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这个纵横家的时代，策略不仅用之于国与国之间，也用于人与人之间，往往立竿见影，其效自见。计谋不但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也决定人的贵贱荣辱。在长沙马王堆出士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有这样的断言：“计听知顺逆，唯王可。”意思是诡，定计谋，听意见，能分辨顺逆者，即使称王天下，也是可以的。反之，“计失”而“过听”．则遭败绩。
更值得注意的是，纵横家当时已以把智力当商品一样出售，所谓“待价而沽”。为了昂其“值”，他们大力吹嘘“口舌之功”。过去的儒家重“义”而非“利”，甚至在说教时斥“利”而颁“义”。纵横家则勇敢地撕开了一层虚伪的面纱，旗帜鲜明地提出，“争
名者于朝，争利着于市”。他们以“名利双收”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以“实利”为诱人的钓饵，求“扬名”为杀身的报偿。“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几乎成了策士们的口头禅。
纵横捭阖之计，长短倾侧之术，是纵横家的武器，他们在策划中十分重视审时度势。苏秦曾提出“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背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这种尊“时”的思想在《战国策)中比比皆是，所谓“百世之一时也”、“百代之一时也”、“务兴
于时”、“时不可失”之类的策论随处可见。
战国时代对智能、策划的崇尚以及策士尊贵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构成一种奇现，它标志着人的初步觉醒。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赤裸裸的武力较量和蛮力相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的较量。因此．人的价值，智能的价值．策划的价值就不能不受到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策士英雄们大展身手、声名显赫、争奇斗智的年代。因为这时的形势具有典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因此催生了一个策划家的时代。各诸侯国你争我夺，互相征伐，后来又出现了“七雄”争霸，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斗争激烈，错综复杂。基于形势需要，读书人中出现了一个专门作说客和为人出谋划策的所谓“策士”、“谋士”阶层，谋略之学也发展到了奇妙精微的程度。他们穿梭奔走于各国之间，“巧言饰辩，诈伪权变”，运筹策划，出谋定计。其奇才俊士，往往凭着一篇游说词或某项计谋，就可左右局势的发展，决定一国的安危存亡。
七强相争时的谋士们因大体分为“合纵”与“连横”两派(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合纵派主张六国联合抗秦，连横派主张六国分别事秦)，被后世称为“纵横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苏秦与张仪。
战国时期最年轻的策士，要算是“十二拜上卿”的甘罗。甘罗是秦相吕不韦门下之客，年方十二，小小年纪出使赵国，赵王嘲笑他，他说：“秦王用人，各因其任。年长者任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年最幼，故为使于赵耳。”赵王马上不敢小看他。他运用“连横”之计，使秦与赵合兵伐燕，赵得19城，秦得11城。于是．秦王拜甘罗为上卿。
值得重视的是《战国策》中祟尚智能、推崇策划的强烈意识，书中记载的许多奇策异智，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策士英雄们在战国乱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战国时期，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错综复杂，诸侯之间你争我夺，时而罢兵结合，时而背盟相攻。谋臣策士则穿梭奔走，“巧言辩，诈伪权变”，左右时势的发展，决定事情的成败．“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甚至“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战国策》中写了许多策士形象，通过智力与权力的较量，说明智能在决策过程中的决定意义。
据一些学者考证，策士这一阶层有两大来源，一部分是从前代王朝游离出来的投落贵族。一部分则是由下层浮上来的庶民。社会的变动和权力的角逐把他们推上政治舞台。但他们没有祖荫的庇护，也没有权贵的依靠，只能凭借自己技高一筹的策划能力，获取君主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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