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涉及到两起服毒自杀事件。第一起自杀事件发生在 1988年8月1日，自杀者刘秀梅是我的三姐，她吞服了500毫升敌敌畏，死于山东省定陶县黄店镇人民医院，时年33岁，撇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另一个自杀者名叫王好学，他也吞服了500毫升敌敌畏，死于1988年9月27日，时年34岁。王好学这个人，我虽然算是认识他，但一点儿也不熟悉他，甚至他的名字究竟是写成王好学还是写成王学好，我都没有把握。
1989年，我的朋友关永年（当时他是杂志社的记者）到山东省菏泽地区诸县考察了半个多月之后，写出一篇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题目叫，发表在当年出版的杂志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记者关永年分别使用700字左右的篇幅，把刘秀梅自杀事件和王好学自杀事件并列在一起。刘秀梅和王好学的自杀方式是完全一样的，关永年在文章中把他们并列在一起的时候，正在分析农村青年自杀的原因。关氏文章认为这两起自杀事件的起因是家庭邻里纠纷。
那个时候，我的五个姐姐都已经出嫁，我也离开老家刘家洼到济南工作，家里只剩下父亲母亲和弟弟刘照华。在这之前，父亲靠倒卖木材赚了一点钱，我们姐弟几个都离开家之后，他把承包的责任田让给别人去种，领着刘照华来到镇上，开了一间布店。第二年刘照华结婚，我父亲把店里的存货分出一部分，在旁边又开了一间布店，交给刘照华经营。又过了一些日子，我三姐刘秀梅和五姐刘秀爱也来投奔父亲，父亲又帮她们租了房子。这样，我们家一共四间布店连在了一起。刘秀梅和刘秀爱也都把婆家的责任田让给别人了。
在我的五个姐姐中，三姐刘秀梅虽然不是最漂亮的一个，但却是最能吃苦的一个。刘秀梅只上过三年小学，后来她把学过的字又忘了一大部分，所以她几乎是一个文盲。但她在出嫁前学过缝纫手艺，她曾用自己的手艺帮助父亲养家。刘秀梅皮肤黝黑，个子不高，说话不多，但她走路和干活的时候都很利索，她走路常常带出身边的风。刘秀梅平均三个月穿烂一双布鞋，而且她的鞋子总是内鞋帮最先烂掉，那都是她走路太快两只脚不断地磨擦造成的。以前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曾为刘秀梅走路干事太慌张而忧心忡忡，她老人家虽没有说出口，但她的忧虑显而易见：刘秀梅旋风似的走路会折寿的。
刘秀梅的婆家大张庄是一片盐碱地，收成不好，拿过提留之后，生活就很成问题了。刘秀梅来到镇上那阵子，因为超生刚刚被村里罚了款，做生意没有本钱；生意能够做起来，多亏了刘照华和刘秀爱以及我们父亲的帮助。三姐夫张大明也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他是个大高个，喜欢留光头，不轻易笑。很多时候，张大明蹲在店门外的台阶上抽烟，太阳光晒着他青青的头皮，他的眼睛被烟熏得眯起来，街上走路的人都以为蹲在店门台阶上的这个人脑子里有水。他们的两个孩子常常在柜台里外打闹。生意好的时候，张大明也不帮刘秀梅，只不过他不再蹲在门外了，而是跑到柜台里面，坐在一只方凳上发呆。逢到刘秀梅去南方进货，张大明的样子就会吓走好多顾客。
