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苏轼的用典

Question

大家帮忙列出苏轼诗词中用典的典型例子( 除《前赤壁赋》、《江城子 密州出猎》和《念奴娇 赤壁怀古》外，请再找出至少 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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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是自己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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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苏轼及多数诗人于诗作引用典故，多数是某词汇或某一句用典，苏轼诗作之中也有整首诗句句用典故者，或一个典故衍生多个诗句，或一个句子融会多个典故等不同的用法，分述如下：
（一） 句句用典
苏轼〈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诗：「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苏轼诗集》，页508）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四句之中引用四个人的四件事当作典故。首句典出《维摩经》：「维摩诘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减。」第二句语出《传灯录》：「乌窠禅师曰：『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阿假外相，汝当为在家菩萨戒施俱修，如谢灵运之流也。』」第三句语出《宋史‧乐志》：「魏文《折杨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第四句语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一椀喉吻润，二椀破孤闷，三椀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灵；七椀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二） 多句用一典
1. 六句一典：〈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芙蓉仙人旧游处，苍藤翠壁初无路。戏将桃核裹黄泥，石间散掷如风雨。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苏轼诗集》，页1178）这首诗的前六句都是引用石延年生前死后的事迹为典故。第一句见欧阳修《六一诗话》：「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体兼颜、柳，为世所珍。……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愤然骑一素驴，去如飞。」（《宋诗话全编》，页218），后五句〈施注〉引《欧阳公诗话》：「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岭高峻，人路不通，了无花卉点缀映照，使人以泥裹核桃为弹，抛掷于山岭之上，一二岁间，花发满山，烂如锦绣。」（《苏轼诗集》，页1178）以石延年事铺写为六句，显见苏轼善以典故敷陈的技巧。
2. 四句一典：〈破琴诗，并叙〉：「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悬知董庭兰，不识无弦曲。」（《苏轼诗集》，页1769）房次律即唐代房管，典出《旧唐书‧房管传》：「此时管为宰相，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而已。此外，则听董庭兰弹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兰以见管，自是亦大招纳货贿，奸赃颇甚。颜真卿时为大夫，弹何忌不孝，管既党何忌，遽托以酒醉入朝，贬为西平郡司马。宪司又奏弹董庭兰招纳货贿，管入朝自诉，上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关预人事。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言管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仍以镐代管为宰相。」（《新校本旧唐书》，页3322）苏轼这首〈破琴诗〉藉房管事讽刺刘挚、贾易、朱光庭等人之作为，刘挚最后也如同房管一样获罪被贬。
3. 二句一典：〈次韵刘景文见寄〉：「莫因老骥思千里，醉后哀歌缺唾壶。」（《苏轼诗集》，页1797）典出《晋书‧王敦传》：「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新校本晋书》，页2557）
（三） 一句用多典
苏轼常将二个以上的典故融入一个诗句里，而彼此又有诗意上的关连性，例如：
1. 一句二典：〈次韵景仁留别〉：「倒屣发一握」（《苏轼诗集》，页721）「倒屣」典出《三国志‧魏书‧王粲》：「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新校本三国志》，页597）「发一握」典出《史记˙鲁世家》，周公戒其子伯禽曰：「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新校本史记》，页1518）。
