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父亲--钱丹
爸爸走了。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是无尽的思念，追忆。很多思说而没说的话，也就无法说给他听了。整个一生，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太短，总没有和他过够。所以一直想退休以后回到他身边陪陪他，请他给我讲讲古文课，读读他的诗，帮他誊抄诗文。八十年代电脑还没有普及，我准备了钢板，铁笔，腊纸给他刻印诗文，回上海买部油印机给他印印作品。空闲时陪他说说话，交流，沟通，理解。以弥补童年远离他未能在他疼爱下生活的不足。我一直还盼望着他百岁生日时带着我在川的一家三代回沪向他老人家祝贺，这也成了泡影。为此，我的小孙女高妙在电话上听我告诉她外祖祖病逝时，她呜呜大哭，我黙黙地听她电话上传来的哭声，暗暗地流泪。他呜咽着说：《我再也看不到外祖祖了。》她童年的梦想是要到上海看外祖祖。记得父亲有一首诗：《书穿三峡抵闲门，四代殊时一脉温。柯叶疏根在我，含饴笑待外曾孙。》我庆幸自己一家三代远在四川开花结果。延续父亲的根。如今我的大孙女高雅已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并走上了教师的岗位。小时候 父亲常住南京，把我和母亲放在常州大家庭中，难得见他一面，所以我有点怕他。他寡言少语，不像伯伯和三叔 性格开朗，会逗孩子戏笑。只记得他爱用食指中指弯成钳形来夹我的鼻子，逗我玩，我总被他吓得哭。夏天乘凉他坐在藤椅前面，把我放在背后，只顾和别人说话，不管我，我缩在他背后一动也不敢动，实在憋不住就放声大哭，他只好把我抱走。一九三二年我出生时，父亲已去南京外交评论社工作。一九三五年母亲朱慧珍在常州病逝。一九三七年抗战暴发，父亲随报社西迁入川，自此长达八年抗战，我和父亲分在长江两头，等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冬天父亲回沪，我才见到他，那时我已十三周岁，才第一次喊他,《爹爹》。八年漫长的岁月，在我幼小的心里，盼的是父亲回来，就像祖父盼胜利一样，这是天性。在我的童心里想的是人家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而我没有。爸爸回来，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后盾，是我的依靠，反正父亲是属于我的。我把对母亲的依恋也全都倾注在父亲身上。
小时候，我是无知的。对父亲的认识是离家以后随着年龄增长，随着自己风雨人生，慢慢懂事，慢慢理解的。其实父亲非常疼爱我，好多事使我难忘。
记得小时候都会患一次麻疹。我一直到十四岁才出麻疹。大概是一九四七年住在父亲新家的亭子间发焼出疹，一直在室内避风，父亲精心照料我。有一天下午父亲煨了腰子汤，从很陡的楼梯下厨房小心翼翼地给我双手端一碗汤来叫我乘热吃。我站在亭子间门口双手接过碗，凝视着父亲，父亲没在意，返身下楼，我忍不住感动得悄悄哭了。因为这种父爱，对我太宝贵了，我深深地领受了父女情深。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我当时住校，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形势发展很快 ，在广泛地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革命的活动中我没有征求仼何人同意，毅然报名参军。经过统考，在《解放日报>公布了录取名单，七月报到，我被分在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我豪不犹豫就随部队离开上海奔赴南京集训，聆听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粟裕大将军等的报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服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脱下红装换上武装，打上裹腿，接受军事训练。在革命队伍的新风尚，新气象中开始了新生活，不幸的是九月秋后我染上了伤寒高焼达40度不退，人已完全昏迷不醒，急送军医院。当年大队送去三名，只我一人有幸生还。那时对伤寒，没有特效药，一直用奎宁退焼，从九月住到十一月。我一米六的身高，只乘七0磅体重。