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宁夏西吉县一个生产队在干农活时,无意中发现了农田中的层层白骨。考古队介入之后,发现这些尸骨中既有人骨也有马骨,并有刀砍、射穿的痕迹,在尸骨坑中,还发现了成捆的铁箭头和铁质兵器。显然这是一个古战场,经鉴定之后,得出结论,这就是900多年前宋夏好水川之战中,宋军战士的遗骸。
好水川遗址
在北宋的历史上,女真人还未崛起的时候,最令后世关注的就是宋辽之间的战争,以及两国之间著名的和解协议''澶渊之盟''。但也正是这个协议,令北宋以金钱换来了百余年的和平,反而在北宋的西北方向,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对北宋造成的伤害远大于辽国。这个小国就是西夏,正如好水川战场上的惨烈景象一样,宋夏战争不仅将北宋拉入财政危机的深渊,还在西北战场树立了宋朝羸弱的形象。那么宋夏战争是如何打的呢?
党项人的成长,北宋的应对
西夏的起源往往被历史课本介绍成北魏皇族拓跋氏,而从地理、民族变迁的角度看,它更应该与川西甘南地区的羌人同源。由于唐僖宗时,党项人参与平定黄巢起义,因此首领李思恭被封为夏国公,领五洲之地,即银州(陕西米脂县)、夏州(陕西横山县)、绥州(陕西绥德县)、宥州(陕西靖边县)与静州(陕西米脂县西)。
虽然有了根据地,党项人依旧保持低调,在五代十国时期,他们毕恭毕敬的向每一个中原政权称臣,因此也获得了大量的封赏,与较为稳定的发展契机。宋太祖时期,虽削夺了党项政权的藩镇兵权,但因民族政策的平缓化,赵匡胤还是给予了世袭特权。
历史上的民族世袭政权都会产生内部分化,党项人也不例外。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夏州节度使李继捧,因族内分化,不得不亲率族人入京朝见,自愿献出银、夏、绥、宥四州八县,并留住京城,宋太宗也就派出官员接管党项旧地。
李继捧归顺宋朝时,其族弟李继迁仍居银州,宋朝的官员接收银州时,李继迁并不合作,且率领几十人向北逃亡,一直跑到了今天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一个名叫地斤泽的巨大沼泽地,由此作为党项人复兴的根据地。
在当时的情况看,宋廷并没有将一个十来人的叛逃队伍放在眼里,因此也造就了李继迁和其子李德明重塑党项荣耀的功绩。从雍熙二年(985年)到天圣十年(1032),父子两代逐步攻克了宁夏、甘肃、内蒙、陕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在西北形成了威胁北宋的割据势力。
此时的北宋并不是无动于衷,但零星的军事行动,根本无法遏制李继迁的渗透,宋夏边界大体稳定后,党项人基本控制了西北地区,以灵州和兴州为核心区域,也就是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腹心地带灵武、银川。
其控制范围则涵盖了整个河西走廊,这是盛产良马的地方。疆土东至延安北部、西部地区;南至宁夏固原北部和甘肃兰州附近。更为重要的是,党项人在李元昊的带领下向甘南渗透,切断了清海的吐蕃人与宋朝的联系。
北宋针对西夏的迅猛崛起,战略上采取了守备态势,于西北边境地带建立了诸多防御堡垒,这也是农耕文明防御游牧文明最传统有效的方式,后来明朝的九边防御体系、关宁锦防线也与之大同小异。在战术上选择了主动出击,以宗主国征讨不臣的姿态向西夏用兵。
郦延路,以郦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为中心;
环庆路,以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为中心;
泾原路,以泾州(今甘肃省川)、原州(今甘肃镇原)为中心;
兰会路,以兰州、会州(今甘肃靖远)为中心;
熙河路,以熙州(今甘肃临洗)、河州(今甘肃临夏)为中心;
秦凤路,以秦州(今甘肃天水)、凤州(今陕西风用)为中心。
第一条在鄘延路:以延安为中心,由陕西正北方,经大沙碛(北宋的旱海)进攻银川;
第二条在环庆路:以环州为中心,由青刚川(今黄河支流环江)直下黄河,进攻银川;
第三条在泾原路:经镇戎军(今宁夏固原),鸣沙川(今黄河支流清水河),往黄河方向行至宁夏中卫,再向北进攻银川;
第四条在兰会路:由兰州沿黄河直捣银川。
而六路之中的秦凤路和熙河路,地理位置偏南,北宋向西北用兵,由这两路出发,也必须经过泾原路或兰会路,与上述四条线几乎重合。
在北边河西走廊一侧,祁连山将西夏、北宋、吐蕃隔开;黄河与河西走廊之间则是广大沙漠;南边的六盘山、横山组成了陕北山脉,将关中平原与陕北沙碛隔开。所以宋夏之间的用兵,在这四条线路之外,必须翻越一系列的山脉和沙漠,成本和效率都太高。四条进攻线中,鄘延路和泾原路的进攻线开通最早,且是西北通往关中平原的主干线,所以用的次数最多。