2. 一句三典：〈张安道乐全堂〉：「步兵饮酒中散琴」（《苏轼诗集》，页642）「步兵饮酒」，步兵指阮籍，典出《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新校本晋书》，页1360）、「中散琴」，中散即嵇康，典出嵇康〈与山涛绝交书〉：「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疏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昭明文选》，页1929）以及庾信〈咏怀〉诗：「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一句诗共计引用二个事典，一个语典。
二、 用典含义
（一） 直用其义
直用其义应是使用典故最简单的技巧，例如：〈临安三绝：锦溪〉：「楚人休笑沐猴冠」（《苏轼诗集》，页490）引用《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新校本史记》，页315）
（二） 多典多转折
苏轼使用典故被认为「不易读」，是因为苏轼时常将二个以上的典故融合在一个句子里，取用的词义又经过转折，举例如下：〈和董传留别〉：「麤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苏轼诗集》，页221）苏轼这首诗写于从凤翔回到长安时，苏轼在凤翔时，董传曾与之相从，有诗名于当时。文献对董传的记载很少，从这首诗看来，董传当时应是贫困的。诗中「囊空不办寻春马」句引用孟郊《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及《南史‧虞玩之传》：「玩之为少府，犹蹑屐造席。高帝取屐亲视之，讹黑斜锐，瓒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三十年，贫士竟不办易。』」（《新校本南史》，页1178）引用孟郊诗而不直接引用其诗语，而引用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诗意，但转化为「寻春马」；引用虞玩之因贫困而旧屐着三十年不办易的事典，而转化为「囊空不办」，引用二个典故融合为一句，语多转折。
（三） 出处相同，取义不同：
苏轼有时引用同一个典故在不同诗作中，但因心境不同，所要表达的诗意不同，所以同一个典故，会因前后文不同，使典故取义也因而不同，例如〈别黄州〉：「病疮老马不任鞿，犹向君王得敝帏。」（《苏轼诗集》，页1201）与〈和陶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苏轼诗集》，页2184）同样引用《礼记‧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马死，埋之以帷。」的典故，苏轼因乌台诗案于神宗元丰二年被贬黄州，元丰七年获赦离开黄州时，写下〈别黄州〉诗，以「病疮老马」自居，因获赦而有「犹向君王得敝帏」的感激，但是后来屡为谗言所害，一再遭贬，谪居惠州时写〈和陶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心境已从感激转为悲愤，同一个典故，侧重之词义不同。
（四） 词汇相同，出处不同，词义不同：
苏轼诗典故难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苏轼诗使用典故，有词汇相同，出处不同，词义不同的情形，如〈于潜僧绿筠轩〉：「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苏轼诗集》，页448）〈夜直秘阁呈王敏甫〉：「共谁交臂论今古，只有闲心对此君。」（《苏轼诗集》，页225）二诗均有「此君」词，「此君」在诗词里通常指「竹子」，典出《晋书‧王徽之传》：「徽之字子猷。……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新校本晋书》，页2103）苏轼〈于潜僧绿筠轩〉的「此君」指竹子，殆无疑义，但是〈夜直秘阁呈王敏甫〉：「只有闲心对此君」句下有冯、翁二人的注，所注不同。冯应榴注曰：「『此君』用王子猷语。」（《苏轼诗集》，页225），但翁方纲引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之六〉：「天秋无片云，地静无纤尘。团团新晴月，林外生白轮。忆昨阴霖天，连连三四旬。赖逢家酝酿熟，不觉过朝昏。私言雨霁后，可以罢余尊。及对新月色，不醉亦愁人。床头残酒榼，欲尽味弥淳。携置南檐下，举酌自殷勤。清光入杯杓，白露生衣巾。乃知阴与晴，安可无此君。我有乐府诗，成来人未闻。今宵醉有兴，狂咏惊四邻。独赏犹复尔，何况有交亲。」认为此处的「此君」指的是酒，二人批注不同。唐宋诗写「此君」虽然多数是指竹子，但除了唐代白居易用以指酒，宋代秦观〈送张和叔兼简鲁直〉：「未试霹雳手，低回从此君。……岂无一樽酒，谁与通殷勤。」陆游〈拄杖歌〉：「禅房按膝秋听雨，野店敲门暮赊酒。……老矣更踏千山云，何可一日无此君？」也都用以指酒。检视苏轼诗，有六首诗用「此君」，五首指的是「竹」，只有这一首指的是「酒」。这一首诗之前一句「共谁交臂论今古」典出《九州春秋》：「韩遂、樊稠交臂相加，共语良久。」整首诗虽未言及酒，也未言及竹，但想来苏轼夜直秘阁，作诗呈好友，与好友交臂论今古，对的应是酒不是竹，翁方纲的批注是对的，而冯应榴的批注是错的。
苏轼使用典故被认为「不易读」，是因为苏轼时常将二个以上的典故融合在一个句子里，取用的词义又经过转折，举例如下：〈和董传留别〉：「麤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苏轼诗集》，页221）苏轼这首诗写于从凤翔回到长安时，苏轼在凤翔时，董传曾与之相从，有诗名于当时。文献对董传的记载很少，从这首诗看来，董传当时应是贫困的。诗中「囊空不办寻春马」句引用孟郊《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及《南史‧虞玩之传》：「玩之为少府，犹蹑屐造席。高帝取屐亲视之，讹黑斜锐，瓒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三十年，贫士竟不办易。』」（《新校本南史》，页1178）引用孟郊诗而不直接引用其诗语，而引用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诗意，但转化为「寻春马」；引用虞玩之因贫困而旧屐着三十年不办易的事典，而转化为「囊空不办」，引用二个典故融合为一句，语多转折。

