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唐太宗跟鉴真根本就不是一个时期的，鉴真出生唐太宗早死了。鉴真生活在唐玄宗时期，唐玄宗信奉道家，所以对鉴真及其佛教不是很感兴趣，也没有赏赐宝物给鉴真和尚，
由于玄宗提倡道教，佛教受到抑制。所以鉴真和尚就东渡到日本去宣传佛法和中国文化、医药学、建筑、书法等。至今在日本颇受尊重，被日本尊为日本帝国的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鉴真[1] （688~763），唐朝僧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1] ，著名医学家。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2] ”，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鉴真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至天宝七载，7年中，鉴真先后五次率众东渡，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返途时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载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了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实现了东渡宏愿。此后鉴真在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俗姓淳于。702年，鉴真入扬州大云寺为沙弥，706年，受菩萨戒，709年，随道岸禅师入长安，在实际寺荆州弘景律师门下受具足戒，跟随他学习南山律宗。
在长安期间，鉴真勤学好问，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广览群书，遍访高僧，除佛经之外，在建筑、绘画，尤其是医学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造诣。715年，他回到扬州大明寺修行，733年成为当地佛教领袖、大明寺方丈，受其传戒者前后有四万余人。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
六次东渡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日本传授“真正的”佛教，为日本信徒授戒。当时，大明寺众僧“默然无应”，唯有鉴真表示“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决意东渡。
招提寺
日本的唐招提寺(toshodai temple)是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亲手兴建的，是日本佛教律宗的总寺院。
唐招提寺位于奈良市，是一组具有中国盛唐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已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唐代高僧鉴真（公元688—763年）第6次东渡日本后，于天平宝字三年（公元759年）开始建造，大约于公元770年竣工。
寺院大门上红色横额“唐招提寺”是日本孝谦女皇仿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所书。寺内，松林苍翠，庭院幽静，殿宇重重，有天平时代的讲堂、戒坛，奈良时代（公元710—789年）后期的金堂，镰仓时代（公元1185一1333年）的鼓楼、礼堂及天平以后的佛像、法器和经卷。
寺院的主殿──金堂，正面7间、侧面4间，座落在约1米高的石台基上，为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金堂内供奉着金色的主佛卢舍那佛像，高3．7米，为奈良时代特有的脱乾漆造，其两侧高5．36米的千手观音佛立像和高2．03米的药师如来佛立像，都是木心乾漆造。3尊大佛像前还有梵天、帝释天两尊小像和4尊天王的木雕像，堂内还有平安初期大日如来的木雕佛像，其中金堂、卢舍那佛像、千手观音佛像、药师如来佛像都是日本的国宝。
金堂后面，面宽9间、单檐歇山顶的讲堂，也是日本手国宝。它原是建于8世纪初的平城宫中的朝堂，在建寺时由皇家施舍，后迁入寺内，为平城宫留下的惟一建筑物。讲堂内有一尊涂漆加色的弥勒如来佛像，佛像两侧有两个外形似轿的小亭，是当年鉴真师徒讲经之地。讲堂庭院里的藏经室，收藏有1200多年前鉴真从中国带去的经卷。
建于公元1688年的御影堂内，供奉着鉴真乾漆夹造的坐像，高2尺7寸，面向西方，双手拱合，结跏跌坐，团目含笑，两唇紧敛，表现鉴真于公元763年圆寂时的姿态，已被定为日本国宝，每年只开放3天供人瞻仰。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为御影堂绘制的68幅屏障壁画，有《云影》、《涛声》、《黄山晓云》、《扬州薰风》、《桂林月宵》和《瑞光》等。
鉴真和尚在日本时期的主要贡献
佛教方面 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扬佛法，传律授戒。鉴真僧众在日十余年的活动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天皇的重视，鉴真被授于“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鉴真所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的大总寺。日本的佛经多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错漏较多。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由于鉴真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研究，所以鉴真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鉴真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今日，尚有余辉。鉴真到达时，受到日本朝野热烈欢迎。此后，他定居日本奈良。鉴真除讲授佛经，还详细介绍中国的医药、建筑、雕塑、文学、书法、绘画等技术知识，对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鉴真熟识医方明，当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又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知识，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按照日本汉方野崎药局主席野崎康弘的说法，以下36种药草都是鉴真带往日本推动使用的：
