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被称为华夏民族的母亲河，几千年来哺育和滋养了沿岸的亿万民众，成为了华夏文明发展的摇篮——早在史前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华夏先民就是这条河流的两岸繁衍生息；从夏商周一直到北宋，以关中、河洛地区为主的黄河流域更是历代王朝的核心之地，长安、洛阳、开封等名城更是成为30多个朝代的都城。
黄河文明遂成为华夏文明的代名词。
黄河作为华夏文明的母亲河是当之无愧的，只不过这位母亲的表现有时候像亲娘，有时候像后妈而已
可是为啥自从北宋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非南即北，偏偏总躲着黄河流域这块中原故土呢？这固然有这个地区过度开发、战乱频仍等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黄河不但越来越不给力，而且脾气越来越坏。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在世界大河排名中也能名列前茅。但这个“大”指的是河流的长度，其实意义并不是很大，而在对于河流来说非常重要的指标——比如流域面积、径流量等方面，黄河给出的数据就非常拿不出手了。比如说世界上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是亚马孙河，达到了705万平方公里，长江也有180多万平方公里，而在长度上与前二者相差不大的黄河，流域面积只有区区的75万平方公里，可见这位母亲养育儿女的能力有限；在径流量方面，黄河别说拿到世界上去比较了，在国内江河中都进不了前五，可见这位母亲的“乳汁”也严重匮乏。因为严重缺水，很久以来我国北方的经济、民生发展就深受困扰，其实跟这条北方第一大河就有很大关系。
相比黄河，长江就温顺可亲多了，只不过在文明的影响力上没法跟前者相比
更别提黄河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给沿岸地区在生态保护和生产生活等方面带来的巨大隐患和不便了。
但是以上因素都比不上这条暴虐的母亲河动辄决口甚至改道，从而给曾受她滋养、哺育的儿女带来的巨大恐惧和伤痛。
“瓠子决兮将奈何”——先来说说这条母亲河的脾气有多坏。黄河向来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话说这条华夏民族的母亲河的脾气有多坏？按照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统计，从公元前602年（东周定王五年）到1946年，仅有书面记载的黄河决口就达到了1593次，平均一年半就要摊上一回，这谁能受得了？这还不算，在此期间黄河发生改道26次，其中产生巨大影响、造成惨重伤亡的就有7次。不仅如此，黄河改道还改得非常任性，最北去过大沽口；最南直接经淮河、跟长江胜利会师了，大半个东部沿海地区被她祸祸了个遍。
古代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首推水灾，而最爱闹水灾的江河非黄河莫属
西汉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于顿丘（今河南濮阳）决口，冲垮了瓠子河堤注入钜鹿泽，最终流入淮河、泗水，造成梁、楚等十六郡国被淹，损失惨重。汉武帝刘彻在事后曾作《瓠子歌》描写了当时猖獗的水患景象：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
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这不过是黄泛的一次“日常任务”而已，在规模和危害程度上并不特别突出，跟黄河著名的七次大改道根本没法比。即便如此，在胆略、气魄和胸怀上可以排在历代帝王前列的汉武帝刘彻，却在这次水患面前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和无力感，“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他认为这场水灾是上天的意志，人力无可奈何，所以他被迫迁70万灾民入关中，惹不起只好躲得起。
自古以来能跟刘彻比胆略比霸气的皇帝寥寥无几，可是他也被黄河决口吓坏了
那么黄河的七次大改道，又是一副何等的末日景象？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不仅意味着西周变成了东周、春秋这个大时代拉开了序幕，也导致了黄河下游平原的大开发，黄河也从无堤变成了有堤。齐桓公率先称霸，也率先开发黄河，“齐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广。”（《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二十四·川渎一》清·顾祖禹）其他诸侯国也纷纷跟进筑堤，“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第九》）就这样你也拦来我也堵，自由自在的无堤漫流了几万年的黄河被捆住了手脚（堤防约束，河床淤高）、限制了行动自由（九河归一），忍无可忍之下终于大发了一次脾气。
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在宿胥口（今河南浚县）决口，然后向东奔漯川，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又与漯川分流，北合漳河，至章武（今河北沧县）入海。这是有史可载的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可能是第一次干坏事有点心虚，所以这次黄河“落跑”的范围并不算太远（旧河道在今天津附近入海）。
第一次大改道时，黄河还比较缺乏经验，流窜的范围还不算太广