出事的前几天，刘秀梅和刘秀爱结伴去浙江省义乌市进货，她们回来之后，两个人的裙子和短上衣都被汗水弄得斑斑驳驳，几只装满货物的大编织袋堆放在刘秀梅的仓库里。当天晚上，刘秀梅、张大明和刘秀爱、五姐夫孔朋四个人，对那几只大编织袋进行了清理，分出了各自的进货，并连夜让那些货物上了架。其间帐目非常清楚，没有产生任何纠纷。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刘秀爱慢慢腾腾地来到刘秀梅的店里，告诉刘秀梅说，她回去之后对了账，发现有60块钱没有着落，这才想起在义乌的时候，刘秀梅问她借过60块钱。刘秀梅皱了皱眉头说，什么？60块钱？我不记得有这事。刘秀爱愣了一下，说，你要是不记得，也就算了。停一停，刘秀爱犹犹豫豫地又说，不就是60块钱嘛，反正我也不在乎。刘秀梅一听这话，脸腾地红了。刘秀梅说，你的意思是我在乎60块钱，我拿了你的钱赖账是不是？刘秀爱发现谈话的走向远离了她的初衷，赶紧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姐，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刘秀爱说着话，就离开了刘秀梅的布店，她听见刘秀梅还在背后追问她，那你说，你是什么意思？这一大早的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半个小时之后，刘秀梅却拿了60块钱来到刘秀爱的店里，她把钱放在柜台上，对刘秀爱说，这是你要的60块钱，我放在这儿了。当时刘秀爱正在柜台里面给一个顾客撕布，她看了看刘秀梅放在柜台上的钱，伤心地说，事情不是过去了嘛，说也说了，你这么做不是在打我的脸吗？可是刘秀爱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发现刘秀梅早已匆匆地离开了。后来店里的顾客一走，刘秀爱蹲在柜台里面哭起来。刘秀爱一边哭，一边支使五姐夫孔朋，让他拾起那60块钱，扔回到刘秀梅的布店里去。你把她的钱扔给她，刘秀爱说，我看着它难过。孔朋捏了捏柜台上的钱，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左右为难。孔朋觉得如果现在像刘秀爱让他做的那样，把钱扔回到刘秀梅的店里去，一场大的纠纷就不可避免了。后来孔朋想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先把钱的事搁一搁，过上三五天，再用这些钱给刘秀梅的两个孩子买点儿好吃的东西，这样大家脸面上都还过得去。孔朋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刘秀爱，对此刘秀爱没有表示反对。
平静了两天。这两天天气闷热，气温达到摄氏40度，人们被酷暑煎熬得无处躲藏。布店里没有生意。第二天夜里下了一夜大雨，雷声和风声都很大。第三天一大早，雨才小了一些，街上到处是被大风掰下来的树枝。尽管如此，四家挨在一起的布店仍都在八点钟左右打开了店门。刘秀梅站在店门里边，看了一阵流淌在大街上的雨水，然后她把店门虚掩上，回到柜台里面的一张小床上躺下来。刘秀梅的这张床，和柜台之间隔着一层布帘子。张大明坐在柜台里面的一只方凳上发呆。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刘秀梅有气无力地对张大明说，她喝了敌敌畏，恐怕已经活不成了。张大明掀开布帘看了看刘秀梅，他看见刘秀梅侧卧在床上，正在大口喘气，唇边有一些白沫。刘秀梅的嘴里发出浓浓的农药味，席子上似乎也洒满了那些液体。刘秀梅定定地看了一眼张大明，但她的目光中并没有多少内容。不知道刘秀梅喝下农药多长时间了。那一天以及后来的一段日子，张大明一直没有发现一只500 毫升装的敌敌畏空瓶子。
