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9-03-11
三赴震区：周总理鲜为人知的故事
人 物 ● 风 范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不由让人想起42年前周恩来总理三赴邢台震区的往事——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总理先后三次冒着余震亲临地震灾区……总理亲民爱民的崇高风范，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连夜下达救灾命令
“1966年3月9日，就在邢台发生地震的第二天，年近古稀的周总理就从北京乘飞机赶赴石家庄，在省委白楼招待所听取了省委领导的汇报后，于当晚8点连夜登上南去的火车。周总理在隆尧冯村车站下车后，换乘吉普车直奔县城。”
时任63军副军长的徐信上将回忆说，当时大家考虑到处于震中的隆尧余震未止，太危险，为了总理的休息和安全，都劝说他在石家庄休息一夜，明天再去。可是总理听了很不高兴地说，“你们能去，为什么我就不能去？”
“3月8日地震发生时，总理正在中南海深夜办公，忽然看到头顶的灯泡在晃动，他就赶紧电话通知有关部门火速查找震区。很快，邢台发生大地震的消息传来。”时任周总理军事秘书的周家鼎中将回忆说。
“周总理闻讯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报告。紧接着下了两道紧急命令部署救灾。第一道命令，通知解放军总参谋部，让北京军区通知驻石家庄部队和河北省军区，火速派当地驻军赶赴地震灾区，救死扶伤，抢救灾民；第二道命令，让空军司令部准备直升机，次日一早随总理到震区现场视察灾情。”
次日一早赶赴灾区
一到隆尧，周总理首先来到临时设在县委招待所的救灾指挥部，因为没有电，周总理就在昏暗的马灯下听取地委、县委同志的汇报。
“当时总理坐在一个破旧的沙发上，用焦虑的目光环视大家，然后急切地询问灾区有多少人口受灾、受灾面积多大、伤亡人数有多少、倒塌了多少房屋、现在采取了什么措施、抢救工作怎么样等一些问题，听取当地有关领导一一作答。”
一位当年在隆尧县委工作的退休干部回忆说，正在谈话时，突然又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只见房屋摇动，门窗咯吱咯吱直响，屋顶上的尘土和白灰纷纷掉落。大家出于本能都惊恐地站起来，并建议总理赶紧出去躲避一下。
就在此时，当地的一位年轻干部已经从窗子跳了出去。而总理镇静地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说：“不要怕，这是余震，还是继续谈吧。”看到总理那沉着镇静的神情，大家紧张的情绪很快消失了。
就这样，在余震不止、大地颤动的险境下，总理和大家一起分析灾情，对抗震救灾工作做了全面安排和部署，一直到夜里11点多才乘车赶回石家庄。
迎风讲话深情慰问
第二天即3月10日，周总理下午2点又从石家庄乘直升机到隆尧白家寨村视察灾情。
“下午2点多，周总理乘坐的直升机落在村北的打谷场上。当时群众非常激动，2000多人从四面八方拥向谷场，都想离总理近点，欢呼声、掌声淹没了螺旋桨的轰鸣声。”
走出机舱的周总理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面容亲切而略带沉痛。
总理先用手势让前面的人蹲下，还把一个乱跑的小孩抱给蹲在前面的人，叮嘱人们不要挤着娃娃。群众很快围成一个扇面，席地而坐倾听总理讲话。这时，细心的总理发现群众是面对着西北风而坐，马上说，“乡亲们，全体向后转。”刚开始人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总理换个角度是为了让群众背着风，而自己却绕过去迎着风向大家讲话。
85岁的杨世英回忆说：“那时没有扩音设备，总理全靠自己的嗓子，但全场的人都能听得到。”
“总理说，乡亲们遭灾了，我来迟了！20多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和地底下的‘敌人’作斗争。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
原白家寨村支书靳景印的家中，至今还珍藏着40年前周总理讲话的照片。从照片上不难看出总理当时的表情，一脸的凝重和焦虑。
冒着余震逐户察看
“那天风很大，总理来时，飞机在天上盘旋了好几圈，老百姓在村西的小广场上点劈柴火给信号，飞机才平安降落。现在，那个小广场已被命名为‘四一广场’，是宁晋县东汪镇第一中学学生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震后的东汪，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周总理冒着余震,挨家挨户察看灾情，每见到一个人，他总是关切地问：“家里损失怎么样？”“蒸饭的锅和吃饭的碗有没有？”“窝棚里挡寒不挡寒？”
在贫农协会主席王根成的窝棚里，周总理询问过他家的损失情况后说：“你是个老党员，要带头干，还要教育好娃娃，鼓起干劲，重建家园。”王根成说：“总理放心，在抗战时期和敌人作斗争，我都没有怕，现在遇到地震灾害，也不会怕。一定拿出抗战打鬼子的劲头来，和自然灾害作斗争。”
当时周总理还同前来东汪帮助工作的城关公社几个大队的干部握手，说：“你们来支援他们，很好。就是要互相支援，过去打仗也是这样，这个连队受了损伤，那个连队立即支援。”
一位因失去儿子而痛哭的老大娘的哭声，传到了窝棚外。总理赶紧钻进窝棚，上前拉住老大娘的手，含着泪说：“大娘，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