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不甘于做西平王的元昊,放弃了李姓(也有说放弃赵姓,反正都是中原王朝赐姓),自称嵬名曩霄,并正式称帝,向北宋朝廷递交''国书'',要求宋朝承认帝位。也正是从他开始,西夏才真正意义上向宋发起了挑战,切断宋与青海联系的战争就是李元昊时期,这标志着他即将对宋朝进行更大的动作。
宋仁宗时期的宋夏战争
李元昊的称帝,彻底激怒了宋朝廷,宋仁宗绝不可能承认李元昊称帝的合法性。李元昊则依仗祖辈们打下的基础,企图通过战争让北宋承认党项政权的独立性与合法性,因此两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争。
西夏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郦延路的延州。在1039-1040年间,西夏并没能攻陷延州,但在延州一线屡屡击败宋军,带有围点打援的意思。宋仁宗怎么都理解不了为何大宋打不过小小的西夏,在朝内经过一系列辩论后,认为是太祖皇帝的军权分离降低了军事效率。
宋仁宗虽然不敢推翻祖宗留下的制度,但他派出了朝内最能干的大臣前往边关,包括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副使韩琦、范仲淹。
范仲淹前往西夏主攻的延州主持军事,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时军事管理、后勤管理改革,以及提升士气的整风运动,并整顿和修整了各个防御堡垒,使延州的军事防御有了较大的改观。所以李元昊才改变了进攻方向,目标锁定在泾原路的固原一线,旁边的环庆路也遭波及。
1040年的下半年,泾原路的宋军一样被李元昊屡屡击败,并在镇戎军附近的三川寨一战折损5000人。泾原路是韩琦负责的区域,年轻气盛的韩琦到达前线后,企图扭转这种屡战屡败的局面,当李元昊以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为诱饵时,韩琦正中下怀。
韩琦通过夏竦,向仁宗上了转守为攻的札子,得到许可后,便令镇守环州的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率领九万八千名宋军由环州前往镇戎军,计划合军之后截断李元昊的后路,再等元昊回师时打个伏击歼灭战。
任福受命之后,向指定地点急行,任福的行军线路必须经过六盘山区,这里有两条平行的,相隔数里的山谷,两谷之中各有一条河沿谷而流,其中一条名叫好水川。任福就是沿着好水川行进时,遭遇了李元昊的伏击。
在这场伏击中,李元昊是精心设计的,他将伏击的战场选在了好水川与葫芦河的交汇口,这里有一座红岗山,是整个战场的绝对制高点,西夏的十万士兵就埋伏在红岗山的两侧。在河流汇合处的沙滩上,李元昊用木箱装了几百只鸽子,当任福的军队发现木箱并打开后,几百只鸽子就成了信号弹。西夏兵看到了鸽子就知道宋军落入了包围圈,瞬间从山后冲出,长途奔袭的宋军无法招架俯冲下来的西夏兵,战争就这样变成了屠杀。
任福在这场屠杀中身中十余箭,换了三次马也没能逃出战场,最终为国捐躯。任福阵亡后,后续部队失去了主心骨,夏军顺势组织冲杀,整场战役中,宋军共阵亡一万零三百人。消息传回汴京(今河南开封),朝野震动,文武大臣再无主战的声音,仁宗皇帝也由此开始偏向主和。
此后,李元昊转兵向东,从北方绕过了范仲淹所在的延州,欲进攻山陕交界处的丰州、府州、麟州。这三州位于黄河几字弯的右上肩,是北线进入山西的要道,也是宋、辽、西夏的边境交界地带。
丰州失陷后,北宋急忙调兵回救,李元昊则转回泾原路,继续在固原盆地机动作战,并在固原以北的定川寨大败宋军,近一万宋军阵亡,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在此战中殉国。
定川寨之战后,宋朝上至皇帝,下到文武,已无决心打仗,双方的议和随即展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达成议和,北宋每年送给西夏银七万两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这个议和引起辽国的不满,他们要求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追加''割地赔款'',经谈判,北宋对辽的岁币在原先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基础上,再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宋神宗的尝试与形势走向
