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我国书法艺术真正留下来的最早的墨迹当推书帛、书简。在此之前虽然有殷墟甲骨文、周代的钟鼎文、秦代的诏版铭文等，但都属于刻在骨甲和铸在铜器或制在陶器上的文字，墨迹是难以看到的。即使是晋唐以来的手迹，为数也是极少的，真正发现汉代墨迹，是２０世纪初（１９０７）在敦煌一带出土了汉代木简《流沙坠简》。此后，１９３０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出土的汉代木简约一万枚，集为《居延汉简》甲编。１９５９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竹木简共４６９枚，集为《武威汉简》出版。１９７２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共９２枚，集为《武威汉代医简》出版。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６年，在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又发现了大量汉代木简，共计两万枚，是我国历来发现汉简最多的一次。因为这些汉简大都发现在西北的甘肃、新疆一带，故称之为西北汉简。
历代的书法艺术，有相当一部分是工匠和无名的书家留下来的。《武威汉代医简》是东汉医家的手迹；《武威汉简》是出于社会下层的职业抄书人之手；《居延汉简》是汉代守卫在居延边防一带的中下层士吏和士卒所写。这些汉简的用笔自由奔放，结体富于变化，确实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生命力。
《居延汉简》中的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用笔草率急就，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古朴，风韵飘逸。书体中篆、隶、行、草皆孕育成形，百花争艳，各具特色，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尤其简书中的书体，一般都是民间实用和流行的体式，与士大夫的“庙堂”字是有区别的。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由于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在《居延汉简》的书体中表现尤为明显，他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朴实，折锋用笔，变化流速而不拘束。
在结体上，简书从秦隶的取纵势一变而为取横势，正面取势，在单行简书中还可以看出偏左取势，以让位于波画。简书在章法布局方面，每一简虽也有行数限制，但不受界格所囿，可以变化布局。在西汉的简书上尤为明显，有纵行而无横行。到了东汉的简书，则纵横成行，排列严整。墨法上讲究质朴而豪放的气势，章法布局生动活泼，规整中又出现不规整，这也是简书中的一大创新，此种笔法一直沿用到后来的草书和行书中。
《居延汉简》的字体属于章草的范畴，用笔承袭隶的笔法，草率急就，即是隶书的速写。还有的草书，笔画更为随意自然，字形可大可小，已脱去隶书笔法，比章草更为精练，字体新颖。
从出土的汉简来看，草书的出现可以早到西汉时期，这时不仅有章草，而且已有今草的用笔和字形，虽不成熟，但可以说是开创了今草的先河，简书作了旁证。由前一种书体转化到后一种书体，总是有一个过渡阶段，而且新字体总是孕育在旧字体之中。处在汉代这样一个书体大变革时期，必然会出现各种形体的字，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看来，书体的演化不是直线前进的。这就是书体演变“源”和“流”的关系。
汉简尤其对东汉分书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敦煌和居延出土的很多简书，与东汉时期的《礼器碑》结体用笔皆相似。纯用毫端，形成了纤而能厚的流派。说明纤劲的书风早在西汉民间就已广泛使用和流传，到了东汉的《礼器碑》进一步得到提高而更加完美，形成了东汉重要流派之一。西汉末年的《武威汉简》瘦劲宽博，笔画劲健，使转流美，飒爽多姿，与东汉时《礼器碑》相类似。东汉时桓帝延熹元年的《甘谷汉简》笔画飘逸秀丽，摇曳多姿，近似《曹全碑》的风格。总之，我们从简书中可以看到笔画纵横飞动，结构自然浑成，有厚重质感的各类风格的书体，发展成为东汉工整精细，厚重古朴，奇纵恣肆的各类碑刻书体，并为后来的楷、草书体的形成奠定基础的脉络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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