漂着尘土的白开水一饮而尽
总理来了，可灾区的乡亲们也没有啥招待总理的。东汪村党支部书记董保顺用粗瓷大碗倒了一碗白开水，捧给周总理。那天风大，碗里落进了一层尘土。周总理双手接过大碗，轻轻吹了吹水上的尘土，一饮而尽。
“震后，我们这井水翻花涌出黑水，风尘不止，秽物乱飞，卫生条件极差。周总理本来可以带专用水的，可他没有。他喝了我父亲倒给他的水，而且喝得那么甜，一点也不嫌弃俺们老百姓！”董保顺的儿子董明胜说，总理那种情系民生、与百姓同甘共苦的作风感动了父亲一辈子。
“周总理用过的这只大碗，后来一直被父亲用红绸子包着珍藏在柜子里，舍不得用。直到周总理逝世10周年的时候，父亲才把这只大碗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离开东汪村，周总理又先后到宁晋县耿庄桥、束鹿县王口、冀县码头李乡和巨鹿县何寨等村视察灾情。
“总理离开何寨时天已经很黑了，他边往直升机那边走，边指着眼前的一大片土地，神色严峻地对县、公社干部说，“建设这么多年了，这里还这样荒凉，我们对不起人民。今后要多植树，多打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周总理要上直升机了，群众都拥上来送行，周总理向大家频频挥手。走几步回转一次身，再又走几步又回转一次身。登上飞机后，周总理再一次回转身来，深情地大声说：“乡亲们，大家要把生产搞好，把日子过好。过几年，我一定再来看望你们……”
（原载《燕赵都市报》）
第2个回答 2009-03-11
从小时候的成长背景来看，如果说，毛泽东富于幻想并乐于用斗争来解决问题的性格，与韶山冲那片封闭的农田和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有关，那么，《周恩来传》则告诉我们，周恩来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那些发挥了巨大潜能的性格，多少孕育于走向败落的封建仕宦家庭、从小四处漂泊的生涯以及温馨的母爱。他幸运地有两个性格不同的母亲。嗣母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她年轻守寡，从不外出，于是也不许童年的周恩来外出，整天把他关在屋子里念书。(本文所引事例和文字，均出自《周恩来传》，以下不再注明。)由此陶冶出他的好学、好静、仁慈、礼让。他的生母则性格开朗，精明果断，有办事能力。周恩来小时经常在生母跟前观看她如何处理家族事务，学得一些办事方法和能力。家庭败落后，迫使十岁左右的周恩来开始扮演“当家人”的角色。熟悉中国民俗风情，明了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这条人生奋斗途径的人都知道，在近代中国，维系一个大家庭的生存与主持国务活动似乎并没有性质上的差异，至少在对“当家人”的性格素质上的要求上是这样。好面子的封建家庭，即使囊中羞涩，各种排场、礼仪、规矩也丝毫不可忽视。《周恩来传》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这位少年把亲戚的生日、死期一一记下来，贴在墙上，到时候便去借钱送礼，磕头应酬。这自然需要相当有分寸、有条理的交往能力和对人际情感的细腻揣摩。周恩来从两个已经去世的母亲那里，自然地继承下来的两种性格能力，是他能够扮演好当家人角色的重要因素。对于未来的政治活动家，这或许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毛泽东在他那个家庭自幼养成的，是因为压抑(由于父亲的严格管束)而迫切需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是习惯于“同中求异”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环境和需要，周恩来全然没有，他自幼渴望的是安定、和谐与维持，这使他养成善于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在后来繁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勇于果断等对立统一的性格侧面。一个才具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正是这种复杂而精明的性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何以如此漫长并丰富多采。——这句话是尼克松说的，我觉得还算准确。《周恩来传》的作者记叙传主早年的生活，不失时机地突出他的两个母亲对他的影响，不知是否也试图要说明这一点。
辗转漂泊清江、淮安、东北、天津、日本，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对其人格个性的影响，不只是通常所说的丰富阅历，开拓胸怀。从《周恩来传》的记叙中，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传主这样一种心理历程：从对家族的伦理情感的渴求，走向对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的探索。