张大明又在柜台里面的方凳上坐了一刻钟，之后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腾地从方凳上跳起来，纵身翻过柜台，向我父亲的布店里走去。刘秀梅的布店和我父亲的布店，中间隔着刘秀爱的布店，经过刘秀爱的布店时，张大明往里面望了一眼，看见里面暗暗的，刘秀爱正趴在柜台上睡觉。我父亲的布店里，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在。张大明站在我父亲的布店门口，脸上和头发上挂着水珠。他盯了我母亲好久，才说，刘秀梅喝了敌敌畏。我母亲没有听清张大明在说什么，她只看见张大明像一根电线杆子一样竖在门口，把屋里遮出一大片暗影。我母亲说，张大明，你吃饭了吗？张大明又说，刘秀梅喝了一大瓶敌敌畏。我母亲咧了咧嘴，似乎想笑一下，但没有笑出来。我母亲问张大明，店里哪有敌敌畏？她到哪儿弄了一瓶敌敌畏？张大明说，我不知道。我母亲又说，你为什么不把瓶子夺下来？张大明说，我根本没有看见那个瓶子。这个时候，我母亲好像才一下子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她从柜台里面绕出来，往刘秀梅的布店里跑，她一边跑，一边高呼着我父亲和刘照华的名字。不一会儿我父亲、刘照华、刘秀爱和孔朋这些人，也都来到刘秀梅的床前，可是那时候刘秀梅已经不在床上，他们看见刘秀梅躺在床前的地上，一动也不动。刘秀梅的脸变成了紫色，她的一边脸贴着地，嘴边的地上有一大摊粉红色的泡沫。刘照华抱着刘秀梅去了医院。
我从济南赶回镇上，是第二天的下午，刘秀梅已经被人从人民医院的太平间里推出来。人民医院的大门外是一片树林子，林子里聚集着好几百人，林子边上和路上还停着七八辆拖拉机。那些拖拉机的胶皮轮子上粘满了烂草和泥巴。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有一半是从刘秀梅的婆家大张庄赶来的，另一半则从刘秀爱的婆家孔集赶过来，旁边那七八辆拖拉机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刘秀梅被放在一辆地排车上，放在人民医院大门口，地排车的前辕下面支着一条长凳，这样他们才能够把刘秀梅的身体放平。刘秀梅的身上盖着一条白被单，被单蒙着她的脸，但可能是那条被单太短了，刘秀梅的两截小腿和两只脚却露出来。他们给刘秀梅穿了一条海蓝色的绸布裤子，裤角很宽，上面有好多线头没有来得及剪去。他们还给刘秀梅穿了一双崭新的黑色宽口布鞋，鞋底上一点儿泥巴都没有，但没有给她穿袜子。刘秀梅的脚腕肿得很粗，脚面肿得老高，皮肤是一种紫色或者说是粉红色。那双宽口布鞋穿在刘秀梅的脚上很不合适，它显得太小了。
我想在人群中找到我父亲，但他不在，据说自从刘秀梅喝了敌敌畏之后，他一直躺在床上，用床单蒙着头，谁叫他他都不应。我的母亲也不在这里，她的身体不好，高血压，关节炎，这样的场合不适合她，她已经回到布店里去了。我的大姐二姐也到医院来过，是她们两个人给刘秀梅穿了衣服，但她们很快又离开了。刘秀爱和孔朋两口子已经躲到孔集去了，事态进一步发展将对他们俩十分不利。在人群中我只看到了刘照华，他和几个人站在一起，正在说着什么，其它人的目光一律都在盯着他们。那一年，刘照华22岁，我24岁，但刘照华身边的那些人，年龄都要大得多。其中只有两个人我是认识的，一个是张大明，他站在一条土岗子上，木呆着脸望着远处。另一个是刘秀爱的公公，当时他正蹲在刘照华的身后流着眼泪。我走近他们之后，他们中的一个人问我，你是刘秀梅的大弟吗？我承认我是刘秀梅的大弟和刘照华的哥哥。那个人说，你回来就好了，这个事儿你来弄吧。我看见刘照华大汗淋漓，他的衬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紧紧地贴着脊梁。刘照华的头发也都一缕一缕地贴在头皮上。
