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六年（1826），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榜首。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然而，就在左宗棠奋发读书。开始走向科举道路之时，家中却遭遇一连串的不幸。先是，祖父母相继逝世，长兄因病早殇，母亲伤心过度，贫病交加，于道光七年去世。年过半百的父亲接连丧子、丧妻，又为了请医生、办丧事，多日劳累，再加人沉重的债务，二年多后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父亲一生寒素，死后只是留下了数十亩薄田和数百两银子的债务。
这时，左宗棠的三个姐姐都已经出嫁，一个10口之家，只剩下他和仲兄宗植两人相依为命。而早已中了秀才的宗植，为了谋生，长年不在家，十几岁的宗棠，“早岁孤贫”，独立地走上了社会。但是，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将他压倒，反而锻炼了他倔强的性格，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从未为贫困的处境有过任何烦恼和优伤，更没有向别人说过一个“穷”字。而是专心致志的学习。这时，他已在研讨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了。
道光九年（1829），18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刻苦钻研，并作了详细的笔记，对于经世致用的，“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增长了见识，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涸于八股文章的学人士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
道光十年（1830）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了母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曾与江苏巡抚陶澎针对时弊，进行大力革新，并请魏源选辑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的论文，编成《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左宗棠早闻其大名，对贺长龄的学问、功业和为人十分钦慕，便前往请教。贺长龄见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志向远大，也非常赞赏，“以国士见待”。见他好学，又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定亲自登梯上楼取书，从无拒绝。每次还书，都要询问有何心得，与左宗棠“互相考订，孜孜渐渐，无稍倦厌”。贺长龄还曾劝告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要他立大志，“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欢年，左宗棠进人长沙城南书院。这座书院历史悠久、声誉颇高，为南宋时抗金名将张浚与其子、著名理学家张拭所创办，大学者朱嘉曾在此讲学。此时由丁忧在籍的原湖北学政、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主持书院。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者，他提出书院的宗旨就是：“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读汉宋先儒之书，求经世有用之学，又结识了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罗泽南等，以志行道德相砥砺，以学问义理共研讨。贺熙龄对左宗棠也非常赏识，曾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即其学则确然有所得……”
贺氏兄弟以一代名流、显宦，如此的爱重左宗棠这个当时十分贫穷却勤于学习的学子，使左宗棠感动不已，没齿不忘。贺氏兄弟也一直关注着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一年后，贺长龄了忧期满，仍回江苏原任，六年后，就升任为贵州巡抚。他曾几次致信左宗棠，邀请左宗棠去贵州任事。当时，左宗棠已答应教陶树的孤子，才没有应邀前往。
道光十九年（1839）秋，贺熙龄因旨赴京。左宗棠和同学邓显鹤、罗汝怀、邹汉助等会集城南，给他送行。当时，师生依依惜别，一送行者特地画了一幅《城南饯别图》，左宗棠还赋诗作别，又与罗汝怀～直送到湘江岸边，目送先生乘坐的帆船北去，一直到看不见后，两人“横渡而西”，爬上岳麓山顶，到夕阳西下才觅舟归来。两人限坐舟中，谈论先生的道德文章，竟彻夜长谈。
一年后，贺熙龄因病告假回籍。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长沙逝世。在此之前，左宗棠的长子孝威出生，贺熙龄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宜婿吾女。”将最小的女儿许与刚出生的孝威。从此，贺熙龄与左宗棠又由师生变成了亲家，两家关系就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