十六岁终于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无疑有一种摆脱了空间和心理上的局限的轻松和亢奋，自幼漂泊的周恩来，则始终承受着浓烈痛苦的怀乡思亲之情的折磨。与怀乡思亲相伴而生的，是对和睦的群体关系的寻求。这或许是一种情感转换吧。但是，传统有志之士的激励(在东北读小学时，课余爱读《史记》、《离骚》)，对山河离乱的国家命运的忧患(东北特殊的爱国气氛对他的薰染)，以及自幼养成的责任心，毕竟使这位十五、六岁的少年，达到了这样的人生观：一个人不能脱离公众“象草木禽兽那样靠自己生活”，因而为集体“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为朋友，为集体办事，赢得老师和同学的高度评价。《同学录》中有关他的评语是：“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可贵的是，周恩来这种急人好公的利他行为，很少有外在的功利色彩，不是眼下人们爱说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诚实地表达过这样一种心情：“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他则觉得“倍有乐趣存于中”。好一个“乐趣”，他的“服役”，全然是一种品行本色，是那包裹不住的道德情感的自然流泄。正是从重道德情感的周恩来中自自然然地走出了一个重群体义务的周恩来。这就注定了他在一生风雨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割不断自己和社会、和朋友、和事业、和使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年轻时在自己的精神几近崩溃的关头，他也会因情感和义务的召唤，从痛苦绝望中挣脱出来。这一点，我们感谢《周恩来传》的作者提供了他旅日期间的一篇日记。这篇日记反映，由于他初到异国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加之家庭窘境的打击，还有前景未卜的入学考试，周恩来曾考虑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家“无生”的思想来解脱尘世的痛苦。但是，“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象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那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
上述出于性情本色的集体主义义务感，日后便十分自然地溶合入这位后来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的人格基础。在革命的队伍里，虽然都有一致的信仰，并肯为它献身，但有这种人格基础，和没有这种人格基础，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不乏骄躁、浮华、虚荣、盲动，而周恩来却总是显得那样的真诚、平实和坚韧。而且他给人的印象也不是那种缺少人情味的干巴巴的共产党员。在后来他已经成熟和伟大起来的时候，我们还能从他口中听到那句本来属于宗教教义的道德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破不了“情关”，断不了“有缘”，正是他在党的事业遭遇多大挫折，也会勇往直前，在个人名誉受到多大误解，也不会拂袖而去的心理基础。
《周恩来传》告诉我们，他在南开上中学时，尽管品学兼优，在各种公益活动中都是活跃分子，但他从不骄傲，从来不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绝少有令人敬而远之的领袖欲权力欲。他认为，“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件事应该去做的，就拚命去做，不计利害；……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容易不肯改变的。”能涵养虚心的英雄观，不计个人利害的功名观，确实有他高雅脱俗的地方。
由此，从青少年开始，周恩来就很看不惯那些虽然不乏才干作为，但却内怀邀名之心，爱出风头的人。他也不是完全不重视个人的“名”，在一篇《论名誉》的作文中，他甚至把它视为“人生的第二生命”。但他心目中的“名”，更多的是具有道德意义的“名誉”，而主要不是反映个人利益的“名位”。显赫的名位，并不必然带来高尚的名誉。在他看来，若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靠虚声盗世，眩世眩目来获取名位，即使有了某种功业，也实在是名誉的罪人。协调二者的关键，是要有大“志”，但不能有大“己”，重名誉而不能重名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古往今来，有大作为的人，最难协调的问题之一，恐怕就是伟大的事业与个人的功名利益的关系。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失了足，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中那些曾和周恩来一道并肩奋斗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张国焘、高岗、林彪。如果要从人格境界上找原因的话，或许与在实践中(在理论上很少有人公开地一味强调个人私利)未能摆脱“私于个人”的困扰有关。这就在“道德”上先自降了几等，最终连自己尽力创造的某些“文章”也受到损害。周恩来能获得举世赞誉，与他青少年起就注重不私于个人的人格设计，并一生遵奉，不能没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