两耳全聋，头发脱落，一直站立不起，不会起步。院长常来查房，每次都拍拍我头说：《小鬼！你要死的知不知道？》我天真的傻笑，对《死》还毫无认识。就在我昏迷中，部队开始向西南进军。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知道战友已出发，我痛哭一场。爸爸在上海得知我的处境，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准备接我回家。爸爸费了不少周折找到我住院部病房见到我。我躺在床上还坐不起来，两耳全聋，听不见父亲说话。我看到父亲来到病床前，非常激动，张开双臂，紧紧搂着他不放，只顾自己和他说话。爸爸只好用笔和我交谈，他的本意是接我回家，但我仍未跟父亲回上海。父亲无奈，只好给我留下一些零用钱，怏怏地回上海。爸爸其实一直想把我留在身边，他是十分疼爱我的。一九九四年，父亲重病一次。我远在四川，久无父亲音讯，心中万分焦急，不得已，写信到常州向三叔叔家弟妹倾诉，他们善解我意。习之妹，及时弟相约自常州赴沪看望父亲，并带去录音机让爸爸对我讲话，录下音来。后来克之弟将磁带寄给我。我如获珍宝。每当想念父亲时，就把父亲讲话录音放出来听听。听到父亲的声音，既是乡音，又是亲音，特别亲切，欣慰，觉得父亲活鲜鲜地就在身边。去年父亲病逝，我万分悲痛，天天放父亲讲话录音听，流着泪逐字逐句记录下来，整理复印，分别寄给上海，常州，山东，海口，香港，浙江等地叔伯姐妹和表姐妹，还有湖南，北碚父亲的至友，好友，让大家和我分享。讲话内容丰富多彩，他讲到自己积极的人生观，从小到老，受庄子影响很大，还反复钻研《易经》，写了一本《易经史观》，准备将来出版。也说到他晚年特别想念祖母。他和三姑曾不约而同地和我说过：《老来天天想的是白家桥的事。》讲到自己诗作时说：《有千把首，好的不是顶多，要慢慢整理誊抄，在誊抄中要删改。诗集定名为《尘痕韵语》，诗词不分，是有韵的作品。》现在我把这次的讲话视为是父亲对我的嘱托，遗言。父亲七十三岁时重病一次，在《七月中旬病榻记事》中有首诗：《病来崩势剧难持，石转天回系一丝。心底无言俱可了，回头时顾梦痕诗。》他的心愿全牵挂在诗上。
回忆父亲的种种幕影，总也免不了要想到自己的母亲朱慧珍。母亲十九岁前一直在父母身边，从未出过门，一下子嫁到钱家来，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家庭。有伯叔姑嫂，侄，甥等。父亲已赴南京，不在母亲身边，一切得由她独自应付周旋，精神上十分紧张，总是小心翼翼，怕这怕那，很压抑。加之钱家姑娘一直和男孩一样攻读四书五经，都能吟诗作文。而我的外婆家重男轻女，女孩子不像儿子一样读书，总是自己私下偷着学点，所以母亲进入钱家就很自卑。父亲常年在南京，每月回来送家用，住上两三天，母亲孤伶伶地在这个陌生环境中，没有丈夫的庇护，依附，日子是难熬的，精神是忧郁的。二十岁生下我，二十三岁就丢下我和父亲撒手西去。她一生如此短暂，就永远无声无息地长眠在钱氏家属坟地。我非常同情，惋惜自己的母亲，我认为母亲是一位悲剧人物。母亲病重时，祖父把父亲从南京召回侍奉四十多天。母亲逝世，父亲很悲痛。凤池舅舅陪着父亲长守在母亲坟地不愿离去。当时，父亲年仅二十七岁。以后十多年父亲一直孤身一人在外，后来祖父曾去信重庆说：《你如遇到适当人家就在外省结婚，作人家的赘婿吧！》父亲回信说：《我决不作始迁祖，一定要回乡陪侍父亲的。》所以父亲在《春城记事>中有一首对母亲周年祭并示我的诗：《马鬣封前宿草荒，海枯石烂意偏长。梦回孤枕三千里，剩有残灯识断肠。》抗战胜利，父亲回归故里，曾为母亲扫墓祭奠。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是深厚的，婚后伉俪感情甚笃，母亲也非常尊爱父亲，满意自己婚姻，这点算是对母亲最好的安慰。父亲曾对我说过：《我该早点把你娘接出来的。》父亲在抗战胜利后还乡，亲朋好友都劝他续娶，因为他青年丧偶，十年不娶已很不易。当得起《义夫》之称了。经过好友媒介，父亲于一九四七年和微雕艺术家薛佛影先生长女薛文心女士结婚组合新家庭。人们均称父亲和薛女士是一对般配的佳偶。薛文心女士也善雕刻，年轻貌美，是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一直支持父亲遵照祖父嘱托，赡养三姑，不管严寒酷暑，总和父亲一道把生活费每月按时送到三姑手中。三姑和我说：《这事使我永远不忘》。这说明薛妈妈的贤惠。她还给我织过毛衣，做过布鞋，是位理家好手，擅长烹调。从此父亲有了个温馨的家，结束了自己十多年单身流浪的生活。薛妈妈把毕生的爱给了父亲。特别是在《文革》动乱中，父亲受到冲击，被批斗，抄家。蹲牛棚等，薛妈妈坚信父亲是好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护卫父亲，自己受到种种萎屈，侮辱，支撑，陪伴父亲度过难熬的岁月。如今四位妹妹均已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小家和儿女，对妈妈十分孝顺，对我也很尊重，和睦。我祝愿妈，健康长寿，欢度晚年。
