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后感500字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南渡北归之南渡》读后感。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冯友兰在蒙自南湖触景生情所做的古体诗，足以表现战火纷飞的年代，大师们国破家亡的悲哀、颠簸流离的痛苦和满身才华无处施展的愤恨。然而大师就是大师，在乱世中他们秉承爱国之志，怀报国之心，尽个人之力，挺起中华民族不卑不亢的胸膛，在乱世之中共同唱响了一曲道德和学术上的民族佳音。

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师，指在某一领域（尤其是学术领域）有突出成就、并且在其他领域都有相当成就的人，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大师多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在和平年代他们的存在能推动国家建设、文化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大师的存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幸运。而在《南渡北归》中描述的战争年代，他们大多数的才华得不到施展，反而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笑柄，这是战争对大师们开的一个冷酷的玩笑。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又从昆明到四川李庄，为了保存学术上的成就和文化的成果，大师们如同落水狗般颠沛流离于战乱之中，战争是一个国家的灾难，对于大师们来说更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哀。

然而大师毕竟是大师，即使在逆境之中仍能保持气节；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大师不仅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更重要的他们品德高尚。国难当头，大师们举全家之力保存现有的文化和资料，一次又一次的迁徙只是为了资料的安全和知识的传播，虽狼狈但亦悲壮，读后感《《南渡北归之南渡》读后感》。战火纷飞中大师们考虑更多的是做学问，梁任公不仅治学渊博，而且还培养了两个大师级别的儿子梁思成和梁思永，分别为中国营造学社和中国史语所贡献了不朽的功绩；蔡元培主政北大，他开创的学术大业，自由之思想、民主、科学之理念，攘括、兼容之精神，成为一座不灭的灯塔；甲骨文的神秘面纱，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为中国历史向古代延伸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证据；而对于东北三省的考古发现，确定的中国的主权所有，揭穿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阴谋，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大师们用自己的声音，树起了他们独有的学术旗帜，唱响了那个灾难年代专属于他们自己的绝唱。

全书以大师们的迁徙及学术研究为主线，在国家遭受的战争灾难和大师们的学术研究之间相互切换，映衬出了大师们的高尚节操。考据资料翔实、准确，多数注释材料自成典故，与全文相映成趣。书中多有大师们的生活、轶事，足以令读者大饱眼福。若有不足，则作者在描述战争年代人物、大师之间的个人交往等故事中，宜以一种更加客观的态度，如张治中北平消极抵抗和最终战死，在书中几乎是判若两人；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变化，仅有“迫于国内压力”等字眼。另第143也中的cuitar疑为guitar。昨日大师已远去，再无昨日之大师，愿昨日之大师安息；抚盼今日大师出现，扬我民族之气节，愿中华大地再出大师。一曲乱世佳音，再现大师节操！
　　〔《南渡北归之南渡》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Answer 2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该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是相形见绌，甚至可以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子呢？陈丹青对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文革”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能力，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接受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直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天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如何能产生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