这些人说了很长时间，我才渐渐听明白，他们分别是刘秀梅的婆家大张庄和刘秀爱的婆家孔集两个村子的代表，他们把刘照华夹在中间正在谈判。大张庄的代表坚持认为，刘秀梅是因为和孔集的人（刘秀爱）吵架才喝了敌敌畏，她死了之后撇下两个小孩，因此孔集应该给张大明和两个小孩以经济上的补偿。孔集的代表一听这话就来气，因为就在昨天晚上，在刘秀梅被弄到太平间里去之后不久，在大家都守在医院里的时候，张大明领着两个人把刘秀爱的布店的铁门砸开了，他们把刘秀爱布店里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然后转移到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更何况，刘秀梅属于服毒自杀，对于刘秀梅的死，孔集并不负有责任。刘照华的意见也很明确，他管不到大张庄和孔集的恩怨以及负不负责任和补不补偿的事，他只要求大张庄给刘秀梅下葬。大张庄的代表矛头马上就指向刘照华，他们说，出事之后，刘家的人都躲起来了（主要指我父亲），派一个孩子（指刘照华）来糊弄我们，这不是他妈的人干的事；如果刘家的人不能主持公道，他们就不会给刘秀梅下葬，他们就会一直把刘秀梅放在人民医院的大门口。听到这里，我插嘴说，天气很热，如果再不把刘秀梅下葬，她很快就会烂掉的。大张庄的代表说，既然这样的话，这个事儿你来弄吧。当时我看了看树林子里另外那几百号人，尽管他们都沉默不语，但他们的情绪一触即发。大张庄的人和孔集的人分成两个阵营，好像大张庄的人都站在林子的西边，而孔集的人则站在林子的东边，两群人把谈判的这几个人夹在中间。刚才我没有注意，现在我隐约觉得，那七八辆拖拉机的拖箱里，放着一些铁锨、锄头以及木棍一类的东西。
事情最终不了了之，孔集没有给刘秀梅的两个孩子和张大明以经济上的补偿，张大明也没有归还从刘秀爱店里抢走的货物。大约是第二天凌晨一点钟，大张庄和孔集的人各自散去。当然，大张庄的人也于凌晨五点钟的时候，把刘秀梅的尸体掩埋在大张庄村西头的一片乱土岗子上，据说那里就是张家的坟地。我和刘照华也到了大张庄，并且都往刘秀梅的坟上抛了两锨土。我们掩埋刘秀梅的时候，刘秀爱和孔朋两个人已经变得一贫如洗，同时他们还该着银行两万多块钱的贷款。他们向刘照华的妻子借了500块钱，连夜搭车出逃，最后他们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落下脚来，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
现在让我来说一说关永年文章中提到的另一个自杀者王好学。王好学家住山东省成武县冉固镇大王庄，曾在大王庄小学做过10年民办教师，后因学校里连年发不出工资，才辞职回家种地。虽然分属于两个县，但大王庄离我的老家刘家洼只有十几里路。关永年文章中一共提到大约20个自杀者，除了刘秀梅以外，王好学是唯一一个我所认识的人。但说是认识，又几乎算作不认识，我一共只见过他三次，每一次都是匆匆一面，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如果让我在人多的地方遇见他，我很可能认不出他来。
那时王好学已经结婚，生有一个女儿，据说她的妻子手巧，王好学辞掉民办教师以后，他的妻子就在家里编织中国结，让王好学到冉固镇、黄店镇以及定陶和成武两个县城里去卖。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好学，好像是1986年的春天，在黄店镇我父亲那间布店里。王好学去黄店镇卖中国结，顺便看望我的父母。当时刘秀梅和刘秀爱两个人还没有去镇上投奔我父亲，刘照华也还没有结婚，我从济南回到镇上，遇上了这个叫王好学的人。那天他穿着一身灰颜色的劣质条纹西装，黑布鞋，西装已经很旧了，好像几年没有洗过，他的鞋面上和头发里藏着一些尘土。王好学坐在我父亲的布店里，坐在柜台外面一只方凳上，而我的母亲坐在柜台里面，隔着柜台和他说着话。