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重处罚反逆贼盗行为
明律加重了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惩罚，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是明律的一个显著特点。明律将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统治的所谓“谋反”、“谋大逆”等行为，解释为“罪大恶极”，一律采用重罪加重的处罚原则。
依唐律犯上述罪者，本人不分首从皆斩，其父及子年十六以上处
绞刑，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及笃疾废疾者，可不死。明律则不仅犯罪者本人不分首从均
凌迟处死，其亲族无论废疾，一律处斩，甚至连异性同居的妻父、女婿、奴仆也同处斩刑。另外，唐律对虽犯此罪但情节不同，惩罚也略有区别，例如“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处斩，父、子可不处死、祖、孙亦不牵连；再如“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者”，只流二千里。明律则完全无视这种区别，不分轻重一律处死。
明律不仅对“十恶”等罪扩大了处刑范围，对“强盗”罪处刑也明显加重，不再区分唐律规定的获赃多少，是否持械、伤人等情节，一律处死。唐律对“盗窃”罪，最重处加役流，明律则规定“三犯者绞”。
（二）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
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历代封建王朝兴亡盛衰的经验，重典治吏，以严法督励百官奉法执法，忠于职守。
明太祖出身社会下层并参加过农民起义，他对于封建官吏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从而激起人民的反抗，是有深刻体会的。为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充分发挥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他采用重典整饬吏治，这是明朝封建法制的一个显著特点。
明初治吏的重点在于惩治贪官污吏。《明史·刑法志》说：“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明亭，以示戒。”
洪武四年规定官吏犯赃罪不得敕免，并于同年甄别天下官吏。《明律·刑律》中专列“受赃”名目共十一条，并且加重了对官吏贪赃行为的刑罚。特别是对监督法律执行的御史，还要加重其
刑事责任，即受到“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的加重处罚。此外，在《户律》、《课程》。《盐法》中均有惩治官吏贪污的规定，处刑均较唐律重。朱元漳还允许人民直接到京控告地方官的罪行，甚至可以执送贪官污吏到京师。在《明大诰》中。列有许多重刑惩治赃官的案例。
明律“受赃”，分枉法赃、不枉法赃与坐赃三种，均计赃科刑。对于官吏犯
贪污罪，还要区分以下情节，如：官吏受财、事后受财、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私役部民夫匠、冒支官粮等诸多情况。官吏受赃除名、罢役之后，不再叙用。这与唐律中因受赃免官，经过一定时限，仍可降级使用有所不同。
明初重典治吏，对于澄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官吏的贪污受贿深植于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壤，任何严法酷刑只可治标，不能治本，只可收效于一时，却不能防患于久远。就在洪武年间，太祖也不得不承认：“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在朱元璋死后，惩治赃官的法律逐渐废弛，质赃受贿的官吏一般也不再处死，而用戍边、罢职代替，还允许他们赎罪。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更加不可遏止。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则成为一纸空文。
（三）严禁臣下结党，内外官交结
明初，统治者鉴于历代结党造成皇权削弱、内部矛盾，导致国亡民乱的教训，因此严禁臣下结党。在《大明律》中特别增设了汉唐宋元刑法中所未有的“奸党”罪，规定朝廷官吏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谏免弄虚作假，谗言左使杀人等，均以奸党罪论处，本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没官。
为了防止大臣私人荐引、结党营私，严格规定国家官职的任用权专属皇帝，“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甚至“官吏及土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也属于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人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很显然，明律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防止臣下们结党营私，削弱皇权。明初
胡惟庸案发生以后，明太祖罢中书，废丞相，使中央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在胡案后的十年又公布奸党录，前后被诛杀者三万余人。接着于洪武二十六年借“蓝王案”，又诛杀一万五千余人。明初朱元璋以诛“奸党”为名而屠杀功臣宿将的数量之多，牵连之广，时间之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是空前的。
明律还严禁内外官交结。早在明初，太祖鉴于汉唐宦官擅权祸国，因此下令“不许寺人干预朝政”。此后又数次颁发敕令，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大明律》还专门规定了处罚措施，如果内外官交结，互通信息，营私作弊被告发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但是这项被强调为子孙世守的禁令严法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明代宦官之祸更甚于前朝。宪宗时的
汪直、武宗时的
刘瑾、神宗时的
冯保、熹宗时的
魏忠贤，都形成了权倾朝内外的势力集团。明律中有关于禁止内外官交结的条款，完全失去了约束力。
在封建时代皇权与臣下结党间的矛盾，是当权者内部经常存在的矛盾，但
明朝皇帝采用大肆诛戮的手段去解决，正说明了朋党对于
君主专制制度的危害。然而，这个矛盾是由封建国家的本质决定的，因而也是不可克服的。应该指出明律中严禁奸党与内外官交结的条款，在一定时期起到了排除威胁皇权的势力集团与整肃吏治的作用，但是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对奸党罪的惩治逐渐废弛，至于严禁内外官交结的法条也完全变成了一纸空文。
（四）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
这是明朝专制制度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明朝法律内容的一个重要特点。明律中因涉及言论思想而给予惩罚的条款是很多的，如；“凡奸邪进谗言，左使
杀人者，斩”，“上言大臣德政者斩”，“收藏禁书与私习天文，杖一百”等等。除律有明文的外，臣民在奏章中文字略有忌讳嫌疑，便以触犯皇帝罪断然处决。如：有的官吏在歌颂明太祖的表章中有“作则垂宪”、“遥瞻帝扉”、“睿性生知”、“体乾法坤”等字句，便以污蔑皇帝“作贼”，“发髡”，“帝非”等莫须有的罪名，大兴
文字狱，肆意擅断杀戮。也有的官吏因上书言事触怒皇帝，而被处刑罚。为了防止学校诸生议论国家大事，洪武十二年颁行学校禁条，国家一切大事利弊，不许随意广议、建言。
封建统治者为了推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统治，必然要钳制广大人民的思想和社会舆论，甚至不惜动用残酷的刑罚。然而借助暴力，是无法达到“尊君亲上”、“朴诚忠敬”，窒息人民言论自由的目的的。这也恰恰说明了
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已经黔驴技穷，再也无法遏制自由思想的兴起。
（五）“典礼及风俗教化”犯罪处罚减轻
明律在“重其重罪”的同时，也注重“轻其轻罪”。明律对诸如“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一般性犯罪，量刑比唐律轻。这既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影响，也是封建统治经验不断积累的结果。
如对子孙别籍异财，唐律定为“十恶”中“不孝”罪，徒三年，而明律则只枝一百。父母丧匿不举哀，唐律视为违礼重罪，处流两千里，明律则只杖六十徒一年。明显地突出了打击重点，突出了“重其重罪”的效力，也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明律中“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突出特点，究其原因，是因为明朝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统治队伍的腐败日渐严重，人民大众的反抗日益强烈，为了维护封建政权，所谓礼义教化的欺骗作用已愈来愈小，不得不诉诸于赤裸裸的刑事镇压，明确重点打击对象，这就是明律“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