参考资料：台湾元智大学 罗凤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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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2

1.〈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芙蓉仙人旧游处，苍藤翠壁初无路。戏将桃核裹黄泥，石间散掷如风雨。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苏轼诗集》，页1178）这首诗的前六句都是引用石延年生前死后的事迹为典故。 第一句见欧阳修《六一诗话》：「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於书，体兼颜、柳，为世所珍。……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愤然骑一素驴，去如飞。」（《宋诗话全编》，页218），后五句〈施注〉引《欧阳公诗话》：「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岭高峻，人路不通，了无花卉点缀映照，使人以泥裹核桃为弹，抛掷於山岭之上，一二岁间，花发满山，烂如锦绣。」（《苏轼诗集》，页1178）以石延年事铺写为六句，显见苏轼善以典故敷陈的技巧。 第一句见欧阳修《六一诗话》：「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体兼颜、柳，为世所珍。……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愤然骑一素驴，去如飞。」（《宋诗话全编》，页218），后五句〈施注〉引《欧阳公诗话》：「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岭高峻，人路不通，了无花卉点缀映照，使人以泥裹核桃为弹，抛掷于山岭之上，一二岁间，花发满山，烂如锦绣。」（《苏轼诗集》，页1178）以石延年事铺写为六句，显见苏轼善以典故敷陈的技巧。

2.〈破琴诗，并叙〉：「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悬知董庭兰，不识无弦曲。」（《苏轼诗集》，页1769）房次律即唐代房琯，典出《旧唐书‧房琯传》：「此时琯为宰相，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而已。此外，则听董庭兰弹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兰以见琯，自是亦大招纳货贿，奸赃颇甚。颜真卿时为大夫，弹何忌不孝，琯既党何忌，遽托以酒醉入朝，贬为西平郡司马。宪司又奏弹董庭兰招纳货贿，琯入朝自诉，上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关预人事。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言琯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仍以镐代琯为宰相。」（ 《新校本旧唐书》，页3322）苏轼这首〈破琴诗〉借房琯事讽刺刘挚、贾易、朱光庭等人之作为，刘挚最后也如同房琯一样获罪被贬。

3.〈次韵刘景文见寄〉：「莫因老骥思千里，醉后哀歌缺唾壶。」（《苏轼诗集》，页1797）典出《晋书‧王敦传》：「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新校本晋书》，页2557）。

4.〈答陈述古二首：其一〉：「人老簪花却自羞。」（《苏轼诗集》，页641）引用苏轼在杭州所写的〈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苏轼诗集》，页330）为典。

5.〈独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诗集》，页2284）这首诗是苏轼六十二岁被贬到儋州的第一年所写的诗，引用他在黄州贬所所写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东坡词编年笺证》，页332）为典。

6.〈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苏轼诗集》，页331）这二句改写自刘禹锡〈唐郎中宅与诸公同饮酒看牡丹〉诗：「今日花前饮，甘心醉数杯。但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取用原诗情韵，改写诗句。

7.〈吉祥寺赏牡丹〉：「十里珠帘半上钩」（《苏轼诗集》，页331）这二句改写自杜牧〈赠别二首之一〉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取用「十里」、「珠帘」、「卷上」等词汇，改写诗句，但保留原意。

8.〈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诗：「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同七碗茶。」（《苏轼诗集》，页508）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四句之中引用四个人的四件事当作典故。 首句典出《维摩经》：「维摩诘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减。」第二句语出《传灯录》：「乌窠禅师曰：『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阿假外相，汝当为在家菩萨戒施俱修，如谢灵运之流也。』」第三句语出《宋史‧乐志》：「魏文《折杨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第四句语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一椀喉吻润，二椀破孤闷，三椀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灵；七椀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首句典出《维摩经》：「维摩诘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减。」第二句语出《传灯录》：「乌窠禅师曰：『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阿假外相，汝当为在家菩萨戒施俱修，如谢灵运之流也。』」第三句语出《宋史‧乐志》：「魏文《折杨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第四句语出卢同《谢孟谏议寄新茶》：「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参考资料：http://cls.hs.yzu.edu.tw/QTS/HOME.HTM

Answer 3

【概述】
苏轼（1037～1101）北宋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6岁。南宋高宗朝乾通6年，赠太师。眉州（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嘉佑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六，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王安石、曾巩。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
[编辑本段]【苏轼生平】
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编辑本段]【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编辑本段]【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最后终能幸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
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幺，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幺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幺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
[编辑本段]【乌台诗案前后苏轼诗词风格的变化】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参考资料：苏轼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