我进去后，王好学站起身来，递给我一支烟，他望着我母亲说，这是我大弟吧？我告诉他说，我是刘照华的哥哥。然后我们两个人握了一下手。可是我母亲并没有把他介绍给我，我也没有询问他，当时我只是觉得他很面熟，想不起他是谁，想不起他的名字叫做王好学。王好学又坐了一会儿，吸了半支烟，然后就走掉了。他走后我母亲才告诉我，其实她也弄不清这个人到底叫王好学还是叫王学好，更想不到王好学会来看她；不过这些年来，每隔三两年王好学总会来看她一次，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起来，王好学的叔叔年轻的时候曾和我父亲相熟，但他们两个人已经很多年不再来往了。
王好学七岁时，他的父母一起死在公社砖窑场，他们死于一起塌窑事故。王好学是被他的叔叔抚养成人的。后来王好学娶了妻子，生了女儿，他的叔叔就和他分开过日子了。1988年9月27日前几天，下了两场透雨，节气正赶上秋分，大王庄的人都忙着种麦子。那时候我的三姐刘秀梅服毒自杀50余天。这天晚饭过后，王好学来到他的叔叔家。他的叔叔正在院子里喂牛吃草料。王好学的叔叔养着一头壮实的黑耕牛，王好学想借那头耕牛用一用，把自己家的几亩责任田犁出来。可是王好学的叔叔并不想把耕牛借给他，他的叔叔说，牛我不能借，我自己还要用。王好学的意思是，他的叔叔用完了牛之后，他再用一下也不迟。王好学的责任田和他叔叔的责任田紧挨在一起，他的叔叔犁完了责任田，牛身上的缰绳都不用解开，他就可以犁自己的责任田了。王好学的叔叔说，那也轮不到你，有好几个人排队来借我的牛了，我已经答应了他们。王好学听出来，他的叔叔是想用耕牛挣别人的钱，但是如果王好学拿钱来买他叔叔的牛用一用，就不如用乡里的拖拉机了，横竖都是几十块钱的事。王好学说，既然你已经把牛许给别人，那就算了吧，我用乡里的拖拉机去犁地。王好学的叔叔不耐烦地说，你去用拖拉机吧，拖拉机比我的牛好使。王好学悻悻地离开了他叔叔的家。
第二天，王好学没有找到拖拉机。乡里的拖拉机也像他叔叔的黑牛一样，已经有好多人排队等着用。拖拉机轮不到王好学。王好学回到家里睡了大半天，到了半下午的时候，他找出一把铁锨，准备一锨一锨把他的责任田翻出来。那把铁锨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用过，上面长满了铁锈。王好学找来一把铲子，把铁锨上的铁锈铲了去。王好学的动作似乎有点儿任性，那两片铁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王好学抬头看了看天，天空又高又远，天上飘着几块白云。如果再等几天，错过了季节，他种上的麦子就不能保证和别人家的麦子长得一样好，王好学心里真的有点儿着急了。
王好学来到自己的责任田，看见他的妻子正在用铁锨翻地，他们的女儿坐在地头的土埂上。王好学的叔叔也在驾着黑耕牛犁地，他的叔叔嘴里“喔喔”地叫个没完。王好学蹲在地头上，目光骑着他的责任田和他叔叔的责任田之间的田埂，他发现那条田埂几乎被他的叔叔犁没了，他叔叔犁的地朝着他的责任田里弯出来一个大肚子。实际上是王好学的叔叔侵占了王好学的地足足有两垅之多。看到这个情况，王好学蹲在那里没有动。后来他的妻子看他像条狗一样老是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就放下铁锨，朝他走过来。王好学的妻子目光也骑着田埂看，很快她看到田埂出了毛病，王好学的叔叔把田埂犁没了，犁出的地朝她家的责任田里弯出一个大肚子。王好学的妻子朝王好学的叔叔喊，她说，叔，你老人家的眼是不是有点儿斜了？不知道王好学的叔叔没有听见这句话还是装作没有听见，他也高声说，侄媳妇，你说的话我没听见。王好学的妻子又说，你看看这田埂，你老人家的眼是不是有点儿斜？这一次王好学的叔叔肯定听见了，但他没有马上回话，他驾着那头黑牛，“喔喔”地喊着号子，一门心思犁地。