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附近决口，向东南冲进漯川故道，一路在河南、山东境内肆虐，最终在在今天的山东东营入海，形成了黄河第二次大改道。
这次改道看似天灾，最终却变成了人祸——据说王莽因为河决东流使得他家祖坟免遭黄泛威胁，主张不堵决口对水患放任自流。因为王莽先为权臣后来又篡汉建新，紧接着又是一场缠绵的战乱，导致黄河在无人理睬的情况下放任自流的肆虐了60年之久。直到汉明帝永平十二年，著名水利学家王景领导治河，使黄河河道固定在从长寿津自西汉古河道流出，还是回到东营入海：
“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知名。”（《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王景治河后，黄河相对稳定了600年。
王景在后世名声不显，在史书上只能列入《循吏传》，这是古代技术人才普遍的悲哀
不过黄河改道祸国殃民，不改道也不全是好事——黄河的含沙量太大，导致河道泥沙逐渐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漫堤人们只好不断加高河堤，遂使黄河成为“地上河”。到了北宋时期，在山东、河南境内黄河已经到了“河势高民屋殆逾丈矣，民苦久役，而终忧水患”（《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的地步，终于在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再次暴怒决口，这是黄河第三次大改道。
这次溃堤冲决了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决口广五百五十七步”（引用同上），向北奔大名、经聊城，在河北境内与卫河相合后入海，这条河被宋人称为“北流”；12年后，黄河又在大名决口，自沧州境内入海、宋人称此河为“东流”，也叫“二股河”，不过东流行水不到40年就断流了。
黄河这次憋了600年的大爆发，改道都把自己给改分裂了，其中东流的滚滚河水倾泻到梁山脚下与古巨野泽连成一片，形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水泊，号称“八百里梁山泊”——即《水浒传》中所描绘的那个“港汊纵横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梁山泊，在此聚义的108名好汉正是凭水泊天险“啸聚山林，筑营扎寨，替天行道”。当然这都是小说家言，历史上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盗”其实是群来去如风、居无定所的马贼，跟梁山泊其实没多大交集。
要不是黄河第三次大改道，梁山好汉都没地方聚义了……
黄河的前三次大改道虽有人为因素，但主要应归于天灾，可是黄河第四次大改道就是彻彻底底的人祸了。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金兵南下攻宋，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南堤以迟滞金兵攻势。这次黄河决口处大致在卫州（今河南汲县和滑县间），导致黄河“由泗入淮”，从此黄河离开传统的北流和东流，进入南流时期。在此后的700多年间，黄河的基本流向就是向东南流入淮河为主，但仍有几支分流。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再度决口，水入山东境内后分成两支——向北由北清河经东营入海，向南由泗水入淮河入海。
黄河第五次大改道发生在元朝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由于北方常年战乱以及女真、蒙古人对于治河的忽视，导致黄河居然在原武、阳武、中牟、延津、开封等15处同时决口，最终汇成3股，其中两股依然南流入淮。因为元朝和明朝前期的动荡，导致黄河水患频仍，始终得不到彻底的治理，黄河“南流故道始尽塞，或由秦沟入漕，或由浊河入漕。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明史·卷八十四·志第六十》）直到万历初年经潘季驯采用“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巧妙办法加以治理，河道基本固定下来，即今天的黄河明清故道。
从南宋开始，黄河就到南方串亲戚去了，而且一串就是700年
清初康熙皇帝任用名臣靳辅治黄河，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忽视了入海口的治理，导致海口渐淤，河底渐高。自清中期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口日渐频繁，到了晚清政府内外交困以后，黄河泛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在兰阳（今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洪水一路辗转最终夺大清河入渤海，并导致铜瓦厢以东数百里河道自此断流，原本穿苏北汇入黄海的明清故道化为历史遗迹，这就是黄河第六次大改道。这次河决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豫、鲁、直三省的大片地区被殃及，无数灾民或死或徙，“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再续行水金鉴·卷九十二》民国·武同举）。
这次改道以后，黄河结束了持续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开始重回东流由渤海湾入海，基本与今天的黄河河道一致。
黄河第七次大改道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就是发生在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的花园口决堤。这次改道导致黄河再度南流，沿贾鲁河、颍河、涡河入淮河，直到1947年复堵花园口后，黄河才回归北道，自山东东营入海。
