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5-07
野蛮背后的可爱
众所周知，李逵在《水浒传》中是个最为野蛮粗鲁的角色，由于他只知杀人，不问好坏的性格，只要在江湖上提起他的名字，神鬼也怕。但我却认
为，他的野蛮背后有着无比大的可爱。 和其他107将不同，李逵上梁山，成为梁山好汉，并不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革命思想的彻底，而仅仅是为了两个字——“快活”。 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李逵的行事，主要遵循的就是快乐原则，黑旋风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就是“快活”！ 他生割了黄文炳后称“吃我割得快活”，他屠了扈三娘一家后道“吃我杀得快活”，杀人不是为了复仇，不是出于战阵厮杀的需要，而竟仅仅是为了快活！此外，李逵回家接老母时遇到回家的哥哥李达，就劝李达“同上山去快活”。就连黑旋风那最被一些人称道的一番话，即李逵初上梁山时叫嚷的“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做了小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一番话，也远不是出于什么彻底革命的高尚动机，因为就在“夺了鸟位”句后还有最关键的一句：“在那里快活，却不好？” 说来说去，所有的目的就在于此，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是为了等贵贱均贫富，不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是为了喝更大碗儿的酒，吃更大块儿的肉，这才是李逵的心思所在，什么坚决的农民思想根本谈不上。 总之，李逵行事几乎全凭“快活”二字，少理性，无算计，率性而为，因此他的举动有近于童趣的天真烂漫的一面，所以说他可爱也不无道理。
忠诚背后的依恋
也许你会认为李逵能至死不渝地追随宋江，不顾一切地替他卖命帮他打江山，是出于他对宋江那种格外的、特殊的忠心。但我觉得与其说是忠诚，还不如说是种依恋。因为对于李逵来说他同样需要一个价值的标尺，一个能确认他存在意义的精神之父。你一定记得当他仰慕已久的宋江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是何等的狂喜，兴奋。而宋江也是又送银子，又带李逵喝酒，对他那鲁莽的行事一味微笑着任从，你说需要银子还债，便给你银子还债，你说小盏吃酒不过瘾，便吩咐酒保专给你换大碗，看你吃鱼吃不饱，又专为你要了两斤肉，临别还送了五十两一锭大银。世间能有几人能这般对待粗鲁蛮横，杀人不眨眼的李逵？！答案是仅此一个。
宋江因题反诗入狱的那一次，李逵怕贪酒误了宋江饭食便“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服侍，寸步不离”，这是何等情分，须知粗鲁的黑李逵能做到这种地步也是绝无仅有，这只怕要比他后来跳楼劫法场还难得多。后来，二人一个说“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一个道“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宋江带数人元夜上东京时，曾对李师师戏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儿小李”。所以李逵对宋江，既不是手足之情，也不是部属对统帅的愚忠，而是更近于儿童对父亲的深深的依恋。
惹祸背后的成全
纵观《水浒传》全集，你会觉得李逵是个“惹祸鬼”，因为自己鲁莽的个性，简单的头脑不知为大家闯了多少祸。这一点可以从宋江亲手结果李逵的行为不难看出。宋江饮高俅送来的毒酒中毒后，想到自己死后李逵肯定要聚众造反，怕坏了梁山泊的忠义名声，便让李逵也喝了毒酒一块儿被毒死了。但是再往深一点看，李逵的惹祸背后却隐藏着对宋江的成全。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就说，李逵的叫嚣造反要拥戴宋江做皇帝，“道出了宋江强压着的想当皇帝的心声”，而宋江对李逵的喝斥，则“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夏志清的这一结论也许是受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在评改《水浒》时，一直就认定宋江是满口忠孝心怀不轨的伪君子，而直肠直肚的李逵则常常将宋江那不可告人的心事叫喊出来，不正成全了宋江吗？
多翻一些中国古代小说，就会发现，这种“宋江＋李逵”式的组合在中国古代类似题材的白话小说中是太多见了如刘备和张飞，岳飞和牛皋，杨六郎和孟良，秦琼和程咬金等等。宋江也好，刘备也好，岳飞也好，杨六郎也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行事谨慎、理性，是中国式的榜样、楷模。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心想招安的宋江、被昏君勒死而不反抗的岳飞、受奸臣陷害而认命的杨六郎、明知道罗成是给人害死而不敢多说的秦琼，如果作品中出现的全是这类忍气吞声的中国式的楷模，那读者还不得给憋闷死？那怎么办？这时就需要有李逵这类人物了，秦琼不敢骂唐天子没良心，让程咬金来骂，杨家受了得势小人的窝囊气不好发作，那就让孟良连夜去杀那小人，岳飞不便犯上反抗昏君，但牛皋可以造反，宋江老是念叨招安，但一心想当皇帝，那就由李逵来叫喊夺皇帝的鸟位…… 虽然像李逵这样所谓的“莽将”人物，一般不会是大部头作品的第一主角，但他却又实实在在是作品里不可或缺的异常活跃的角色，因为他不仅成全了像宋江那样的“儒将”，还使作品增添了一大半鲜活的生命！ 这就是我眼中的李逵——野蛮背后的可爱、忠诚背后的依恋、惹祸背后的成全。也许我的这些见解不一定正确，但我希望的是读了这篇文章后，你不会再说：“李逵？不就是心粗胆大，率直忠诚嘛！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1-05-07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