王好学的叔叔犁到地的那一头，然后再犁回来，走到地中间，他突然说，侄媳妇，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是说我的眼斜，你是说我的心眼儿斜。王好学的妻子张了张嘴，没有说话。王好学的叔叔渐渐来到王好学跟前，到了地头上，他搬起犁子，掉转方向，又朝地的另一头犁过去。到了地中间，他回过头来，笑了笑说，侄媳妇，你说我的心眼儿斜吗？我要是心眼儿斜，王好学他长不了这么大。这时候王好学在地头上再也蹲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把铁锨狠狠地插在地头上，一个人往家里走去。
临近傍晚的时候，王好学喝了500毫升敌敌畏。王好学的床底下，放着五瓶剧毒农药，它们分别是“六六粉”、“敌敌畏”、“1605”、“乐果”和“3911”，他把它们都翻出来，看了一遍，最后他选定了敌敌畏。王好学一口气喝下去500 毫升敌敌畏，随即躺在床上等着，可是大约一刻钟之后，他发现自己还没有死。王好学挣扎着从床上滚下来，慢慢往门口爬过去。王好学家的门槛，是用红砖垒成的，王好学爬到门槛那儿，他的身体把门槛弄塌了，有一块带着一层干水泥的红砖散落下来，滚到门外的石板上。王好学拿起那块砖，往自己的头上砸了七八下，然后他的身体骑在门槛上，再也不动了。天色黑透以后，王好学的妻子才从地里回来，她进屋的时候差点儿被王好学的身体绊倒。她开了屋里的电灯，发现王好学下半身在门里，上半身在门外，屋里有一股浓烈的农药的气味。而王好学的头，已经被砖头砸得不成样子。王好学的妻子认不出他来，一直到下葬的时候，他的妻子都难以相信，装进棺材里的那个身体曾经是她的丈夫、那个名字叫做王好学的人。
我第一次看到王好学，是1976年冬天。那一年我13岁，我的三姐刘秀梅21岁。我家里人口多，生产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刘秀梅帮我的父亲弄点钱回家，我父亲再到镇上去籴粮食。刘秀梅会一点儿缝纫手艺，我父亲买来一台缝纫机，让她帮人做衣服。我记得那个时候刘秀梅帮人做一条裤子挣三毛钱，做上衣挣五毛钱。一般是过上十天半个月，刘秀梅就骑自行车到定陶县和成武县交界的那一片村子去，那片村子在我的老家刘家洼的南边。刘秀梅在那里把人家要做的衣服裁剪好，拿回家里来，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夜晚加班做衣服。刘秀梅把那些衣服做好以后，再骑自行车到那片村子去，把衣服给人家送去，同时裁剪第二茬要做的衣服。当时刘秀梅每次去那一带收剪布料，落脚的地方就是王好学的村子大王庄。因为我父亲和王好学的叔叔曾经相熟，刘秀梅出门在外我父母有点儿不放心，他们嘱咐王好学的叔叔照顾一下刘秀梅。就这样，刘秀梅每逢十天半月去一趟大王庄，总共大约一年的时间。后来，我父亲不让刘秀梅再到大王庄一带去了，他让刘秀梅到定陶县和巨野县交界的那一片村子去，那片村子在我的老家刘家洼的北边。
1976年农历腊月的某一天，刘秀梅一大早就去了大王庄。刘秀梅走后不久，天上飘下来雪花，后来雪越下越大，到了傍晚，地上的积雪已经有半尺多厚了。我的父母非常担心刘秀梅。这样的天气，十多里远的路程，再加上路上那么厚的积雪，刘秀梅的自行车后面驮着一大包重重的布料，怎样回到家里来呢？刘秀梅也不可能住在大王庄，我的父母家教很严，我们家的女孩是绝不允许在外面过夜的。天黑以后，刘秀梅还没有回来。我父亲到邻居家里借了一辆自行车，打算去接刘秀梅。我父亲临走的时候说，如果他在路上碰不到刘秀梅，就会一直把自行车骑到大王庄。结果我父亲并没有把自行车骑到大王庄，他出了刘家洼，走了二里路，刚刚走上万福河的河堤，就在那里接到了刘秀梅。