一九五四年冬，我已结婚并生了第一个孩子高平。接到上海爸爸来信（我四九年离家时只有泱妹才两岁，到五四年，又添了三位妹妹。）爸爸已失业四年，妈妈也没有正式工作，全家六口经济十分窘困，父亲还一直遵照祖父遗言，竭尽全力，每月按期提供三姑生活费。这次信上主要是和我商量提出把三姑生活费交由我来负担。看信后我非常同情理解父亲处境。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一应尽的责仼，当即给父亲回信承诺以后每月汇三姑十元生活费，每年春秋两季给妹妹交学费。三姑的款仍以父亲名义汇，以免三姑产生疑虑。这事一直坚到一九六一年。那时我在基层工作，每月工资三十七元五角。
一年五九年我被下放劳动锻炼，和社员同吃，同住 ，同劳动，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直到一九六一年从江津农村调往永川。趁调动之机，带着五岁儿子高方请假回沪探亲。自一九四九年离家，这是第一次回家。在上海未能见到琏姐。她和姐夫双双奔赴荒无人烟的柴达木开发油田，三个孩子丢在上海，雇请媬母，把三姑接去照料。那次琏姐知道我和父亲对三姑生活被贴情况后，她才提出由她一人承担。直到一九六三年国家经济有所好转，随着生活有所改善，大家才先后自觉陆续恢复对三姑汇款，但主要来源还是琏姐承担的。常州宝树哥和建新父子俩一直照料三姑。直到三姑八十岁了，生活自理 能力越来越差，才不得不把三姑送进常州老年公寓。常州的叔伯兄弟姐妹也总不忘节假日去看三姑，实际也是对祖父的怀念。直到现在人事变迁，不少已年事日高，三姑的事像接力棒一样，被大家继续照料。父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他职业的道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是从亲情角度，从做人原则的角度，从他诗文中逐步理解他的。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一位自我修养十分完善的人。他不超凡，但能脱俗。具有高尚品格。他办事认真，踏实，一丝不苟，待人宽厚，忠恳，谦逊，严于律己。他重友情，亲情，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虞逸夫伯伯说父亲是：《平居恬黙寡言，不妄交游，不乐市井之乐，镜心无尘，怀宝不露，敏于事而淡于名利，有类于古之狷者。》父亲在沉黙，淡泊的外貌背后深藏着一颗炽热的人的心。晚年我多次回沪探亲，常常凝视他微闭双眼靠在床头，黙黙地沉在他自己的思维境界中，他全然听不到周围的噪音和说话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养诗魂。》他沉浸在这样的诗中，《生于斯，读于斯，歌哭前贤不自持，此情谁得知？朝吟诗，夕吟诗，梦里吟诗写已迟，追寻若费思。》他是在诗的海洋中遨游，很多时候几乎忘了周围的一切，甚至也忘了自己。而是与诗为伴。
爸爸的诗，过去因长期不和他生活一起，我很少读到。心中一直只记得他两句：《十二巫峰势不平，大江东去我西征。》我只觉得父亲年轻时十分英气。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爸爸有了诗总会附在信页中寄我。《埙箎集》出版后，我常翻开拜读，以后又拜读并为他刻印，《里门珍影》。从诗里我探视到了他的精神境界，从感情上更拉近了距离。晚年（我自己也进入了古稀之年)和父亲似乎除了父女情外还增进了一分友谊。我读了他《佛语有缘须广结，无缘原不住人间》后，借助三中全会的大好形势，把过去几十年不联系的叔伯姐妹，表姐妹等像珍珠一样一颗颗地串起来。从中搭桥沟通，使大家四面八方从感情上沟凝聚，经常交流，联系，和谐相处。我特别喜欢父亲在《西江月》（自题《尘痕韵语》）中的诗境，对人生的感悟拨动心弦，引起共鸣。他对人生的感悟，他的友情，亲情，他的境界，胸怀，品德，全在他的诗文中。他不单是《报人》，更是《诗人》和《学人》。到了晚年，他看到改革开放的太平盛世，他总是静静地沉思，他在诗的遐想中翱翔，精神非常奔放。他晚年的代表作：《九二白头翁，欣然过暖冬。不需持短杖，正似后凋松。港澳归堪庆，江山稳且雄。千年虫尽去，文笔健凋龙。》充满对祖国热爱，对生活的信心，那么乐观豪迈。读了他的诗似乎看到他愉悦的笑脸。他的思想，他的情怀是《与时俱进》的他勤奋好学，七十岁时还在学日文。父亲的书法别具一格，和伯伯，叔叔均有不同，他的书法敦厚凝重，有如他的性格。温文儒雅的书卷气体现了江南的秀丽风光。
