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字不改的真性情
“妈的，这些混蛋教授，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 还整天考， 不是你考， 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看了这几句话，大家会想，这又是哪个不成器的顽皮学生被考试所逼发出的愤怒呼声吧。错了，事实上，这段话来自己故国学大师季羡林。 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所写的日记中的一部分。
2003年， 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把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的日记出版，当时，针对这段话，编辑曾向季羡林提出“做适当删减”， 季羡蕴林坚决不同意， 他的意见是：一字不改。
“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 今天不是圣人， 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就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幸目睹了季羡林在清华园学习时的“原生态”的青春记录。
2、用最便宜饭菜充饥
这一年，德国的冬天格外的冷。柏林一所大学食堂的厨师们却发现最近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绝大多数学生每到吃饭的时候都迫不及待地赶到食堂的窗口打饭，以免来晚了吃不到热菜热饭，可是有一个瘦弱的中国男孩却总是最后一个到食堂，然后买最便宜的饭菜，独自坐读、一边咀嚼。
时间一长， 热心的厨师们就和这个名叫季羡林的年轻人成了好朋友。 这时，大家才知道季羡林生活窘迫，所以自尊心极强的他不得不避开用餐的高峰，选择在没人的时候用最便宜的饭菜充饥。
说这些话的时候，季羡林的脸上始终带着平淡的笑容，好心的厨师们听完之后，鼻子有些发酸，大家都被这个年轻人的坚韧打动了，纷纷出谋划策，让他在大学外找一些兼职来做，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缓解他的经济压力了。
没想到季羡林苦笑着摇摇头说道：“我兼职打工，的确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一些，但是我的祖国现在贫弱异常，她需要的是我们这些学子更快更多地学到能让国家富强的技术和知识。不去打工，只是我自己生活拮据，却能尽快地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从而尽早回国尽力。”
听了季羡林的话，大家都沉默了。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食堂的厨师们总是尽量多地给这个坚强的中国男孩留一些热菜，然后看着他一边吃饭一边埋头苦读。
3、没有创见别写论文
季羡林《我的治学之道》演讲：1936年，我师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第四个学期念完，我开始慢慢写论文。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相当长，费了一番心血，自我感觉良好。
可当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时，里面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划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是说全不要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
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根本没有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这是我—生第一次受到剧烈的打击。然而，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
4、她等待季羡林一生
1935年，季羡林来到德国格廷根大学留学，房东女儿名叫伊姆加，时年二十三岁。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论文在交给教授之前必须打印成稿，这可难住了季羡林，因他买不起打字机，更不会打字。
几天后，伊姆加德首次造访季羡林：“我父亲的工厂淘汰了一部打字机，而我正好想练习打字。”季羡林高兴得跳了起来，他窘迫地问：“你不会要很高的报酬吧?我可是个穷学生。”伊姆加德笑了：“我要的报酬，是让你陪我走遍格廷根。”
接下来的四年，季羡林在伊姆加德帮助下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论文集。一天，两人相约去森林咖啡屋，伊姆加德突然问季羡林：“当我们七十岁时，你还会带我来喝咖啡吗?”季羡林立即明白了对方的爱意，低头不语。
经过无数次痛苦的思量后，季羡林作出了选择——回到中国去。那天凌晨三点，论文终于打完了，季羡林对伊姆加德说：“累了吧，让我帮你揉揉肩。”他按在她双肩的手有些颤抖：“我要离开了。我的祖国需要我。”
伊姆加德哭着央求：“留在这里好吗?我也需要你!”季羡林仰起脸不让泪水流出来，他痛苦地摇了摇头：“我要回到祖国去。将来，一定会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呵护你一生的男子出现的。”伊姆加德没有再说什么，然后在论文稿的最后打上了一行字：“一路平安!请不要忘记。”
2000年，一位女导演在拍摄季羡林传记片时，专程前往格廷根打听伊姆加德的下落。依然是那个地址，开门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妇人。她笑盈盈地向来客问好。女导演激动地问：“还记得六十多年前那个中国留学生吗?”
她迟疑片刻，潸然落泪：“是季羡林吧，我一直在等他。他还好吗?”得知季羡林尚在人问，而且是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时，伊姆加德欣慰地笑了：“我一直在等他回来，我的手指依然勤快灵活呢，我还能打字!”