花园口决口以及决口的原因，都是我们民族史上一块永远的伤疤
每一次黄河决口乃至改道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甚至导致改朝换代。因此除了个别脑子进水的皇帝或是国祚太短无暇他顾的朝代，哪怕是为了屁股下的龙椅能坐得更稳当一点，历朝历代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干同一件事，那就是治河。
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与黄河相爱相杀的恩怨史。黄河大堤，就是华夏民族几千年来跟这条暴躁易怒而且喜欢四处乱窜的母亲河斗争的最重要的武器。河堤当然是人造物，在它给黄河套上枷锁之前，黄河自然是随心所欲的想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想淹死谁就淹死谁。
河堤是古代约束黄河的唯一办法，约束好了黄河生利，没约束住就彻底完蛋
这下可把当时的华夏先民们给坑惨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其实治的就是黄河，但显然效果并不持久，以至于他的子孙后代继续遭殃。我们今天翻开夏、商两朝的历史，发现他们的都城一直在河南境内迁来迁去，这里边有的是被敌人打跑的，也有是被到处乱窜的黄河撵跑的。后来周朝建立之后把都城立在了关中，一方面因为那里是他们的老巢，但能让他们放弃统治更加便利、文明更加先进的中原地区，也不排除有对这条任性的黄河惹不起躲得起的因素。
到了春秋齐桓公开始筑堤束河，沿岸诸侯国纷纷效仿。但在当时诸侯割据、各守黄河一段的情况下，想要统筹规划、有效治河纯属做梦。而秦匆匆二世而亡，所以首开全面治河创举的重任就落到了西汉的头上。
从西汉到清朝的两千多年，就是我们的祖先与黄河持之以恒斗争的两千多年。在此期间不但涌现出像王景、潘季驯、靳辅、陈璜这样的治河名家，具体的治河方案也是层出不穷。比如汉朝的“贾让三策”、宋朝的“兴筑遥堤”、明朝的“束水攻沙”以及清朝的“以水攻沙”等等，都曾取得过良好的效果。
了不起的潘季驯——他的治河方略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关于治河太具体的技术问题我不懂，您也未必爱看。这样我们不如讲点别的，比如几个对于治河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皇帝的故事。为啥专说皇帝？因为古有“黄河宁，天下平”的说法，黄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所以凡是有点雄心和作为的皇帝，都最关心这条河。
1、汉武帝刘彻——第一位亲临黄河大堤决口处参与抢险的皇帝。
前边我们曾经提到在西汉元光三年黄河决口后，汉武帝刘彻曾深感无力的写下了一首充满颓丧情绪的《瓠子歌》。不过刘彻毕竟是雄才大略、斗志昂扬的一代霸主，很快就振作精神决定跟黄河斗个你死我活，于是《瓠子歌》也理所当然的有了姊妹篇：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
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自元光三年黄河在瓠子堤决口后，当时的宰相田蚡为使其封地免遭河患，便以“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引用同上）为由阻挠封堵决口，使得黄河南行泛滥20多年。直到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才下定决心堵口以绝河患。
也许是封禅泰山才给了刘彻治河的勇气——这在“天人感应”大行其道的当时，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这首新版《瓠子歌》描写的是西汉军民齐心协力封堵黄河决口的战斗场面。刘彻不但调拔了4万民夫筑堤堵水，还亲临现场下令随行将士一齐上工地，伐竹运土。这次工程的难度很大、条件也很艰苦，面对人们的畏难情绪，刘彻演技大爆发，先是“沉白马玉璧于河”以祭祀神灵，然后也不管神灵到底是个啥想法就宣布“河伯许兮”——也就是说这次治水河伯已经点头答应了，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干活了。不久工地的建材又出现缺乏，尤其是柴薪，这可咋办？刘彻一不调查二不审讯，直接将“卫人”当替罪羊予以降罪，同时下令砍伐行宫与豪宅内的竹树，并将随员中官在将军以下的全撵去当苦力。
刘彻不愧是能与秦始皇并称的人物，不但亲临抢险一线，还行大事不拘小节，终于使得决口顺利合龙，并在堵合的口门处建宣房宫以作纪念。
2、周世宗柴荣——辛苦治河却给他人做了嫁衣裳。
中国古代治河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会花大力气、大本钱，而到了乱世尤其是大分裂时代就只有破坏鲜有建设。不过，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世宗柴荣是少有的一个例外。
柴荣最大的遗憾就是早逝而且是猝死，导致对后事几乎全无安排，让姓赵的占了便宜
自东汉王景治河以后，黄河安静了600年。唐朝建立以后，对黄河的治理也颇下功夫，不过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使得事情脱离了正轨。从此开始直到北宋建立的200多年时间里，天下在事实上处于分裂的状态，战乱不绝，使得黄河处于无人搭理的状态，河患日益严重。
柴荣是五代的第五朝、后周的第二任皇帝，被后人称为“五代第一明君”：
“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辩奸，多得其理。臣下有过，必面折之，常言太祖养成二王之恶，以致君臣之义，不保其终，故帝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九·世宗纪第六》）