在仁宗时期的宋夏战争后,北宋经历了两次改革的尝试,一是庆历新政,二是王安石变法,两次改革中,前一次过于保守,后一次过于激进,所以都失败了。而且王安石的改革直接带来了不良后果,即官僚系统的党争,当内部矛盾激化时,宋神宗决定以战争的方式转嫁国内矛盾。战争的对象就是西夏,因为西夏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其国主李秉常被他的母亲囚禁。
在此之前的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由北宋将领王韶的策划,宋军从西夏手中收复了甘肃西部和南部的河州(今甘肃临夏)、岷州(今甘肃岷县)、若州(今甘肃宕昌)、洗州(今甘肃临潭)、叠州(今青海同仁)。这些区域就是当年李元昊切断北宋与吐蕃人联系的地方,所以随着这个区域的收复,北宋就与青海恢复了联系。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宋神宗规划出北伐策略,以五路大军进攻西夏灵州,待五路军会师灵州后,再合击西夏首都兴州。这个策略利用了所有宋夏连接的通道,动用了三十多万军队,征召了十多万后勤民夫,看似北宋历史上最具决心的对外战争。
第一路,种谔率领鄘延路的54000守备军,外加京畿征发的39000禁军,共93000军从延州出发,向西北方的灵州进军;
第二路,种谔另增调大将王中正,率领60000军从太原出发,渡黄河入陕北,寻种谔会合,再合兵进攻灵州;
第三路,高遵裕率领环庆路87000军,沿环江向北直击灵州;
第四路,刘昌祚率领泾原路50000军向北行进,寻高遵裕会合,再合兵进攻灵州;
第五路,李宪率领熙河路和秦凤路的10000军,向兰州、会州进军,沿黄河向北进攻灵州。
这五路大军涵盖了上文讲到的四条宋夏对峙线,为了牵制西夏兵力,宋神宗还邀请青海的吐蕃人从西夏右翼进行破坏活动,这足以让政权陷入混乱的西夏顾此失彼。在战争初期,宋军的整体推进也确实取得不错的成果。
但第一路、第二路军并未按照原计划执行。王中正刚到陕北时,种谔已经大杀四方,无论是军功还是掠夺的战利品,都已经是吃饱了肚子。而王中正来的晚,既抢不到人头,也没有战利品可掠夺,于是开始四处出击,以掠夺为目的作战,这就耽误了进攻灵州的时间,且导致''粮道不继,士卒多死''。
本应直接进攻灵州,向西北方前进的种谔,不得不首先向北进攻银州,夏州等地,这就偏离了向灵州的方向。而这次偏离却有了意外收获,米脂寨(今陕西米脂)一战中,宋军斩杀了八千西夏兵,成为北宋历史上罕见的大捷。
东线的捷报鼓舞了宋军的士气,最西面的李宪也顺利攻克会州。与此同时,宋军的另一次大捷来自泾原路的刘昌祚,他率领人马北上,沿着清水河谷,到达磨脐隘后,遇到了西夏真正的主力军,刘昌祚斩敌一千七百余人,并夺取西夏前沿阵地的重要粮仓。
第三路的高遵裕受命节制环庆和泾原两路军队,所以算是刘昌祚的指挥官。但刘昌祚在磨脐隘大捷后,继续北进进攻了鸣沙(今宁夏中卫),掠夺大量辎重后,第一个攻到灵州城下。老领导高遵裕跟不上进度,也就捞不到什么战利品和补给,以致粮食不足,无力作战。
但他又担心刘昌祚提前攻克灵州,抢了他的军功,所以下令刘昌祚慢慢攻打,刘昌祚左等右等,粮食吃完了也没等来各路军队。待高遵裕赶到后,还以''应援迟缓''的罪名解除了刘昌祚的兵权,高遵裕独自指挥,围城十八天也攻不下城池,反而被西夏兵决开七级渠灌淹,以致宋军溃败,两路合计10余万军只有1.3万人得以逃回。
这一溃败,既定战略也就失效了,其余几路在消耗中都遇到了粮食问题,王中正、种谔的部队都在在饥饿中被夏军击溃,逃回了延州;李宪也被阻止在会州一带,后来随着整个战争的走衰而选择撤军。这场耗资巨大的''灵州之征''就这样狼狈收场。
接下来的两年,西夏的反攻让宋军丧失了灭夏的可能,双方进入打打和和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北宋来年。西北战场就这样成为北宋王朝最难缠的区域,也成为北宋财政上的最大负担,直到靖康之变的爆发,才''解救''了大宋,将西夏的边境线扔给了金人!其实对北宋打击最大的外部战争不是辽,不是金,而是''狗皮膏药''一样的西夏,数次交锋虽互有胜负,但西夏给北宋造成的打击是最持久的,这个持久就表现在宋朝对自身军事实力丧失了自信。所以后来的南宋,习惯性的使用议和手段换取和平,与其说这是澶渊之盟的成功经验,倒不如说这是宋夏战争带来的''价值观''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