5、讲诚信千里寄条幅
有一次，还在上大学的李里前去拜访季羡林，请求解答学问上的问题。上了楼，敲门，正是季羡林开的门。季羡林热情地说：“快进屋里坐。“季羡林的房子里到处都是书，满满当当。季羡林挪开书，才腾出一个位置，叫李里坐下。
来见季羡林之前，李里拜访了老作家孙犁，孙犁在李里事先准备好的条幅上题了字。谈话临近束，他也请求季羡林题字，给自己留个纪念。季羡林爽快地答应了。
正在这时，有人来敲门，说：“下午开会!”这时，电话铃也响了，忙中出错，季羡林竟然将题字写在了孙犁题字的背面。季羡林发现后，十分自责：“这样吧，我随后用毛笔写个条幅寄给你，怎么样?”李里连连点头离开。
后来，李里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因为季羡林很忙，说不定时间一长就忘了。可是，他回重庆后，就收到了季羡林从千里之外寄来的条幅，上面写着：“做好学问大有可为!”李里感动万分。
[15]打成清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适逢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自己又有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很长的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的字。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还经常去她家打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除了打字季羡林去迈耶家外，后来，迈耶家凡有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什么的，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羡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迈耶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满面笑容，格外热情。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一对异国青年同时坠入了爱河。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因为他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 季羡林当年离开哥廷根后，伊姆加德就一直在等待他回来，虽然再也没有得到季羡林的消息，但她依然执意地等待并终身未婚。这个固执而坚忍的女人，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 季羡林90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伊姆加德从哥廷根寄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满头银发，端庄恬静地微笑着的老人，给季羡林一直牵挂也愧疚的心，带来了温暖的慰藉。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在季老的笔下，德国的学术氛围是多么浓厚。季老的老师们，如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等这些人个个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季老选择的梵文课程，只有他一个学生，可是老师仍然认真严肃地讲课。在二战大轰炸中，季老还看到德国飞机制造之父、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教授，居然在炮火弥漫中仔细观察一段短墙，在研究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短墙的，听到他在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还有个地球物理学教授，当飞机轰炸，人们都往地下室跑的时候，他却急不可待从楼下往楼上跑，要观察实验室里无法看到的“全城震声冲天，动地山摇”的景象。德国学者们这种忠于科学、愿为科学而舍命的精神，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季老的笔下，德国的大学自由也是多么令人神往。“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做论文，绝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 如此的自由而又实事求是的学术生活，怎不令人神而往之。不过，德国大学的自由，并不是意味着可以轻易混文凭。有个女学生的论文，被教授当面摔到地上；读书很用功的章用，也因为论文通不过而多读了几年。
在季老的笔下，德国的人民是多么勤劳、善良、纯朴和正直。季老的老师们个个都对他和蔼可爱，老教授们对他可以说是视如己出般爱护。他的女房东欧朴尔太太，则是对他关怀备至，象自己的母亲一样。她每天给他准备晚饭，给他打扫房间、洗衣服、洗床单、准备洗澡水、擦皮鞋、铺叠被子。他在生活方面的所有需要，她一手包下来了。季老写到的“迈耶的一家”中，很长一段时间，伊姆加德小姐帮他为博士论文打字，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在“表的喜剧”里，从那位修表的老头和他的太太身上，更可见德国人民的正直和善良。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艰辛学习和生活经历，见证了纳粹从猖獗到覆灭的过程。
我初到德国的时候，供应十足充裕，要什么有什么，根本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法西斯头子侵略成性，他们早就扬言：“要大炮，不要奶油。”大概从1937年开始，逐渐实行了食品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就是奶油，以后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土豆。到了1939年，希特勒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的腰带就一紧再紧了。口号得到了完满实现。
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优哉游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
时间到了1945年春末，战局急转直下。德国方面已经谈不到什么抵抗，只有招架之功，连还手之力也没有了。一天24小时，都是警报期。但是，从表面上看起来，老百姓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还是相当沉着的，只是显然有点麻木。
在无言中，他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他们等待的事情果然到了。为了保存当时的真实情况，我干脆抄当时的两篇日记。
1945年4月7日
早晨起来，吃过早点，进城去，想买一个面包。走了几家面包店，都没有。后来终于在拥挤之余在一家买到了。天空里盘旋着英美的侦察机。吃过午饭，又来了警报，就出去向那Pilzkeller（培植蘑菇的山洞）跑……一直等到5点多，觉得不会再有什么事情了，才慢慢回家。刚坐下不久，就听到飞机声，赶快向楼下跑，终于跑到那Pilzkeller。仍然是一批批炸弹向城里丢。我们所怕的Grossangriff（大攻击）终于来了。好久以后，外面静下来。我们出来，看到西城车站一带大火，浓烟直升入天空。8点前回到家来。吃过晚饭，在黑暗里坐了半天，心里极度不安，像热锅上的蚂蚁，终于还是带了东西，上山到那Pilzkeller去。
1945年4月8日
Keller里非常冷，围了毯子，坐在那里，只是睡不着。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有这样许多人在里面，而且接二连三地往里挤。后来听说，党部已经布告，妇孺都要离开哥廷根。我心里一惊，当然更不会再睡着了。好歹盼到天明，仓促回家吃了点东西，往Keller里搬了一批书，又回去。远处炮声响得厉害。Keller里已经乱成一团。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城；有的说，哥城预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我心里又一惊，自己的命运同哥城的命运，就要在短期内决定了，炮声也觉得挨近了。Keller前面仓皇跑着德国打散的军队。隔了好久，外面忽然静下来。有的人出去看，已经看到美国坦克车。里面更乱了，谁都不敢出来，怕美国兵开枪。结果我同一位德国太太出来，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这情形。回去通知大家，才陆续出来。我心里很高兴，自己不能制止自己了，跑到一个坦克车前面，同美国兵聊起来。我忘记了这还是战争状态，炮口对着我。回到家已经3点了。……不久以纲带了太太同小孩子来。他们的房子被美国兵占据了。同他们谈了谈，心里乱成一团，又快乐，又兴奋，说不出应该怎么样。哥廷根就这样被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