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编著时首次对“六书”做出了具体的解释，逐字解释字体来源；第十五卷为叙目，记录汉字的产生、发展、功用、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以及作者创作的目的。
许慎之所以能创立540个部首，得力于他对“六书”造字法的深刻理解。这里所说的“六书”是否即指六种造字法，不能确知。
班固《汉书·艺文志》援引刘歆的说法，指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但他没能阐明“六书”的具体内容。许慎第一次给“六书”作了完整的界定，并给出了例字。
《说文解字·叙》云：“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伪，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所界定的“六书”说，后世虽有补易，但都没有超出许慎的“六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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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东汉的客观条件与许慎的主观条件碰撞的结果。
第一，周秦两汉的文字、词汇研究，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学术基础。西周有《史籀篇》，秦朝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西汉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训纂篇》东汉有《滂熹篇》；还有成书于汉初的《尔雅》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方言》。
还有从地下或壁里挖掘出来的古本，从山川得到的鼎彝上的铭文：诸如此类，都为《说文解字》的成书准备了成千上万的各种体式的单字。周秦两汉《史籀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和《尔雅》《方言》诸书，为《说文解字》的编排提供了借鉴。许慎以前的经学家和小学家关于汉字形音义诸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如“六书说”，就为《说文解字》提供了理沦指导。
第二，汉代今古文学派的激烈斗争，为《说文解字》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今文是指隶书，古文是指先秦六国古文。经典因记载的文字不同而分为今文经典和古文经典，这本来只是字体的不同，但研究的人却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派别。
今文经学派认为经书是圣人之言，字字句句寓有“微言大义”，大可经世致用，常常断章取义，任意引申比附。古文经学派认为应该根据字义客观地解释经义，应该重视语言文字之学，树立它在经学上的崇高地位。许慎是古文经学家，他生活在东汉中叶之后。
此时，正值今文经学派逐渐衰落，古文经学派逐渐兴盛。他不能容忍为要经世致用而曲解文字的现象，他猛烈抨击那些“玩其所习，蔽所希闻”的俗儒，那些“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的“鄙夫”。
他认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曲解文字必然篡改“经艺”，不利于“王政”。为了驳斥今文经学家篡改经义的说法，许慎立志写作《说文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