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生于盛唐时代，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道教的鼎盛时期，修道成仙成为唐代一种社会风尚。道教文化深深影响着唐代文化，李白终其一生更是与道教渊源甚深，他的诗作被后人打上了“仙道”的烙印。
一、“仙化思维”——古蜀神仙信仰与李白诗歌
巴蜀地区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仙化”和“仙道”思维，是巴蜀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区别的一个基本因素。袁柯在其《山海经校注》中提到说“蜀人重仙，道教的产生和发展与古蜀的神仙信仰和巫术盛行有关。道教的长生不死的思想可在以古蜀文化为代表”。
“因为蜀地早有名山仙学的渊源，经张道陵的点化和提升，仙学遂成为蜀文化的主要特征，幻想成仙就是道教信仰的最终目标”李白出生于具有浓厚神仙文化的巴蜀之地，五岁随父迁居蜀地绵州，李白家附近有道教名山紫云山，巴蜀青城山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巴蜀地域文化特征强烈地铸造着李白的性格、思维方式以及文学创作的风格。以其诗作《蜀道难》为例：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蜀道难》）李白在《蜀道难》中，有古蜀国传说中的开国国君蚕从和鱼凫，在他想像中，蜀道高耸如云，神秘莫测，是与天国仙界沟通的神之阶梯，为读者描绘了一个神秘的仙气飘飘的国度。
古蜀文化中，道家仙化思想成分很重，“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鬼气浓重，从而造成了巴蜀文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李白有诗云：“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游泰山其四》），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努力修道，飞升成仙的追梦勇士的形象。谭继和老师有说：“古蜀文化的内涵是重仙的文化，中原文化重礼仪，楚重巫化，巴重鬼化，蜀重仙化，这是不同地域的文化想象力与不同地域人的思维方式的体现，蜀地仙道气氛浓郁，李白一生行事也就铭刻上了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拿《登峨眉山》为例，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李白此作中指出了古蜀的“仙国”特色，在李白看来，峨眉山就是倚天开启的神仙之境，在这里可以与仙人一起，携手凌白日。
二、云蒸霞蔚的道教信仰
《道德经》中有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家对阴柔的重视，使中国文化有了一种柔性特征，这也使中国文学形成一种以追求从容徐缓、沉郁豁达、缠绵悱恻为美的阴柔风格为特点的潮流”。在这样一种审美理念下，道教“仙”境在李白诗作中蔚然而生。
传统道学理念中的柔性特质，使得李白除了有大开大阖的肆意张扬的飘逸诗风，更有冲淡平和的神仙之境，例如：“古来贤圣人，一一谁成功。君子变猿鹤，小人为沙虫。不及广成子，乘云驾轻鸿。”（《古风五十九首》）“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李白在诗中驰骋想像，忽而乘云驾鹤，忽而观闲云舒卷，真的是一幅幅仙气缭绕的神仙美境。
另有诗云：“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寻雍尊师隐居》），这里的“云”是其为求仙而跋山涉水的见证，“倚树听流泉”更是诗人拨云雾，所见之境。李白作为一名道教徒，在诗中体悟建构着这一境界，也塑造出云蒸霞蔚的道教信仰。
他这种云蒸霞蔚的道教信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诗歌意象的选用上。例如：“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中诗人坐于南山，看云卷云舒，营造出一种出世之姿。“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晋，结交青云端”（《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中“结交青云端”是诗人与仙人结交心声的流露。这些云蒸霞蔚的诗歌意向，为读者构勒了的美妙道教仙境，同时也反映出李白浓厚的神仙思维与道教信仰。
三、“人法自然”的生命诗格
道教崇尚自然“无为”，欣赏率性“逍遥”，重视自然，反对人之妄为对自然本性的束缚。老子把“见素抱朴”（《老子·第十九章》）作为生存原则，“人法自然”是老子关于人性的重要原则，在这样的“自然”理论下，“唐代道教表现出轻神仙方术、重理性精神、追求超越尘俗、自由人格的趋势，它对唐代士人的人格取向及生命态度又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对李白来讲，这种“道”与纯真、自由和奔放的人格是一致的，而李白的这种自由奔放的人格造就了他与天地自然同在，任意驰骋的诗歌品格。
道教与佛教不同，佛学文化充满了空、幻、寂、灭的因子，道教是性命双修，以实现现世的快乐和飞升成仙的宗教。道教文化其实是一种喝酒谈玄、长生不老、成仙成神的情绪。道教的神仙体系以及李白自身修道的感受，激发李白创作了大量诗作，“李白在诸多诗中抒写其得“道”的体验，其重要一点即表现身心两忘的“天仙”洒脱”。
诗佛王维的境界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空寂之境，李白展示给我们的却是人法自然的天仙洒脱，李白造的诗境，很明显是一个心境，境由心生。如《金门答苏秀才》写：“得心自虚妙，外物空颓靡。身世如两忘，从君老烟水”，诗人李白在烟水之边，外物空颓，心境虚妙，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就是李白的关于“道”的体验。还如：“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与其说李白在写敬亭山的湖光山色，不如说李白在书写其心灵上的无声不灭之感，追求作为自然个体的一种自由空灵的无限境界，一种敬亭独坐，孤云同在，天地自然之境。
正是道教的这种崇尚自然的生命观和宇宙观给李白诗歌诗增添了一种灵性之感，如李白的《峨眉山月歌》云：“峨眉山月半轮林，影入平漾江水流”；“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夜泊牛渚怀古》）。“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下终南山过剧斯山人宿置酒》），无论是峨嵋山月还是牛渚西江夜，都体现了李白物我合一的艺术思维，绿竹和青萝让读者产生了一种移情的感觉，李白构织诗境，使诗歌蒙上清冥虚灵的色彩，达到了同于“道”的境界。
四、“我命由我”的主体意识
在李白的很多诗歌中，常有“我”字出现，“我”是一个鲜明地标志主体意义，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在唐代诗人中‘我’字的使用频度以李白最高，这一突出的创作现象正反映出李白诗歌强烈的自我确认意识，折射出浓厚的狂放色彩”这种意识与道教仙道文化宣扬“人人皆可成仙”，更是以无畏姿态高喊“我命由我”、“重人贵生”的理念息息相关。“我命由我”的理念，给予李白极大的精神动力，李白在诗歌里深具强烈的主体意识。例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些诗句都无一例外的高扬了诗人主体的存在性。
一直以来，李白都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在庙堂之上建功立业，但另一方面，道家文化的“我命由我”的自由意识，使得他将自己定位于“谪仙人”的角色，因而理想主义的色彩在他的诗歌里非常明显，“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里有李白的自傲和自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见证出李白的独立人格；“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有李白思想的无拘无束。
李白诗笔挟雷霆万钧之势，时时震荡雄风，而雄风中心旋动的始终是一个“我”的形象，笔者认为，李白一直是以诗寻道的，而李白的寻道，与其说在寻访神仙之境，不如说是为了寻己，因为寻道成仙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五、结语——构建“逍遥式”的仙道人生
李白在《感遇》其五中说，自己“十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又说自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的“仙游”深具庄子意味的，带一点“逍遥式”的。他逍遥式的仙游体验，其实是源于对道教文化的生命追求。李白用神奇梦幻的神仙境界来构建他“逍遥式”的仙道人生，来描绘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李白的道教信仰更使得李白诗歌实现了道教文化的独特审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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