不久之后我父亲和刘秀梅就回来了，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好学。王好学从大王庄送刘秀梅回刘家洼，路上碰到了我父亲。我记得那天刘秀梅和王好学都穿着草绿色的军大衣，刘秀梅顶着枣红色的围巾，王好学则戴着一顶军用棉帽子，他们两个人的头上和军大衣的栽绒领子上挂着一层厚厚的雪，他们的脸都被北风吹得发紫。王好学很腼腆，他站在我们家堂屋门口，依着门框，不愿意进屋。我母亲让他吃点饭他也不吃，让他烤烤火他也不烤，让他坐一坐他也不坐。王好学对我母亲说，大娘，还有十几里路要走，那我就回去了。我的母亲没再挽留他，只嘱咐他路上一定要小心。
第二次看到王好学，是在几个月之后。但这一次算不算是见过王好学呢，对此我没有把握，因为我看到的那个人，我并不能肯定是不是他，只是觉得他很像王好学罢了。那是初夏的季节，麦子快要成熟了，我从学校里出来之后，到万福河的河道里玩了一阵子水，回家时天色已经黑下来。那天的月亮很大很圆，让我觉得那可能是以前从没有见过的最大最圆的月亮。我走下万福河的河堤，突然想起来这一天刘秀梅去了大王庄，而现在正是她应该回来的时候，我就坐在河堤下面的沙土里，准备等着刘秀梅回来。很快我看到了刘秀梅，我看见刘秀梅站在河堤上，她的自行车搁在一边。刘秀梅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很像王好学。后来他们两个人站到了一起，可是他们刚刚站到一起，刘秀梅的自行车突然歪倒了，他们两个人就忙着去扶那辆自行车。我看到的最后的情景是这样的：那个人从后面扶稳了自行车，让刘秀梅慢慢地骑上去，刘秀梅骑上去之后那个人就松了手，自行车从河堤上冲下来，速度很快。这我知道，那时候我也学会了骑自行车，我曾经把自行车推到河堤上，骑上去，再把自行车从河堤上放下来。我的两条腿架在自行车的大梁上，两只手小心地驾着车把，听着耳边呼呼的风声，嗓子里还发出“嗷嗷”的喊叫。自行车会一下子冲下去一里多路，一直冲到我家的大门口。
那天刘秀梅骑着自行车从万福河的河堤上冲下去的时候，我并没有叫她。我知道刘秀梅那样骑在自行车上，一定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很兴奋，或者说很满足。那天刘秀梅戴着一顶草帽，不过还在她站在河堤上的时候，草帽就已经不在她的头上了，她的草帽下面有一根绳子，绳子勒在她的脖子上，草帽背在她的肩头。刘秀梅从我面前冲过去的时候，她的草帽兜着风，它在她的肩头上晃晃悠悠。但我发现她的草帽很厚，就好像是几顶草帽扣在了一起似的。我回到家里，刘秀梅正在院子里洗脸。刘秀梅看我进来，从脸盆里掬了一把水洒在我的头上和身上，她还笑着问我，凉不凉？水凉不凉？她又从脸盆里掬了一把水洒在我的头上和身上。刘秀梅拿着毛巾擦脸，我觉得她的头上和身上可能出了很多汗，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但我不知道她的草帽现在在哪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在猪石槽里发现了刘秀梅的草帽。我家以前养过两头猪，后来公社干部不让养，我父亲就把那两头猪卖掉了，剩下一个大石槽搁在院子里。我看见那个空空的猪石槽里灌了半池子清水，水上漂着刘秀梅的草帽。刘秀梅为生产队出工割麦子去了，但她并没有戴上它。刘秀梅的草帽是用细竹篾子编成的，那些竹篾子上插满了紫丁香花，密密麻麻，足有上百朵。现在草帽漂在水上，那些紫丁香花开得正好。 （载《红豆》2004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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