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考中秀才、举人、进士就代表着身有功名，在获得这些功名后相应的社会地位也会发生转变。秀才、举人在大多时候入仕难度较高，但在地方上却被划入了士绅群体，享有国家应有的政治待遇。以最高的功名进士而言，它不仅可以顺利地进入官僚系统，还有一些秀才、举人所不具备的特殊待遇。
按例，新科进士及第之后，就是会被朝廷纳入正式编制，虽然离正式授官还有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朝廷对他们的恩荣已经体现了出来。礼部要为这些进士们举行恩荣宴，清初规定，恩荣宴在传胪大典三天后举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将恩荣宴的日期固定在传胪大典次日，也就是四月二十六日。
恩荣宴之后，新科进士们要在状元的带领下上表谢恩。谢恩的基本格式是表首为“赐进士及第第一甲第一名臣某某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表末为“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某年月日，赐进士及第第一甲一名臣某等谨上表”。每次上表之前，三鼎甲都会前往前一科状元处请教谢表的写法，并赠送给他五十两银子表示感谢。
完成了这些程序之后，新科进士们要换上官员的补服，状元率诸进士择日前往孔庙，行释菜礼。结束之后，他们的姓名还以题名碑的形式留在国子监。
北京国子监现存自永乐十四年（1416年）起至崇祯十六年的明代进士题名碑77通，自顺治三年起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清代进士题名碑118通，其中还有元代的3通，共计198通。这些题名碑上刻有五万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如此规模庞大的进士题名碑，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留下的一大景观，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这无疑也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奖赏。
新科进士及第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所在地方的荣誉。因此，新科进士往往还会参加在京城的同乡举行的庆祝仪式。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殿试放榜之后，有八位来自长沙的考生考中进士，还有两位贵州的进士，他们的原籍也是长沙府的，因此长沙府有十名考生考上了进士。
尤其让长沙籍在京官员高兴的是，来自长沙府茶陵县的萧锦高中状元，为湖南省，也为长沙府争得了莫大的荣誉。这一年，除了状元之外，在顺天乡试中取得南元（顺天乡试第二名若是南方考生称为南元）的周寿昌，和朝元（庶吉士选拔考试第一名）孙鼎臣也是长沙府人。为了庆祝长沙府考生取得的辉煌成绩，在北京的湖南籍官员在长郡会馆摆酒演戏庆贺。
晚清名称曾国藩此时正仕途得意，是公认的湖南后起之秀，大家推选他撰写一副对联作为纪念，他挥毫写下“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恰如其分地将湖南长沙府考生在此次科举考试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现出来。
与乡试、会试一样，殿试之后也刊刻题名录，又称金榜题名录、登科录。题名录的主要内容包括策题，一甲三名进士的对策，进士的籍贯、履历等。金榜题名录由内阁进呈后，交礼部刊刻，与会试题名录一并交内阁收藏。新科进士也刊刻自己的殿试策，作为馈送亲友的礼物。
与举人一样，新科进士还能得到朝廷赏赐的旗匾银和冠服。旗匾银又称牌坊银、坊价银，是供新科进士竖旗、挂匾、建牌坊的费用，使得他们能够光宗耀祖，显荣乡里。清代新科进士赏旗匾银三十两，从户部领取。后来，一甲三名增加五十两，为八十两。在地方上，政府为了表彰新科进士，也会纷纷为进士建牌坊和挂匾，这也是考中进士后带来的最直接的政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