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效应讨论
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偶像崇拜对青少年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偶像崇拜对社会适应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同时存在。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在偶像崇拜对青少年积极适应的正向影响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后，发现偶像崇拜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对积极适应施加了一个显著的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概念清晰性起到了一个遮掩效应。
换句话说，偶像崇拜始于积极，也能促进青少年的积极适应，但当偶像崇拜程度过高，反而会观察到积极适应水平的下降。这说明偶像崇拜可能对积极适应并没有负向的影响。
但当偶像崇拜程度过高影响到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时，使得其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降低，进而会降低个体的积极适应水平，即所谓的“物极必反”。
在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正向影响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我概念清晰性后，发现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只有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间接作用，这表明偶像崇拜对消极适应的影响完全通过自我概念清晰性来实现。
偶像崇拜始于一定的积极取向，能对个体积极适应产生正面的影响，比如对偶像和粉丝群体的情感依恋为个体带来情感上的寄托，同时缓解现实压力，带来生活的动力和希望。
粉丝群体内部强烈的认同感，使得个体有处于一个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关系和社会身份的获得也丰富自我概念，有助于清晰认识和体验自我。
偶像自身成就、优秀品质和人生态度给青少年带来的榜样示范，指引并激励个体向着理想自我发展。
偶像崇拜带来的积极情绪，以及从偶像和粉丝群体的成就和他人积极反馈中获得的替代性积极体验，都对个体作为自我及与社会的联结产生了积极的效应。
Fiske在《粉都的文化经济》中也提到，粉丝会对其所要存在的粉丝群体进行严格的自主挑选，然后在相应的粉丝社群里进行交谈、传播、填补、重组、再造等行为，在不同粉丝群体中都存在着自己生产和流通的符号内容和粉丝文化。
因此粉丝社群的分界线非常分明，这对粉丝身份的区隔与强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选择与区隔给粉丝提供了对自身社会形象和社会经验做出自利的、功能性的理解的机会。
换言之，通过喜欢和认同某些形象，利用这种状态和态度来获得自我赋权，回归到自我以控制自身某方面特征的意义，使得对自身的某些想法合理化，在适应自我和环境的同时获得自我独立，从而有可能转化为有力的社会行为。
但不可忽视的是，偶像崇拜也会给个体适应带来消极影响，当然，消极影响的来源不局限于个体自身的偶像崇拜行为，也受到偶像和粉丝群体等行为参照有失偏颇的影响，或可能来源于他人对其偶像或粉丝身份的指责与抹黑。
从个体本身的崇拜行为来看，程度越高，其情感投入也越多，越容易陷入盲目认同和过度理想化，使得个体摒弃现实中自我的发展，忽视对自我的关注，逃避在自己构建的乌托邦之中，从而不能正面、清晰地认识自我，进而影响自身对社会的适应。
偶像崇拜程度较高的个体也可能沉溺在自己所构建的与偶像的亲密关系中，为了获得这种亲密关系的确认和满足，企图打破与偶像的遥亲感和边界感，而现实中这种幻想的亲密关系不可能被满足，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等，因此产生不一致感。
此外，偶像和粉丝身份都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他人对粉丝群体的偏见，以阶级思想的精英主义视角来对偶像崇拜内容划分高下，或当他人批判、否定和抹黑其偶像及所在粉丝群体时，个体也会感受到相应的威胁。
而个体自我概念的构建与整合需要他人的评价和反馈，即镜像我的内容，因此这种威胁会影响个体对自我概念内容的整合，进而影响自我对社会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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