为啥会有“治世治河，乱世乱河”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治世大都发生在大一统的长寿朝代，自家江山最少也能坐个百年以上，统治者自然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多操操心、费费力；而在乱世朝兴国灭倏忽如昼夜交替，大家都朝不保夕的，谁还有心思操心治河这种破事？
可柴荣不但是明君，还是“五代第一明君”，所以别人没心思管的事，他要是不废废心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黄河在郓州界决口，“数州之地，洪流为患”（《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本纪第十二》）。柴荣征发丁夫6万人，派宰相李谷监筑河堤，历经30日而完工。
对柴荣来说，比黄河决口更严重的危机是由于黄河河道的不断抬高，导致其环绕后周京都开封的各大支流，如汴河、五丈河、蔡河、金水河逐渐淤塞，水运不通。而一旦水路断绝，地方州郡的物资，尤其是粮食无法顺利发运至开封的话，大周朝就得玩完。
东京汴梁城的繁华兴盛，其实要感谢柴荣打下的好基础
所以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他下令征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近10万人疏浚汴河，发滑、亳二州丁夫疏浚五丈河以连通青、郓的水运之路，又疏浚蔡河以通陈、颍水运之路。使得“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引用同上）。
柴荣在位时彻底打通了开封周边的水运交通，使得开封不但坐稳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宝座，而且成为黄河水系运输的交通枢纽——后来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兴旺发达，但精华尽归于东京，便与此有很大关系。
柴荣辛辛苦苦的打下偌大基业，结果统统给姓赵的做了嫁衣裳，想想也怪可悲的。
3、金世宗完颜雍——柴荣之后的又一个例外。
金世宗完颜雍，女真名完颜乌禄，是金朝第5位皇帝。他在金废帝完颜亮南征被弑后称帝，与南宋签订了《隆兴和议》，开启了两国间40多年的和平局面，并趁机大力推动国内政治、经济发展。
完颜雍是金朝少有的重视内政的皇帝，他勤政节俭，选贤任能，轻徭薄役，尊崇汉学，使得国内形势蒸蒸日上。在他的治下，金朝国库充盈，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史称“大定盛世”，完颜雍也被称为“小尧舜”。
即便与历代汉人皇帝相比，完颜雍也配得上明君之称
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黄河在滑州决口，完颜雍闻讯后立即派遣官员查勘水清，并采纳都水监梁肃的意见，在黄河南流河道沿岸修筑堤防。为了进一步杜绝河患，3年后他又遣太府少监张九思督建从广武（今河南郑州附近）到孟、卫等州（今河南焦作、新乡）的河堤工程。
完颜雍最大的贡献，是完善了黄河河防的管理制度。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他在开封专设京师埽巡河官，专职负责开封的河防安全工作。3年后他又在归德府（今河南商丘）设立河官，同时明令沿黄河的4府16州的地方主官以及沿河44县的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如任内规措有方能御大患，或守护不谨以致疏虞，临时闻奏，以议赏罚。”（《金史·卷二十七·志第八》）
第一次把河防制度如此明晰化并责任到人的，居然是个蛮夷出身的女真皇帝——咳咳，这让整天埋汰女真人文明程度超低的俺情何以堪……
4、要说历代最重视治河的皇帝，非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莫属。
自晚明起，黄河河患日增，到了明末清初战乱频仍，情况就更是一塌糊涂。所以雄心壮志不亚于秦皇汉武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自登基以后，就把治理黄河作为其首要解决的三大国事之一：
“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四》）
而且他不是光说不干，而是身体力行。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到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他先后6次南巡河工，通过实地考察把黄河与淮河交汇处的清淤作为治河的关键，以苏北宿迁到淮安的黄河河道、洪泽湖至高邮的运河河道为重点进行建设，已达到清除黄河淤积、清水畅出、漕运无阻的目的。
排除偏见，玄烨是跟李世民最像的皇帝，哪怕在生出一堆混球儿子这点上
康熙的6次南巡并非如影视剧中演绎的那样成天瞎扯淡，而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比如在第一次南巡中，他采纳了河督靳辅提出的“分黄助淮”的建议作为防止黄河倒灌的办法；第二次南巡时他亲身体验了民生艰困，下免租诏豁免了江南积欠的20多万石粮食；第三次南巡时，他通过实地考察，下令于成龙加修归仁堤、高家堰；第五次南巡时，他查撤了办事无能、扰民很能的总河张鹏翮，消除了民愤；此外，为了彻底解决河患问题，康熙皇帝还两次派人考察黄河源，试图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如果皇帝出巡都如康熙一般，想必也不会招来那么多的非议，并演绎出那么多的花边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