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在王莽身上。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了幅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
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
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拓展资料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又称《三国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后有嘉靖壬午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群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
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作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因为从东汉开始,单字(姓+单字名)为尊,双字为贱。名人很少会起双字名。部分名字为三字的一般均为复姓,如诸葛亮(姓诸葛,名亮)、司马懿(姓司马,名懿)等等。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会发现,三国中帝王将相取的名字几乎都是单名。例如:曹操、刘备、孙权、周瑜、关羽、张飞、赵云等等都是单名,姓和名一共就两个字。也有三个字的人名,比如诸葛亮、司马懿等等,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姓是两个字的,而名也只有一个字。
再往前追溯,刘秀以来的东汉诸位皇帝姓名也都是两个字;往后看,三国统一后的西晋帝王也都是取的单名。不仅是帝王,这段时期,能载入史册的所有人名也几乎都是单名。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了东晋。“王羲之”等一批“某某之”式样的人名的“出现”终于打破了单名的限制。南朝开始之后,君主的名字中也终于出现了二名,各种形式的二名终于见于史书。
也就是说从东汉到东晋,单名风潮一共持续了三四百年,可谓空前绝后。
这个事还得从孔子著《春秋》讲起。
孔子
孔子在删定《春秋》时,经常把两个字的名改成单名。比如说有个人叫仲孙何忌(仲孙是姓氏),孔子便在春秋里改称为仲孙忌。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不得而知,因为孔子总是喜欢微言大义,让人摸不着头脑。后来就有人来解读孔子的意图,这些人被称作经学家。有个战国时期的经学家叫公羊高(公羊是姓氏),写了一部《公羊春秋》,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春秋》。
公羊高认为孔子把二名改成单名的举动,背后也是有微言大义的,因为二名是“非礼”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所独尊的“儒术”,正是公羊高的公羊学说。这样一来,“二名非礼”的观念便日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抗拒二名。但是起二名的人也大有人在。比如汉昭帝刘弗陵就是二名,汉宣帝之前的名字刘病已也是二名。在上层社会,二名还是能和单名分庭抗礼的。
然而,出现了一个改变局势的重量级人物———王莽。
王莽是一个疯狂的复古爱好者,平时不仅喜欢搞井田制,还喜欢折腾名号。儒家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王莽于是把西汉的官名按照周礼全部改了一遍,全国的地名也不能幸免。至于全国那么多人名,当然不能亲自动手起、动手改,但贵为皇帝的他可以为起名设定规则。很明显,王莽也信奉公羊学家的主张,认定二名是非礼的。在王莽的严令下,全国掀起了一波改名浪潮,甚至连匈奴单于都把二名改成了单名。就这样,在王莽的强力推动下,“二名非礼”的观念从学界的主流观点升级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识。
王莽覆灭之后,新兴的东汉政权致力于消除王莽的影响,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和地名,但唯独“二名非礼”的观念无法消除。看来,比起行政政令与法律文书,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更具持久性。所以东汉魏晋的帝王将相,起的都是单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出土的简牍资料和墓葬碑刻来看,在身份低微的阶层中,单名和二名是长期并存的。政府登记的户籍中记录的往往是单名,民间自己使用的却往往是二名。文化水平欠发达的普通老百姓似乎不怎么理会“二名非礼”这个概念,在报户口时把二名改成单名,也只是为了应付官府的要求。但是史书都是为帝王将相书写的,所以这些二名便不见于正史记载。
被单名支配的全国上层阶级的人名到了东晋时期迎来了破局。南渡以后,一种新兴的宗教在各个阶层中大为流行。这个宗教的名字叫做天师道,日常活动就是服用五石散。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信徒的名字后面要附加一个“之”,有点类似佛教僧侣总要以“释”为姓。所以我们看到,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名字都带了一个“之”,也毫不避讳。这种“之”其实是一种虚字,用来表示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单名的点缀,没有实际意义。但除了“之”这个后缀的使用外,全国的权贵们依然顽强坚持着单名的传统。
到了晋宋之际,东晋的各个门阀世家在权力斗争和战争中纷纷走向衰败灭亡,原来的寒门走向了历史前台,而二名“非礼”的学说也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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