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贪腐都是人情惹的祸？
人情到底怎么啦 人情和腐败有必然关系吗?
一、贪官的托词
湖南省湘潭市原副市长朱少中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审庭审时朱少中曾辩称：“这些人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我收的钱很多是他们以‘人情’的名义送的。”一些腐败官员落马后还会经常拿“人情”说事，似乎他们的贪腐都是人情惹的祸。
区别通常意义上的人情往来和行贿受贿，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数额上明显超过一般人情往来的金额;二是送卡人与收卡人有业务往来，送卡人有明显的请托事项;三是收卡人只收受，不回赠，不具备人情往来互惠平衡的特征。
普通人的人情往来，大约也就是‘毛毛雨’，谁会动辄送几千、几万的？ 试想，如果掌权者退休了，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过节时跟他‘人情往来？
贪官用权力做人情交换，所谓‘人情往来’那不过是贪官们的托词幌子罢了！
二、人情变质成腐败
一个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套近乎，交朋友，也不是不可以。但通过人情去获得各种利益，把人情当作一种潜规则，这其实是一种伪人情。涉及到行贿受贿，就是法律问题。
表面上看有些地区是送礼成风，是一种“民俗”，实际上这是被当地的腐败官员“逼”出来的，一般老百姓不得已而为之。
本人在办案中经常遇到工程承建商的证词：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们签字认可，送些好处费，在工程建设和之后的付款过程中就不会为难我了。
三、人情无错
中国现实社会中有一种现象，比如有个当官的亲戚，如果洁身自好，离他远的人，大概都说他好！但离他近的人，不能打着他的旗号 “揽事觅食”了，大概会说他自私只管自己不顾念亲人。
正是中国社会千古难解的人情题。道理的是非曲直自然是一目了然;但放到现实层面，人情环境下人的行为处事往往并不那么能够一清二楚。这位官员正气凛然坚持原则值得尊敬，但现实中的人情关，很多人却都过不去。如他亲戚们说的“现在都这样”，就道出现实的另一种答案。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单靠官员个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操守去抵御的成效有多大?因此有人提出，人情害人，要改变中国人情社会的传统。
姑且不说改革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几十年，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可能要几百年。作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处世内在逻辑，人情观念该不该改?难道都是人情的错吗?
人情是中国的千古智慧，中国绵延两千年成为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人情对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不可忽视。朝代可以更替，人情始终未变，社会由此存续。血脉相连，人情温暖，这是一个让中华民族骄傲的传统。不要忘了，当年我们对资本主义冷冰冰人际关系的批判;而现在提倡学雷锋，也包含着对社会中人情温暖的向往。因此，对于人情社会的质疑和批判，在公不在私，在追求法治的道路上如何摆脱人治的羁绊。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运行在两条轨道上，一是法律，一是人情。这两条轨道不是平行而是时有相交，如古话说的“法不外乎人情”和古法中“亲亲相隐不为罪”。儒家提倡“应天理顺人情”，民间则有“人情大于天”的说法。人情上达庙堂，下通乡野，既是基于人性的自然天性，又因义利的统一而被经世致用。因此，古代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古代的人治，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情之治”。
于是从古至今我们看到，有人情，就有关系;有关系，就有商量;有商量，就有变通;有变通，法律制度就打折扣。然后投桃报李你来我往，就有利益交换;固定了的利益就成了同盟圈子;圈子中讲情面不讲法;推而广之，整个社会就讲人情而不讲法。
现代法制国家也讲人脉关系、讲人事渊源，美国政坛有骷髅会、日本有世家政治，西方国家都有政治利益集团，也都有利益交换。过去美国总统把大使职位“酬谢”给竞选中的捐款富豪，虽被人诟病，但并不能说因此美国就是人情政治。因为运行规则是透明的，授权程序是公开合法的。由此可以得出，妨碍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是人情，而在于整个社会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在于权力的暗箱操作，以及缺乏真正的监督。
如前所述那个例子，就算是亲戚去“觅食”，只要程序完整过程公开，钱可以挣得心安理得，官员本人也可以光明磊落无须避嫌。一切都在阳光下，既能防腐，也能清毒。当然要达到这一步，就不只单一领域单一事项的片面公开和断层公开，而是建立包括权力运行的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官员个人信息公开在内的一整套公开体系。
政府能够真正被人民监督，决策经公开讨论而出，权力的行使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结果能够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葆有人情美好的同时，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