年代，洋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达4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办在英、法租界并有教会背景。[17]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界初，随着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大量出现。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达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日均2.5人就拥有一份报纸。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 天津租界成立之后，随着英国侨民的不断到来，各种近代体育活动首先在天津英租界得到广泛的开展，各种运动协会和运动俱乐部纷纷在天津建立，天津最早的公共体育场也开始在英租界出现，二十世纪前期，天津英租界成为天津近代体育运动的中心。
1862年，天津赛马会成立并举行了天津的首次赛马运动，天津赛马会也成为天津英租界里最早的运动俱乐部。此后，撒纸赛跑会、天津草地网球会、天津妇女草地网球会、天津草地网球协会、天津浮水会、天津冰球会、天津垒球会、天津马球会、天津板球会、天津高尔夫球会、天津青年体育协会和天津业余无线电协会等运动协会相继在天津英租界成立。在运动场地方面，1895年1月由英租界纳地捐者集资所设俗称为“英国球场”的公共体育场在英租界落成，1926年，民园体育场落成，并举办过多项大型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