麻黄、细辛、芍药、附子、远志、黄芪、甘草、苦参、当归、柴胡、川芎、玄参、地黄、紫苏、丹参、黄芩、桔梗、 旋覆花、苍术、知母、半夏、芜花、栀子、五味子、黄柏、杏仁、厚朴、和厚朴、肉桂、杜仲、唐木瓜、大枣、蜀椒、 花椒、吴茱萸。
十七、十八世纪时，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可见影响之深。
书法方面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这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鉴真本人也是书法名家，其“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
鉴真的东渡弟子及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筑技术的。在鉴真的设计及领导下，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寺内的大堂建筑，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中评论说：“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由于鉴真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因而这座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经历1597 年日本地震的考验，在周围其他建筑尽被毁坏的情况下，独金堂完好无损，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内。金堂成为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有价值的珍贵实物之一。
鉴真及其弟子在雕塑艺术上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鉴真随船带有佛像，在日本又用“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塑造了许多佛像，著名的是唐招提寺金堂内的卢舍那大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像等。这种夹纻法我国早在东晋时已经出现，到唐朝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武则天时用夹纻法塑造的大佛高达九百尺。鉴真及弟子将这种雕塑艺术在日本推广并发扬光大。鉴真晚年，弟子忍基等用于漆夹纻法制作了一尊高八十点零四厘米的坐像，表示对这位中国高僧的纪念。鉴真结跏趺坐，双目紧闭，神志安详，栩栩如生。它不仅再现了鉴真的真实形象，而且着意刻画了精神气质，温和中流露出刚毅，安详中凝聚着严肃，微笑中体现出沉思。这尊塑像一直供奉在唐招提寺内。
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受日本佛教界和政府的委托，延请鉴真去日传戒，鉴真欣然应允。从当年开始至天宝七载，7年中，鉴真先后五次率众东渡，由于海上风浪、触礁、沉船、牺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员的阻挠而失败；尤其是第五次遭到恶风怒涛的袭击，在海上漂了14天，最后漂到海南岛的振州（今崖县）。返途时突发眼疾，导致双目失明。但他东渡弘法之志弥坚，从未动摇。天宝十二载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了日本九州，次年二月至平城京（今奈良）实现了东渡宏愿。此后鉴真在日本辛勤不懈地活动了十年，传播了唐代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被日本人民誉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
鉴真东渡是在盛唐玄宗时期。这一时期佛教虽然未被禁止，但地位已大不如初唐。因为唐玄宗推崇道教，所以对佛教采取了抑制政策。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一万二千多僧尼被还俗，并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禁止官员和僧尼交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唐朝政府不批准鉴真东渡，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鉴真要去日本，也惟有采取偷渡的办法。
由于鉴真前几次偷渡都没能成功，公元753年日本第11次遣唐使回国前，遣唐使正式向唐玄宗提出聘请鉴真赴日本传戒的要求。据说唐玄宗当时并没有一口回绝遣唐使的请求，只是提议同时还派一些道士去日本传授道教。佛教是外来文化，而道教是大唐本土文化，唐玄宗可能是想趁这个机会在日本发扬道教。这个提议本来也不算过分，没想到竟被遣唐使婉言谢绝。推崇道教的唐玄宗肯定心里不怎么痛快，于是聘请鉴真赴日本的要求自然也就难以通过了。
不过，遣唐使并没有死心，返回途中路过扬州时，竟然偷偷摸摸将已经66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鉴真带上了船。遣唐使协助大唐高僧偷渡，表面上看是对人才的渴求，实际上是对大唐不恭。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也不符合外交礼仪。所以，现在有人把鉴真东渡与中日友谊扯到一块，实在有点牵强附会。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