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不仅是位优秀的政治家,也是位天才军事家,他早期在“昆阳之战”中的表现已经证明了一切。当然,刘秀称帝以后,已很少亲临一线指挥战斗,但他仍然很喜欢在后方遥控将帅,当然这很危险,所谓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大多数情况只适用于战略层面,而像刘秀这样连战术层面都要插手,难免有瞎指挥之嫌,毕竟他没前线将帅了解详情,若是搞错掉,一不小心恐怕害死三军,这种悲剧史不绝书,所以兵法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除非“君”的军事才能远远高于“将”,比如刘秀与他手下将帅,水平就远不在一个档次上。
比如当年邓禹平定关中,刘秀命他亟攻赤眉,趁其立足未稳拿下长安!可惜邓禹不听,而一味消极避战,动摇军心,坐失百姓支持,结果其数十万大军,转眼离散殆尽,若不是刘秀及时换帅让冯异出马,东汉大业差点就要被毁掉。还有后来北方彭宠之乱,刘秀派游击将军邓隆援救蓟县的幽州牧朱浮。结果邓隆却将军队驻扎在潞城之南,与朱浮相距百里以上。他的设想是,与朱浮一南一北,伺机与彭宠决战。
即便不利,也可以相互倚为声援。刘秀听说后大怒:“两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救?邓、朱二人必败矣!”果然不出刘秀所料,彭宠先攻邓隆,以主力正面迎战,再以轻骑三千自后奇袭,前后夹击,邓隆大败。朱浮相隔太远,驰远不及,只得退回蓟城。
经过这两个教训之后,刘秀对前方战报就更加上心了。除了冯异、耿弇、岑彭等几位“优等生”,云台二十八将中其他二十几位,刘秀对他们都不放心,总要求他们将前方战况动向,主动准确详尽及时上报;包括在汉军中职务最高的大司马吴汉在内。因为吴汉虽然是个作风硬朗顽强的威望重臣名将,但打仗一板一眼,刘秀对他的军事天赋,只有四字评价——差强人意。而且吴汉性格也稍嫌凶暴,部队纪律亦偏差,这让刘秀用起来很不放心。
所以,在东汉开国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战争伐蜀之战中,刘秀先以岑彭为主帅,让其放手指挥,并不怎么过问,但岑彭被蜀帝公孙述派刺客刺杀后,刘秀无奈,也只能启用吴汉了(冯异已病逝,耿弇父亲病重,也抽不开身)。
好在,益州战场上还有一个武威将军刘尚,此人乃宗室子弟,又熟悉吏事,刘秀便让他当吴汉的副将,并嘱咐他在破城后要好好安抚成都军民,更不要放任汉军掳掠。
部署已定,建武十一年十二月,刘秀便诏令吴汉从夷陵出发,率三万大军溯江而上,继续伐蜀大业。
建武十二年春,吴汉兵至鱼涪津(今四川乐山市北),大破蜀将魏党与公孙永,随即北上接管岑彭旧部,进围武阳县(今四川彭山县东,距成都仅六十公里)。公孙述忙派女婿史兴率兵五千来援,又被吴汉全歼,史兴也战死沙场。吴汉趁胜进兵广都(今四川双流县东南,距成都仅五十里),据其心腹,又派轻骑纵火烧毁了成都护城河上的便桥,以绝其外援。成都外围诸小城蜀军与成都失去了联系,皆大惧而降。
至此,成都彻底成为一座孤城,守城将帅人心惶惶,日夜离叛,公孙述强行弹压,一经发现,立即杀其全家,但还是无法阻止情况不断恶化。可就算到了这种时候,刘秀还是不想多动刀兵,希望能和平解放成都,于是苦口婆心,作最后通牒:“往年朕一再下诏,开示恩信,望公来降,则家族完全;若执迷不悟,委肉虎口,痛哉奈何!今实言以告,我汉军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屯蜀地。此等诏书,不可再得,望公珍惜机会,朕不食言。”
可公孙述还是不肯投降,成都尚有守军十余万,且粮草充足,坚持个一年半载不成问题,大家就耗吧,耗死做数!
耗,就耗呗,刘秀也不怕,他举国之力,困一成都孤城,又所惧何来?