父亲在重庆编报时，正是日本侵略，困难当头。但是有些发国难财的，天天晚上在报社楼上灯红酒绿，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地狂欢通宵达旦。父亲当时正当年轻，孤身一人在外，稍不检点也可以去消受一下。可是他写信告诉祖父，他从未越雷池一步上楼去看过，《虽程朱在场，也不过如此了。》我在家时看到父亲生活什分简朴，衣着也什分简单。每天晚饭后，即去报社上班，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回来睡觉，直到中午午餐时起来。如果错过了吃饭时间，那么虽在一起住，可能会一，二天见不上面。爸爸从不出去交往应酬，下午就在家看看书报。有了泱妹以后，他就抱抱泱妹，逗着玩玩。除了上班，几乎没见他有什么社交流动。最多就是和稚柳表叔，刘汉堃，静愉姑婆私人往来聚聚。他总是静静地沉思。大概就是虞伯伯说的《怀宝不露》吧！
父亲抗战胜利回沪准备组合新家，选了虹口区最憋脚的日本式一楼一底住房，没有卫生间，每天早上还得拎马桶在后门倒刷。过着普通的平民生活,《文革》动乱又被逼搬到另一间二楼居室，真像蜗牛一样，一家三代住一室。父亲喜称为《虹楼》。自己老来一直睡在一张小小行军床上，在室内都是侧身走路。把桌椅板凳重叠后也腾不出地盘铺地铺。所以我多次回沪都有《无立锥之地》的感觉。父亲曾给我说想有自己的一张书桌，写写字，看看书，放点文房四宝。因为家中只有一张小方桌，一家三代既是餐桌，又是孩子做作业的书桌，要等收拾以后，爸爸才能挤上去用一用.。我说给他买张书桌吧！还想给他买张乘凉的靠椅。爸爸说我不是买不起，是买了没地方放，我看也确是如此。
小时候我很倔，很犟，挺仼性。祖父非常宠爱，但没有父母管教，约束，便胆大没有怕惧。有点男孩子的野性。所以十岁时公公借写江菊兰的诗来形容我，并写给了父亲。父亲曾将信拿给挚友查老共赏。这次为给父亲印诗集，惊动查老，他在回忆中居然还提起这事，写信到上海家中，提供了这一插曲。我想是公公觉得我小小年纪（十岁）但脾气已《气食牛》了。成天在桃源村弄堂奔出奔进，风风火火：还会去翻篱笆墙，还会和小男孩打架，似乎有点像《朝朝射雁青山头》一样。但得的结果也就《可惜奇才天赋错女儿从古不封侯》了。正因为我倔强，仼性，小时也给爸爸添了不少乱。在无可奈何时，爸爸向我说：《我没做过爹爹，我是在学做爹爹。》这也可见他对我的疼爱和苦心。
一九九七年为了三姑做乳腺癌手术，四姑留我在常州料理，所以那次在沪，常住了半年时间。有一次爸爸和我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母亲，母亲问他，你怎么一直不回来？父亲说忙啊！不空。母亲说忙也没有办法，就算了。爸爸讲完这梦，把脖子一缩，两肩一耸，笑咪咪地说：你看她还在等我。我看到爸爸小孩一样天真，顽皮的动作，也舒心地笑了，我说：《你很幸福》。我把这则趣事写信告诉了海口钿姐。
我在《文革》动乱中也遭冲击。一九六八年丈夫高元仁在批斗中失踪，以后一直杳无音讯。数十年中我独自拉扯三个未成年孩子 。那时老大，十三岁，老二，十岁 老三，三岁，我自己蹬在学习班三年之久，政治上承受巨大压力，终因积劳成疾而患了肺癌。八十年代末做了切除手术，手术成功，我有幸进入新千年，活到现在，可说是幸存者。三个孩子也从读书，当知青，走上工作岗位，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小家。我自己能独自支撑三十六年，可说是风雨人生。现在也进入古稀之年。有一次考虑到自己的归宿，写信告诉父亲，准备再婚。我给爸爸说自己有点《荒 唐》有点《狂》。爸爸回信说《这不是“荒唐”是“真实”，不是“狂”是“勇”》。我认为父亲是认可的。我做了常人不会做的抉择，这也许就是我的《性格》，也说明我和父亲之间除了父女之情，还有知心友谊。父亲在我心中是完美的。他的诗文是留给我的精神财富。
种种回忆和心影是无尽的。就以公公的一首诗作为结束语吧：《人生愁苦是家常，欢乐临头最易忘。请听世间啼与笑，笑声自短哭声长。》这不是悲叹，却是真实。
二00六年八月于重庆圣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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