结果,吴汉大军围困成都近半年,公孙述龟缩坚守,就是不降,誓死不降。倒是巴郡那边终于结束了战斗,七月,冯骏攻陷江州,生擒翼江王田戎,全定巴郡。
就这样一直到了九月份,吴汉不想耗了,他想要冒险强攻成都。知臣莫若君,刘秀就怕吴汉心思浮动,所以特意下了一封诏书劝诫他:“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去之五十里,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可步步为营,逼近成都,迫其来战。总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之也,切记切记。”
吴汉这个人,从来贪功好利,此番伐蜀花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早超出了他的忍耐极限,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管了,打!于是自领步骑两万余人进逼成都,距城十余里,在岷江之北扎营,又令副将刘尚领兵万余在岷江南岸屯驻,两营以浮桥相连,相去二十余里,以相呼应。
兵法曰:“我专而敌分则胜,而力少分军必败。”吴汉以三万孤旅迫近成都,竟然还要分兵,这不是找死么?当然,兵法又云:“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当初岑彭也是分兵而孤军深入,但刘秀未有半句异议,为何?因为当时公孙述的主力尚在广汉、资中一带布防,成都兵少空虚,正可一趁下之;而今各郡县蜀军皆已败走,全都龟缩在成都城中,兵力已然超过汉军。所以汉军必须与成都保持一定距离,反客为主,坚壁挫锐,步步为营,疲敌再打,这也是当年刘秀扫定铜马之策,也是后世三国时定军山法正破夏侯渊之策;谁知吴汉不听老人言,竟主动分兵凑上去挨打,你说刘秀能不跟他急吗?于是赶紧下诏怒斥吴汉:“朕此前指示你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刘尚分兵别营,若有缓急,何以相救?贼若出兵牵制于公,而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尚未出事,必急引兵还广都。”
然而,一切都晚了,公孙述一代枭雄,岂是坐以待毙之辈?他与吴汉高手对决,却迟迟不肯出招,就是在等对方受不了而先露出破绽,现在机会来了,他当然要让给吴汉点颜色看看!
果然,没等刘秀诏书到达,公孙述已命其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领兵十余万,向吴汉大营猛扑而来!同时遣一万多蜀军牵制刘尚部,令不得相救。
这下糟了,公孙述倾城而出,吴汉汉军遭遇近十倍蜀军截杀,即便幽州突骑再精锐,却也寡不敌众。双方一日大战,吴汉损失惨重,无奈退回营中死守。蜀军将汉营团团包围,日夜攻打不止。
本是占尽上风的围城,如今却被人家给包了饺子,吴汉悔的肠子都青了!好在他这人有个最大优点,那就是作风顽强,绝不轻易认输!
于是,在此绝境之中,吴汉从容召集诸将,激励大家道:“吾共诸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互不得救,后果不堪设想。今欲潜师至江南,与刘将军合兵御敌。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必败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
诸将闻言,大为感奋,皆道:“诺!愿以死出力。”
兵法曰:“凡与敌战,若陷于危亡之地,当激励将士决死而战,不可怀生,则胜。”又曰:“兵士甚陷,则不惧。”吴汉并不太懂兵法,他之所以还不失为一员名将,正因为他弄明白了战争的本质。战争,就是拼命。
就这样,汉军飨士秣马,坚守不出,挡住了蜀军一波波的猛攻。然后在第三天夜里,吴汉大军忽然衔枚潜出营壁,一夜南奔二十余里,与刘尚军会和。做为掩护,吴汉留人在营中多树旌旗,又命士卒放火燃烧杂物,使营中烟火不绝。
而谢丰等人看着汉军满营的烟火与旗帜,居然就不知道自己围的是一座空营,而真正的汉军早已绕到了他们的侧背。真是一群酒囊饭袋,公孙述的将帅们都如此无能,焉能不败?
结果,傻乎乎的谢丰做出了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决定,竟留兵数万继续在江北围营,而自领数万兵马去攻打江南汉营,以为可以一举吃掉更弱的刘尚所部,如此各个击破,岂不妙哉!
吴汉、刘尚见谢丰分兵,不仅笑掉大牙,笑得鼻子都歪了,乃引全军迎战。蜀军皆以为吴汉汉军还在江北,突然见其神兵天降,不由大惊慌乱,加之兵力此消彼长,汉军乃尽占优势,结果双方从早晨激战至下午,蜀军大败,谢丰、袁吉战死,余军皆溃散。
吴汉战胜回营,正值刘秀使者来到,交付诏书。吴汉接诏阅罢,不禁伸舌,直呼皇帝坐知千里,幸亏自己转败为胜,否则真要找个地洞钻进去了!于是吸取教训,见好就收,引大军返回广都,接着又老老实实上了一封奏书,深刻检讨,承认错误,陛下圣明,微臣愚蠢。
刘秀看完奏书,心头大石终于落地。吴汉这人虽然有点乱来,好在运气不错,赢得侥幸,又肯及时改错,孺子可教也!遂回诏道:“公引兵还广都,甚是妥当,公孙述必不敢越过刘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刘尚,公从广都悉步骑赴之,不过五十里,适当值彼等危困,破之必矣。”
就这样,吴汉谨遵刘秀教诲,与刘尚互为犄角,以相呼应,公孙述多次攻打刘尚,正在胶着之际,吴汉便遣广都之突骑忽然插上,往往收得奇效,两个月内八战八捷,汉军又趁胜攻破了成都的外城,进入内郭扎营。(城郭者,外城内郭也)
其实,刘秀能料敌于庙堂之远而屡试不爽,却不是演义小说里讲的神机妙算,而是他深通人性,知道公孙述于窘迫之际,必然困兽犹斗,兔急咬人,所以与其打狗入穷巷,不如守洞引蛇出。所幸吴汉这根打蛇棒,刘秀尚能舞的风生水起,如公孙述之流,绝非其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